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影响到西方世界社会和政治基础的危机。所有西方各国通行的价值观、信仰和制度都在分崩离析，而在其废墟上，极权主义得以蔓延滋长、大行其道。当前这场战争实际上是西方社会追求美好未来的一场内战，它不可能（除了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仅仅通过打退外来入侵者来赢得胜利。这表明解决之道就存在于我们的社会内部：在于从原有成熟的自由原则出发构建新制度的过程中，在于新的社会权力组织形式的萌生过程中，总之在于我们再次思考和重塑我们的社会基础之际。这场战争最终（我希望也是最后）的爆发带来了巨大动荡，要理解这种动荡的性质和特征，就必须把所有浅薄浮夸的理论都拒之门外，这些理论将这场战争和纳粹对社会的极权主义威胁，归结为德国人（日本人、意大利人）的“民族性”，归结为德国的历史走向，归结为德国人特定的信仰或制度。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因素的确存在，甚至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凡尔赛和平、德国出现的通货膨胀、希特勒在维也纳帝国度过的失落童年——所有这些都有一定影响。但是，它们仅仅解释了某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是谁做的，却并未解释为什么发生和最终的结果如何。

毋庸置疑，过去50年来，德国成了欧洲的“地质断层带”——在这里每一次骚动都将演化为一次地震。但是，法国在之前的100年时间内实际上也同样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在这两个例子中，失去平衡、倾向暴政和诉求侵略都有其深刻的背景原因。它们与民族性完全没有任何关系。极权主义在任何工业国中都有可能发生，如果它并非首先发生在德国，那它可能在欧洲其他地方起源。魏玛共和制在德国和影响到西方世界社会和政治基础的危机。所有西方各国通行的价值观、信仰和制度都在分崩离析，而在其废墟上，极权主义得以蔓延滋长、大行其道。当前这场战争实际上是西方社会追求美好未来的一场内战，它不可能（除了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仅仅通过打退外来入侵者来赢得胜利。这表明解决之道就存在于我们的社会内部：在于从原有成熟的自由原则出发构建新制度的过程中，在于新的社会权力组织形式的萌生过程中，总之在于我们再次思考和重塑我们的社会基础之际。这场战争最终（我希望也是最后）的爆发带来了巨大动荡，要理解这种动荡的性质和特征，就必须把所有浅薄浮夸的理论都拒之门外，这些理论将这场战争和纳粹对社会的极权主义威胁，归结为德国人（日本人、意大利人）的“民族性”，归结为德国的历史走向，归结为德国人特定的信仰或制度。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因素的确存在，甚至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凡尔赛和平、德国出现的通货膨胀、希特勒在维也纳帝国度过的失落童年——所有这些都有一定影响。但是，它们仅仅解释了某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是谁做的，却并未解释为什么发生和最终的结果如何。

毋庸置疑，过去50年来，德国成了欧洲的“地质断层带”——在这里每一次骚动都将演化为一次地震。但是，法国在之前的100年时间内实际上也同样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在这两个例子中，失去平衡、倾向暴政和诉求侵略都有其深刻的背景原因。它们与民族性完全没有任何关系。极权主义在任何工业国中都有可能发生，如果它并非首先发生在德国，那它可能在欧洲其他地方起源。魏玛共和制在德国的掌权，无疑是由于20世纪德国所具备的某些特质。希特勒主义的很多内容都是19世纪或20世纪德国所特有的。但是，希特勒主义无论多么惊人、多么壮观，德国卓绝一世的事业和特有的德国现象都只是问题的表象。它们解释了希特勒主义的“如何”甚至是“何时”的问题，但并未回答为何这样以及事实怎样的问题。

法国极权主义毫无疑问在很多方面与德国有所不同，比如其口号、具体制度和特定的表现等。它们也与当时西班牙或者捷克斯洛伐[1]克的极权主义大不相同。但是，如果它们所接受的基本原则一样，那么在本质上它们的区别也就微乎其微了。这些原则并非“必然”，在民族性、历史或者制度结构方面都很难发现这些原则的影子。它们都经过了刻意的、有目的的选择，它们是被赋予了自由意志的人们的选择。

