管理员工和工作

德鲁克认为，如果我们视员工为人力资源，我们就必须了解这种资源的特性是什么，而当我们把重点分别放在“资源”或“人”上时，会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作为一种资源，人力能为企业所“使用”。然而作为“人”，唯有这个人本身才能充分自我利用，发挥所长。这是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最大的区别。使员工有成就感，使工作富有成效是对管理者永恒的挑战。管理者不只通过知识、能力和技巧来领导员工，同时通过远景、勇气、责任感和诚实正直的品格来领导员工。

在《管理的实践》的结语中，德鲁克给我们带来了一缕思想的清风，他说：“公司不能自称（绝对不可自称）是员工的家、归宿、信仰、生命或命运。公司也不可以干预员工个人的私生活或者员工的公民权。将员工与公司连在一起的，只是一份自愿的、随时可以被取消的聘用合同，而并不是一条神秘的、不可撤销的纽带。”正确地定位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可以为组织和个人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烦恼。那么，个人与组织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组织需要个人为其做出所需的贡献，个人需要把组织当成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工具。”德鲁克用清晰和简单的语言帮助我们理清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要重新审视曼德维尔的那句“私利邪恶成了公共利益”的格言。100年前，曼德维尔的原则被美国全盘接受。然而，时过境迁，20世纪“美国革命”的真正含义是：企业在管理过程中必须把社会利益变成企业的自身利益。管理者必须继续把这个基本信念落实到每一个决策和每一个行为之中。这是管理者最重管理员工和工作

德鲁克认为，如果我们视员工为人力资源，我们就必须了解这种资源的特性是什么，而当我们把重点分别放在“资源”或“人”上时，会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作为一种资源，人力能为企业所“使用”。然而作为“人”，唯有这个人本身才能充分自我利用，发挥所长。这是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最大的区别。使员工有成就感，使工作富有成效是对管理者永恒的挑战。管理者不只通过知识、能力和技巧来领导员工，同时通过远景、勇气、责任感和诚实正直的品格来领导员工。

在《管理的实践》的结语中，德鲁克给我们带来了一缕思想的清风，他说：“公司不能自称（绝对不可自称）是员工的家、归宿、信仰、生命或命运。公司也不可以干预员工个人的私生活或者员工的公民权。将员工与公司连在一起的，只是一份自愿的、随时可以被取消的聘用合同，而并不是一条神秘的、不可撤销的纽带。”正确地定位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可以为组织和个人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烦恼。那么，个人与组织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组织需要个人为其做出所需的贡献，个人需要把组织当成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工具。”德鲁克用清晰和简单的语言帮助我们理清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要重新审视曼德维尔的那句“私利邪恶成了公共利益”的格言。100年前，曼德维尔的原则被美国全盘接受。然而，时过境迁，20世纪“美国革命”的真正含义是：企业在管理过程中必须把社会利益变成企业的自身利益。管理者必须继续把这个基本信念落实到每一个决策和每一个行为之中。这是管理者最重要的终极责任。

管理的终极之善是改变他人的生活。要的终极责任。

管理的终极之善是改变他人的生活。德鲁克眼中的世界

给《大师的轨迹》写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杰克·贝蒂是研究德鲁克的权威人士。他曾做过美国《大西洋月刊》的编辑，为了撰写《大师的轨迹》一书，他研究了大量关于德鲁克的史料，还多次登门拜访德鲁克以求证一些事件的细节。该书对德鲁克的研究从1914年到1994年，地点从奥地利、德国、英国到美国和日本，内容涉及德鲁克的25本主要著作，涵盖了德鲁克在政治、经济、社会和管理等方面的思想。所以我认为，用“大师的轨迹”来概括该书丰富的内容是合适的。第一次看到该书，是2000年在彼得·德鲁克管理研究生院学习时，我偶然翻到Chapter 6 Ivetig Maagemet（第6章“发明管理的人”），一下就被作者优美的文字和翔实的史料吸引住了。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给我这个机会和读者来分享该书的精彩篇章。

彼得·德鲁克最早的记忆始于1914年8月奥匈帝国的维也纳，他只有5岁，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德鲁克的童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度过的。战争带来的不仅有恐惧，还有饥饿。德鲁克在他的自传《旁观者》中意味深长地说道：“像每个维也纳孩子一样，我也是赫伯特·胡佛救的。他的食物赈济组织提供了学校午餐，这些午餐使我后来一直对麦片粥和可可茶厌恶之极——但是毫无疑问，这德鲁克眼中的世界

