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选取精确的量表，并多用相对判断

假设你是民事审判案件中的一名陪审员。你目前所掌握的证据大致如下，你要据此做出判断。

琼·格洛弗（Joa Glover）诉Geeral Assistace公司案

一个名叫琼·格洛弗的6岁小女孩吞下了大量非处方抗过敏药AllerFree，需要住院治疗很长时间。大剂量的药物使她的呼吸系统变得很脆弱，因此她很容易患上哮喘、肺气肿一类呼吸系统疾病。AllerFree药瓶的儿童安全盖设计是有问题的。

AllerFree的生产商是Geeral Assistace公司，这是一家年利润为1亿～2亿美元的大型制药公司，生产各类非处方药。美国的一项联邦法规规定，所有药瓶都必须使用儿童安全盖。Geeral Assistace公司完全无视该法规的初衷，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一种故障率比其他产品高很多的儿童安全盖。该公司的一份内部文件提到“这种愚蠢、完全没必要的联邦法规就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并说他们受到惩罚的风险很低。该文件还提到：“就算是因为违反了这个法第15章

选取精确的量表，并多用相对判断

假设你是民事审判案件中的一名陪审员。你目前所掌握的证据大致如下，你要据此做出判断。

琼·格洛弗（Joa Glover）诉Geeral Assistace公司案

一个名叫琼·格洛弗的6岁小女孩吞下了大量非处方抗过敏药AllerFree，需要住院治疗很长时间。大剂量的药物使她的呼吸系统变得很脆弱，因此她很容易患上哮喘、肺气肿一类呼吸系统疾病。AllerFree药瓶的儿童安全盖设计是有问题的。

AllerFree的生产商是Geeral Assistace公司，这是一家年利润为1亿～2亿美元的大型制药公司，生产各类非处方药。美国的一项联邦法规规定，所有药瓶都必须使用儿童安全盖。Geeral Assistace公司完全无视该法规的初衷，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一种故障率比其他产品高很多的儿童安全盖。该公司的一份内部文件提到“这种愚蠢、完全没必要的联邦法规就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并说他们受到惩罚的风险很低。该文件还提到：“就算是因为违反了这个法规而受到惩罚，那也是极其轻微的，不过就是要求我们今后提高保护盖的安全性而已。”尽管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名官员曾就该公司的安全盖问题提出警告，但该公司仍决定不采取任何纠正措施。

接下来，请你认真思考，然后做出三个判断。规而受到惩罚，那也是极其轻微的，不过就是要求我们今后提高保护盖的安全性而已。”尽管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名官员曾就该公司的安全盖问题提出警告，但该公司仍决定不采取任何纠正措施。

接下来，请你认真思考，然后做出三个判断。琼·格洛弗的故事是本书的两位作者卡尼曼、桑斯坦以及我们的朋友兼合作者戴维·施卡德（David Schkade）在1998年报告过的一项研究中使用过的例子，但略微做了简化。我们将在本章详细介绍这项研究，希望你能体验其中的一项任务，因为目前我们已将这项研究视为噪声审查的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案例，而且它重现了本书的多个主题。

本章的重点是介绍反应量表（respose scale）的作用，它是最为普遍的一种噪声来源。人们的判断有所不同，可能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判断有实质性的差异，而是因为他们使用量表的方式不同。假设你对员工绩效进行评级，在0～6分的量表上，你评了4分，在你看来这是很不错的分数。但是，对于相同的量表，有人可能觉得3分就已经是不错的分数了。“量表”的描述模糊不清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已有很多研究分析了“高度怀疑”“清晰而有说服力的证据”“出色的表现”“不太可能发生”等模糊表达所引起的沟通障碍。用这样的短语表达的判断不可避免会产生噪声，因为说者和听者对它们的理解是不同的。