民族性无疑是存在的。然而，它通常表现为行为方式的某种倾向——或不紧不慢或心急如焚，或谋定而后动或临时抱佛脚，或感性灵动或理性自持，或深刻透彻或肤浅草率。换句话说，民族气质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它并未给我们揭示出任何真正的行为本质，而只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说某人是肤浅草率的，而另外某人是深刻透彻的，但这个事实本身并未告诉我们谁更可能犯罪。除了一个民族或者种族的性格倾向，对于某种类型的人、某种类型的职业和某种类型的行为，存在一些有意识或者传统上认为的社会性优劣判断。正是我们通常所谓的社会“理想类型”，被错误地认为是“民族性”。但是，社会“理想类型”的变化是如此频繁、迅速并且令人难以捉摸，这是其他一切都难以企及的。昨天曾经非常受欢迎的东西，例如所有欧洲人长的掌权，无疑是由于20世纪德国所具备的某些特质。希特勒主义的很多内容都是19世纪或20世纪德国所特有的。但是，希特勒主义无论多么惊人、多么壮观，德国卓绝一世的事业和特有的德国现象都只是问题的表象。它们解释了希特勒主义的“如何”甚至是“何时”的问题，但并未回答为何这样以及事实怎样的问题。

法国极权主义毫无疑问在很多方面与德国有所不同，比如其口号、具体制度和特定的表现等。它们也与当时西班牙或者捷克斯洛伐[1]克的极权主义大不相同。但是，如果它们所接受的基本原则一样，那么在本质上它们的区别也就微乎其微了。这些原则并非“必然”，在民族性、历史或者制度结构方面都很难发现这些原则的影子。它们都经过了刻意的、有目的的选择，它们是被赋予了自由意志的人们的选择。

民族性无疑是存在的。然而，它通常表现为行为方式的某种倾向——或不紧不慢或心急如焚，或谋定而后动或临时抱佛脚，或感性灵动或理性自持，或深刻透彻或肤浅草率。换句话说，民族气质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它并未给我们揭示出任何真正的行为本质，而只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说某人是肤浅草率的，而另外某人是深刻透彻的，但这个事实本身并未告诉我们谁更可能犯罪。除了一个民族或者种族的性格倾向，对于某种类型的人、某种类型的职业和某种类型的行为，存在一些有意识或者传统上认为的社会性优劣判断。正是我们通常所谓的社会“理想类型”，被错误地认为是“民族性”。但是，社会“理想类型”的变化是如此频繁、迅速并且令人难以捉摸，这是其他一切都难以企及的。昨天曾经非常受欢迎的东西，例如所有欧洲人长期以来一直误以为是美国民族性真实代表的美国银行家，到今天却已经风光不再。在每一个欧洲国家的历史上，“理想类型”都经历了多次变化。对于希特勒主义，唯一有把握可以说的事，如果确实存在，就是纳粹领袖从来就没有成为过德国社会的“理想类型”，无论是在其背景方面，还是在其个性、等级优先性、职业、行为或是信仰方面，纳粹领袖的这种类型以前都从未普遍化过。但它告诉我们什么呢？纳粹主义是一种革命？这纯粹是一句众所周知的废话而已，除此之外，它还能在革命的特性、根源及其意义方面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除了让我们知道德国有着与其他民族一样的革命能力之外，它没有再进一步告诉我们有关德国民族性的任何东西。

一般来说，那些接受了民族性解释的人也就对于希特勒教义有着天然的亲和接受力。因为在关于一个民族性不可避免和亘古不变的理论与关于种族的生生不息与不可改变的理论之间，实在是半斤八两、差别甚微。一旦接受了这一点，那么离那种民族或种族天生优越论也就近在咫尺。为了战胜纳粹主义，我们必须采取传统的宽容原则立场，这种原则认为在德性方面，无论种族、民族或肤色如何，世界上的民众都差别无几。这本身不能解答纳粹主义源流——除了在纯粹个体性伦理领域。这种原则也不是政治行动的基础，因为政治和社会生活模式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先天属性，而不过是伦理原则、客观现实以及伦理原则在客观现实组织上的应用——政治制度。原则和现实都与普通人的先天品性无关——原则是人类自由意志的抉择，而现实则是受制于外部的状况。但是两者都同样与什么民族性或种族性毫无关系。期以来一直误以为是美国民族性真实代表的美国银行家，到今天却已经风光不再。在每一个欧洲国家的历史上，“理想类型”都经历了多次变化。对于希特勒主义，唯一有把握可以说的事，如果确实存在，就是纳粹领袖从来就没有成为过德国社会的“理想类型”，无论是在其背景方面，还是在其个性、等级优先性、职业、行为或是信仰方面，纳粹领袖的这种类型以前都从未普遍化过。但它告诉我们什么呢？纳粹主义是一种革命？这纯粹是一句众所周知的废话而已，除此之外，它还能在革命的特性、根源及其意义方面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除了让我们知道德国有着与其他民族一样的革命能力之外，它没有再进一步告诉我们有关德国民族性的任何东西。