给《大师的轨迹》写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杰克·贝蒂是研究德鲁克的权威人士。他曾做过美国《大西洋月刊》的编辑，为了撰写《大师的轨迹》一书，他研究了大量关于德鲁克的史料，还多次登门拜访德鲁克以求证一些事件的细节。该书对德鲁克的研究从1914年到1994年，地点从奥地利、德国、英国到美国和日本，内容涉及德鲁克的25本主要著作，涵盖了德鲁克在政治、经济、社会和管理等方面的思想。所以我认为，用“大师的轨迹”来概括该书丰富的内容是合适的。第一次看到该书，是2000年在彼得·德鲁克管理研究生院学习时，我偶然翻到Chapter 6 Ivetig Maagemet（第6章“发明管理的人”），一下就被作者优美的文字和翔实的史料吸引住了。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给我这个机会和读者来分享该书的精彩篇章。

彼得·德鲁克最早的记忆始于1914年8月奥匈帝国的维也纳，他只有5岁，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德鲁克的童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度过的。战争带来的不仅有恐惧，还有饥饿。德鲁克在他的自传《旁观者》中意味深长地说道：“像每个维也纳孩子一样，我也是赫伯特·胡佛救的。他的食物赈济组织提供了学校午餐，这些午餐使我后来一直对麦片粥和可可茶厌恶之极——但是毫无疑问，这些东西拯救了我的生命，也拯救了欧洲大陆数百万孩子的生命。”奥匈帝国的政府对在饥饿中挣扎的臣民毫无帮助，而一个外国的“组织”却能拯救他们的生命。这也就是德鲁克把组织看作一种人类创造性工具这一概念形成的根源。同时，也能使我们理解，为什么德鲁克在一生中始终以不同的形式帮助非营利组织。他坚信：非营利组织的使命在于改变人类的生活。

德鲁克的父亲阿道夫·德鲁克是一位经济学家，美籍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创新理论的鼻祖约瑟夫·熊彼特就是阿道夫·德鲁克的学生。彼得·德鲁克的母亲卡罗琳学的是医学——这在当时的奥地利妇女中非常少见。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在德鲁克的管理学中有许多医学的类比。德鲁克把“企业”看作一个有机体，是社会的“器官”，而器官的寿命不会长于它效力的机体。这样的家庭背景也使我们能理解为什么德鲁克把理想的管理者比喻成乐队的指挥。

德鲁克17岁时去了德国的汉堡，他本应在汉堡大学学习法律，结果，他在汉堡一年半的时间里，一次法学课都没有听过。每个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他都在汉堡的市立图书馆读书。他每周去一次汉堡歌剧院，在那儿，他有了一次改变人生的经历。19世纪意大利伟大的作曲家威尔第（Verdi）所作的最后一部歌剧《福斯塔夫》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对于来自音乐之乡的德鲁克来说，这部歌剧的完美使他感到震撼（德鲁克的父亲阿道夫·德鲁克创办了“萨尔斯堡音乐节”）。德鲁克到图书馆去查找威尔第的背景资料，他惊奇地发现，威尔第于1883年（时年80岁，当时欧洲男子的平均寿命只有50岁）谱写了他最后一部歌剧《福斯塔夫》。威尔第在谈到创作最后一部歌些东西拯救了我的生命，也拯救了欧洲大陆数百万孩子的生命。”奥匈帝国的政府对在饥饿中挣扎的臣民毫无帮助，而一个外国的“组织”却能拯救他们的生命。这也就是德鲁克把组织看作一种人类创造性工具这一概念形成的根源。同时，也能使我们理解，为什么德鲁克在一生中始终以不同的形式帮助非营利组织。他坚信：非营利组织的使命在于改变人类的生活。

德鲁克的父亲阿道夫·德鲁克是一位经济学家，美籍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创新理论的鼻祖约瑟夫·熊彼特就是阿道夫·德鲁克的学生。彼得·德鲁克的母亲卡罗琳学的是医学——这在当时的奥地利妇女中非常少见。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在德鲁克的管理学中有许多医学的类比。德鲁克把“企业”看作一个有机体，是社会的“器官”，而器官的寿命不会长于它效力的机体。这样的家庭背景也使我们能理解为什么德鲁克把理想的管理者比喻成乐队的指挥。