在琼·格洛弗案件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表述不够清晰的量表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该研究的主题是经陪审团裁决的惩罚性损害赔偿中存在的噪声。从琼·格洛弗案的第三个问题可以看出，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法律允许陪审团在民事案件中要求行为特别恶劣的被告履行惩罚性损害赔偿。惩罚性损害赔偿是对补偿性损害赔偿的补充，目的是进一步补偿受害者。像琼·格洛弗案那样，当某种产品已经造成伤害且原告成功地起诉了该公司时，被告公司将给予原告经济补偿，琼·格洛弗的故事是本书的两位作者卡尼曼、桑斯坦以及我们的朋友兼合作者戴维·施卡德（David Schkade）在1998年报告过的一项研究中使用过的例子，但略微做了简化。我们将在本章详细介绍这项研究，希望你能体验其中的一项任务，因为目前我们已将这项研究视为噪声审查的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案例，而且它重现了本书的多个主题。

本章的重点是介绍反应量表（respose scale）的作用，它是最为普遍的一种噪声来源。人们的判断有所不同，可能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判断有实质性的差异，而是因为他们使用量表的方式不同。假设你对员工绩效进行评级，在0～6分的量表上，你评了4分，在你看来这是很不错的分数。但是，对于相同的量表，有人可能觉得3分就已经是不错的分数了。“量表”的描述模糊不清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已有很多研究分析了“高度怀疑”“清晰而有说服力的证据”“出色的表现”“不太可能发生”等模糊表达所引起的沟通障碍。用这样的短语表达的判断不可避免会产生噪声，因为说者和听者对它们的理解是不同的。

在琼·格洛弗案件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表述不够清晰的量表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该研究的主题是经陪审团裁决的惩罚性损害赔偿中存在的噪声。从琼·格洛弗案的第三个问题可以看出，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法律允许陪审团在民事案件中要求行为特别恶劣的被告履行惩罚性损害赔偿。惩罚性损害赔偿是对补偿性损害赔偿的补充，目的是进一步补偿受害者。像琼·格洛弗案那样，当某种产品已经造成伤害且原告成功地起诉了该公司时，被告公司将给予原告经济补偿，用于支付原告的医疗费用、弥补原告的收入损失等。同时，原告也可能会获得惩罚性损害赔偿，用于警告被告以及与被告有相似行为的公司。在此案中，Geeral Assistace公司的行为显然应该受到惩罚，陪审团要求该公司履行惩罚性损害赔偿属于合理的诉讼请求。

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它的不可预测性。同样的不当行为造成的损害程度不同，因此相应的惩罚也没有统一的标准。用本书的术语来说，这个系统是有噪声的。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常常被驳回，即使得到批准，其赔偿金额也不会使总金额相较于补偿性损害赔偿的金额有太多增加。但也存在一些例外，有些案件中，陪审团所裁定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额高得离谱，令人瞠目结舌。一个耳熟能详的例子是，一家汽车经销商被处以400万美元的惩罚性损害赔偿，理由是该公司未告知原告，他们售卖的新宝马车是重新喷过漆的。

我们对惩罚性损害赔偿进行了研究，邀请了899名参与者对琼·格洛弗案以及其他9起类似案件进行了评估。在这些案件中，原告都受到了损害，并起诉了据称应负相应责任的公司。与你刚刚体验的过程不同，在本项研究中，参与者仅需针对这10起案件回答上述3个问题（愤怒程度、惩罚意向和赔偿金额）中的1个。然后，参与者被进一步划分为不同的小组，并被告知每起案件的一个版本。在这些不同版本的案件中，原告遭受伤害的程度和被告公司的收入水平均有所不同，实验条件总共有28种。该研究的目标是验证与惩罚性损害赔偿有关的一个心理学理论，并考察金钱量表（在该实验中以美元为单位）在这套法律体系中，作为噪声的主要来源所起的作用。用于支付原告的医疗费用、弥补原告的收入损失等。同时，原告也可能会获得惩罚性损害赔偿，用于警告被告以及与被告有相似行为的公司。在此案中，Geeral Assistace公司的行为显然应该受到惩罚，陪审团要求该公司履行惩罚性损害赔偿属于合理的诉讼请求。

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它的不可预测性。同样的不当行为造成的损害程度不同，因此相应的惩罚也没有统一的标准。用本书的术语来说，这个系统是有噪声的。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常常被驳回，即使得到批准，其赔偿金额也不会使总金额相较于补偿性损害赔偿的金额有太多增加。但也存在一些例外，有些案件中，陪审团所裁定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额高得离谱，令人瞠目结舌。一个耳熟能详的例子是，一家汽车经销商被处以400万美元的惩罚性损害赔偿，理由是该公司未告知原告，他们售卖的新宝马车是重新喷过漆的。