一般来说，那些接受了民族性解释的人也就对于希特勒教义有着天然的亲和接受力。因为在关于一个民族性不可避免和亘古不变的理论与关于种族的生生不息与不可改变的理论之间，实在是半斤八两、差别甚微。一旦接受了这一点，那么离那种民族或种族天生优越论也就近在咫尺。为了战胜纳粹主义，我们必须采取传统的宽容原则立场，这种原则认为在德性方面，无论种族、民族或肤色如何，世界上的民众都差别无几。这本身不能解答纳粹主义源流——除了在纯粹个体性伦理领域。这种原则也不是政治行动的基础，因为政治和社会生活模式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先天属性，而不过是伦理原则、客观现实以及伦理原则在客观现实组织上的应用——政治制度。原则和现实都与普通人的先天品性无关——原则是人类自由意志的抉择，而现实则是受制于外部的状况。但是两者都同样与什么民族性或种族性毫无关系。如果民族性的解释不能成立，那么各种民族历史的解释就毫无意义。如果德国没有发展出纳粹主义，而是发展了德国版本的甘地和平主义，那么我们现在将可以看到很多书籍都会滔滔不绝地谈论关于宗教改革运动、路德、康德、贝多芬或者F.W.福斯特等的观点，这种发展是多么地“不可避免”。在1927年的德国，和平主义忠诚者的数量远胜于纳粹忠诚分子。而如果英国人发展了极权主义哲学，那么那些伪历史学家就会逮着亨利八世、克伦威尔、霍布斯、边沁、卡莱尔、斯宾塞和博赞基特等狠命挖掘。在许多国家，伟大的历史人物、伟大的思想家的思想和行为都将被曲解为某种“必然性”，同时，却又得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对立结论。一个世纪前，英国和美国都有这样一个惯例，在每一本历史书籍中都以大段的赞美诗开篇，赞美在阿米尼斯、路德和腓特烈大帝等人物身上所体现的日耳曼人的高贵品质如何引领着欧洲挣脱拉丁暴政的统治，让自由重见天日，其后的敌人来自法国和天主教会。现在，则有纳粹主义的危险横亘面前。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理论——认为希特勒的暴政是必然的，因为罗马帝国的文明辉煌从来没有照耀到北部德国使之跟上文明的步伐，再加上路德的宗教改革摧毁了中世纪的天主教文化。然而，面对挪威人，或者面对尽管罗马化程度更低但同样属于新教的苏格兰人或荷兰人，这种理论做何解释又如何自圆其说呢？

实际上，这些尤其让人目瞪口呆的纳粹教义和口号，其直接先驱者几乎都不是德国人。极权主义最早而且最一以贯之的哲学家是法国人奥古斯特·孔德—19世纪最具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孔德是第一个将思考的目光集中投射到工业的思想家，这一点非常重要。他的极权主义，尤其是他那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道德自由所充斥的愤恨，都如果民族性的解释不能成立，那么各种民族历史的解释就毫无意义。如果德国没有发展出纳粹主义，而是发展了德国版本的甘地和平主义，那么我们现在将可以看到很多书籍都会滔滔不绝地谈论关于宗教改革运动、路德、康德、贝多芬或者F.W.福斯特等的观点，这种发展是多么地“不可避免”。在1927年的德国，和平主义忠诚者的数量远胜于纳粹忠诚分子。而如果英国人发展了极权主义哲学，那么那些伪历史学家就会逮着亨利八世、克伦威尔、霍布斯、边沁、卡莱尔、斯宾塞和博赞基特等狠命挖掘。在许多国家，伟大的历史人物、伟大的思想家的思想和行为都将被曲解为某种“必然性”，同时，却又得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对立结论。一个世纪前，英国和美国都有这样一个惯例，在每一本历史书籍中都以大段的赞美诗开篇，赞美在阿米尼斯、路德和腓特烈大帝等人物身上所体现的日耳曼人的高贵品质如何引领着欧洲挣脱拉丁暴政的统治，让自由重见天日，其后的敌人来自法国和天主教会。现在，则有纳粹主义的危险横亘面前。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理论——认为希特勒的暴政是必然的，因为罗马帝国的文明辉煌从来没有照耀到北部德国使之跟上文明的步伐，再加上路德的宗教改革摧毁了中世纪的天主教文化。然而，面对挪威人，或者面对尽管罗马化程度更低但同样属于新教的苏格兰人或荷兰人，这种理论做何解释又如何自圆其说呢？