德鲁克17岁时去了德国的汉堡，他本应在汉堡大学学习法律，结果，他在汉堡一年半的时间里，一次法学课都没有听过。每个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他都在汉堡的市立图书馆读书。他每周去一次汉堡歌剧院，在那儿，他有了一次改变人生的经历。19世纪意大利伟大的作曲家威尔第（Verdi）所作的最后一部歌剧《福斯塔夫》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对于来自音乐之乡的德鲁克来说，这部歌剧的完美使他感到震撼（德鲁克的父亲阿道夫·德鲁克创办了“萨尔斯堡音乐节”）。德鲁克到图书馆去查找威尔第的背景资料，他惊奇地发现，威尔第于1883年（时年80岁，当时欧洲男子的平均寿命只有50岁）谱写了他最后一部歌剧《福斯塔夫》。威尔第在谈到创作最后一部歌剧《福斯塔夫》时说道：“我一生都是音乐家，且一直极力达到完美的境界，而我一直很困惑自己是否已达到这个境界，只是下定了决心再努力一试。”这段话成了德鲁克一生追求完美的座右铭。德鲁克立下誓言：如果我能活到80岁，我就要写到80岁。德鲁克以他的实际行动履行了他的诺言，他在85～95岁这10年中，又出版了10本著作，以每年一本的速度为人类贡献他的智慧！

德鲁克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方面的精深造诣不是因为他的才智，而是因为他的勤奋。德鲁克每隔三四年的时间会选择一个新的主题来研究。它们可能是统计学、中古史、日本艺术或经济学。60多年来，德鲁克仍然保持着每隔一段时间选择一个主题来研究的习惯。他身体力行地实践着“活到老，学到老”的准则。

1939年，德鲁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经济人的末日》。在该书中，他深入剖析了法西斯主义的荒谬性：“它是反自由的，但同时又是反保守的；反宗教而又反无神论；反资本主义又反社会主义；反战争又反和平；反对大企业，却又反对工匠和小店主。”“极权主义发源于整个西方普遍的价值崩溃、信仰崩溃和制度崩溃。”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为西方社会未来而进行的内战”。1940年在法国沦陷后，英国首相丘吉尔把该书列为英国军官学校的必读书，并在伦敦《泰晤士报》上撰文，高度评价德鲁克的洞察力和对法西斯极权主义的深刻批判。

德鲁克后来转入法兰克福大学学习法律，他获得了法兰克福大学的国际法和公共法博士学位。德鲁克在德国读法律的真正收获是他遇到了一位德国姑娘——多丽丝·施米茨，后来成为陪伴他终生的妻子剧《福斯塔夫》时说道：“我一生都是音乐家，且一直极力达到完美的境界，而我一直很困惑自己是否已达到这个境界，只是下定了决心再努力一试。”这段话成了德鲁克一生追求完美的座右铭。德鲁克立下誓言：如果我能活到80岁，我就要写到80岁。德鲁克以他的实际行动履行了他的诺言，他在85～95岁这10年中，又出版了10本著作，以每年一本的速度为人类贡献他的智慧！

德鲁克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方面的精深造诣不是因为他的才智，而是因为他的勤奋。德鲁克每隔三四年的时间会选择一个新的主题来研究。它们可能是统计学、中古史、日本艺术或经济学。60多年来，德鲁克仍然保持着每隔一段时间选择一个主题来研究的习惯。他身体力行地实践着“活到老，学到老”的准则。

1939年，德鲁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经济人的末日》。在该书中，他深入剖析了法西斯主义的荒谬性：“它是反自由的，但同时又是反保守的；反宗教而又反无神论；反资本主义又反社会主义；反战争又反和平；反对大企业，却又反对工匠和小店主。”“极权主义发源于整个西方普遍的价值崩溃、信仰崩溃和制度崩溃。”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为西方社会未来而进行的内战”。1940年在法国沦陷后，英国首相丘吉尔把该书列为英国军官学校的必读书，并在伦敦《泰晤士报》上撰文，高度评价德鲁克的洞察力和对法西斯极权主义的深刻批判。

德鲁克后来转入法兰克福大学学习法律，他获得了法兰克福大学的国际法和公共法博士学位。德鲁克在德国读法律的真正收获是他遇到了一位德国姑娘——多丽丝·施米茨，后来成为陪伴他终生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