我们对惩罚性损害赔偿进行了研究，邀请了899名参与者对琼·格洛弗案以及其他9起类似案件进行了评估。在这些案件中，原告都受到了损害，并起诉了据称应负相应责任的公司。与你刚刚体验的过程不同，在本项研究中，参与者仅需针对这10起案件回答上述3个问题（愤怒程度、惩罚意向和赔偿金额）中的1个。然后，参与者被进一步划分为不同的小组，并被告知每起案件的一个版本。在这些不同版本的案件中，原告遭受伤害的程度和被告公司的收入水平均有所不同，实验条件总共有28种。该研究的目标是验证与惩罚性损害赔偿有关的一个心理学理论，并考察金钱量表（在该实验中以美元为单位）在这套法律体系中，作为噪声的主要来源所起的作用。愤怒让我们快速启动快思考系统

几个世纪以来，哲学家和法学家一直在争论如何确定公正的惩罚。但是，我们的假设是，这一困扰哲学家的问题对普通人来说很好解决，因为后者会用一个简单的问题代替困难的问题，从而简化任务。当有人问你，Geeral Assistace公司应该被处以多少数额的罚款时，你会直接选择回答“我有多生气”这个简单的问题。因此，惩罚倾向的强度就与愤怒程度匹配了起来。

为了验证这种愤怒假设，我们要求不同小组的参与者要么回答惩罚倾向问题，要么回答愤怒程度问题。然后，我们比较了该研究中28种实验条件下参与者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平均评分。正如假设所预期的，愤怒程度和惩罚倾向的平均评分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98（PC=94%）。这种高相关性支持了愤怒假设，即愤怒情绪是惩罚倾向的主要决定因素。

愤怒是惩罚倾向的主要驱动力，但并不是唯一的驱动力。你是否意识到，在琼·格洛弗的故事中，相比对愤怒程度进行评级，你对惩罚倾向进行评级时，有一个细节吸引了你的更多注意？如果你意识到了，我们猜这个细节应该就是琼受到的伤害。在不清楚后果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判定某种行为是否令人发指，例如本案中Geeral Assistace公司的行为就属于此类。而判断惩罚倾向的直觉性思维往往带有报应的色彩，报应粗略的表现就是“以牙还牙”原则。对报应的这种强烈渴望解释了为什么法律和陪审团对谋杀未遂和谋杀已遂的态度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如果一个意图行凶之人“有幸”杀人未遂，他受到的惩罚将轻得多。愤怒让我们快速启动快思考系统

几个世纪以来，哲学家和法学家一直在争论如何确定公正的惩罚。但是，我们的假设是，这一困扰哲学家的问题对普通人来说很好解决，因为后者会用一个简单的问题代替困难的问题，从而简化任务。当有人问你，Geeral Assistace公司应该被处以多少数额的罚款时，你会直接选择回答“我有多生气”这个简单的问题。因此，惩罚倾向的强度就与愤怒程度匹配了起来。

为了验证这种愤怒假设，我们要求不同小组的参与者要么回答惩罚倾向问题，要么回答愤怒程度问题。然后，我们比较了该研究中28种实验条件下参与者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平均评分。正如假设所预期的，愤怒程度和惩罚倾向的平均评分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98（PC=94%）。这种高相关性支持了愤怒假设，即愤怒情绪是惩罚倾向的主要决定因素。

愤怒是惩罚倾向的主要驱动力，但并不是唯一的驱动力。你是否意识到，在琼·格洛弗的故事中，相比对愤怒程度进行评级，你对惩罚倾向进行评级时，有一个细节吸引了你的更多注意？如果你意识到了，我们猜这个细节应该就是琼受到的伤害。在不清楚后果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判定某种行为是否令人发指，例如本案中Geeral Assistace公司的行为就属于此类。而判断惩罚倾向的直觉性思维往往带有报应的色彩，报应粗略的表现就是“以牙还牙”原则。对报应的这种强烈渴望解释了为什么法律和陪审团对谋杀未遂和谋杀已遂的态度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如果一个意图行凶之人“有幸”杀人未遂，他受到的惩罚将轻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