实际上，这些尤其让人目瞪口呆的纳粹教义和口号，其直接先驱者几乎都不是德国人。极权主义最早而且最一以贯之的哲学家是法国人奥古斯特·孔德—19世纪最具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孔德是第一个将思考的目光集中投射到工业的思想家，这一点非常重要。他的极权主义，尤其是他那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道德自由所充斥的愤恨，都源于要围绕工业制造商来组织社会的企图。激进的反犹太种族主义也起源于法国，它是由戈宾诺首次宣示提出的；而戈宾诺自己，又是法国那样一支长长政治思想家队伍的嫡传弟子，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将法国社会秩序及其正当性用不同社会阶层的种族起源和不同种族天生的优劣性来加以解释和辨识。他们甚至像纳粹那样，披着同样“科[2]学主义”的外衣而大放厥词。拿破仑叔侄俩所制定的对外政策原则，大多数被希特勒所吸收采纳；而这叔侄俩则是从奉行强权政治哲学的马基雅维利以及精明狡诈的威尼斯和荷兰政治家们那里寻找思想泉源。“上帝特选子民”的概念诚然是从犹太人那里直接拿来的，却又被凶残恶毒地用作反对犹太人本身的理由。而美国人威廉·詹姆斯所首创的非经济的等级制度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被纳粹偷来用作建立其纳粹集团及其组织的基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是许多思想沦落的典型方式，詹姆斯首次在一篇题为“战争的道德价值”的文章中提出这一思想的初衷，却是探讨如何构建永久和平。“地缘政治学”的基础是一位英国海军上将奠定的，而现代总体战争的经济则是1917年的美国战时工业委员会首先拟制。让戈宾诺、詹姆斯或者其他什么人对纳粹使用或滥用其理论的行为负责，这显然就像仅仅因为很多著作家和政治家的国籍，就称他们为先天的法西斯主义者或必然的法西斯主义者一样荒谬可笑。同样，要想从德国历史中去追踪某种必然性的逻辑，这样的做法同样愚蠢可笑。我们既然能够确认各种欧洲文化都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同时也存在广泛持久的交流接触，那么那些关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先天特性”的论说如何能站得住脚？

事实上，每一个国家在其历史和民族特性中都存在着为善和造恶的无限能力；每一种正面行为或负面行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先例和权源于要围绕工业制造商来组织社会的企图。激进的反犹太种族主义也起源于法国，它是由戈宾诺首次宣示提出的；而戈宾诺自己，又是法国那样一支长长政治思想家队伍的嫡传弟子，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将法国社会秩序及其正当性用不同社会阶层的种族起源和不同种族天生的优劣性来加以解释和辨识。他们甚至像纳粹那样，披着同样“科[2]学主义”的外衣而大放厥词。拿破仑叔侄俩所制定的对外政策原则，大多数被希特勒所吸收采纳；而这叔侄俩则是从奉行强权政治哲学的马基雅维利以及精明狡诈的威尼斯和荷兰政治家们那里寻找思想泉源。“上帝特选子民”的概念诚然是从犹太人那里直接拿来的，却又被凶残恶毒地用作反对犹太人本身的理由。而美国人威廉·詹姆斯所首创的非经济的等级制度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被纳粹偷来用作建立其纳粹集团及其组织的基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是许多思想沦落的典型方式，詹姆斯首次在一篇题为“战争的道德价值”的文章中提出这一思想的初衷，却是探讨如何构建永久和平。“地缘政治学”的基础是一位英国海军上将奠定的，而现代总体战争的经济则是1917年的美国战时工业委员会首先拟制。让戈宾诺、詹姆斯或者其他什么人对纳粹使用或滥用其理论的行为负责，这显然就像仅仅因为很多著作家和政治家的国籍，就称他们为先天的法西斯主义者或必然的法西斯主义者一样荒谬可笑。同样，要想从德国历史中去追踪某种必然性的逻辑，这样的做法同样愚蠢可笑。我们既然能够确认各种欧洲文化都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同时也存在广泛持久的交流接触，那么那些关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先天特性”的论说如何能站得住脚？

事实上，每一个国家在其历史和民族特性中都存在着为善和造恶的无限能力；每一种正面行为或负面行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先例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