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部门的人可能会答道：“哦，我们上周把他送去医院了，他可能还在那儿。”接着，心理健康团队的人可能会接话：“不对，两天前我在桥底下看见过约翰。”当地流浪汉收容所“木匠之家”的工作人员可能会补充道：“约翰最近经常来我们这里吃午饭。”然后大家会一起制订一个计划。“好的，‘木匠之家’的人，看来你们最常见到他。你们能不能问问他现在住在哪里？有什么需要？告诉他，如果准备好了，我们随时可以给他提供住处。”

这种会议在过去也开过，但是花名册的使用带来了彻底的改变。莫里西市长表示，在此之前，这些会议都是“发牢骚大会”，“我们会坐在一起，吐槽各种问题”。詹妮弗·耶格认为，现在的会议“感觉充满活力。数据变得栩栩如生，因为它会说话，会跟我们交流……告诉我们‘需要看看这个，需要想想那个’。”贝丝·桑德尔是“为零而建”（Built for Zero）运动的负责人。该运动旨在帮助全美各地的社区根除无家可归的问题。贝丝认为，社区开始以这种方式使用数据是具有变革意义的。“数据让你不再沉迷于脱离现实的思考，不再为了人们自以为在发生的事情而争吵，而是去关注实际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不可能用静态的数据来解决一个动态的问题。”（罗克福德市是加入“为零而建”运动的60多个社区之一。）

利用上述流程，罗克福德市在2015年收容了156名退伍军人，后来还实现了所谓的“功能性零增长”。2017年，他们实现了长期无家可归人口的功能性零增长，希望在2019年年底前，实现青少年无家可归人口的功能性零增长。鉴于此前很长一段时间的原地踏步，罗克福德市在过去几年确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没有改变的是：消防部门的人可能会答道：“哦，我们上周把他送去医院了，他可能还在那儿。”接着，心理健康团队的人可能会接话：“不对，两天前我在桥底下看见过约翰。”当地流浪汉收容所“木匠之家”的工作人员可能会补充道：“约翰最近经常来我们这里吃午饭。”然后大家会一起制订一个计划。“好的，‘木匠之家’的人，看来你们最常见到他。你们能不能问问他现在住在哪里？有什么需要？告诉他，如果准备好了，我们随时可以给他提供住处。”

这种会议在过去也开过，但是花名册的使用带来了彻底的改变。莫里西市长表示，在此之前，这些会议都是“发牢骚大会”，“我们会坐在一起，吐槽各种问题”。詹妮弗·耶格认为，现在的会议“感觉充满活力。数据变得栩栩如生，因为它会说话，会跟我们交流……告诉我们‘需要看看这个，需要想想那个’。”贝丝·桑德尔是“为零而建”（Built for Zero）运动的负责人。该运动旨在帮助全美各地的社区根除无家可归的问题。贝丝认为，社区开始以这种方式使用数据是具有变革意义的。“数据让你不再沉迷于脱离现实的思考，不再为了人们自以为在发生的事情而争吵，而是去关注实际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不可能用静态的数据来解决一个动态的问题。”（罗克福德市是加入“为零而建”运动的60多个社区之一。）

利用上述流程，罗克福德市在2015年收容了156名退伍军人，后来还实现了所谓的“功能性零增长”。2017年，他们实现了长期无家可归人口的功能性零增长，希望在2019年年底前，实现青少年无家可归人口的功能性零增长。鉴于此前很长一段时间的原地踏步，罗克福德市在过去几年确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没有改变的是：参与解决无家可归问题的人、他们手里拥有的资源，以及这座城市的宏观环境。仅仅通过改变他们合作的方式以及指导合作的目标，他们的行动效率便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每一天都艰难无比，”沃克表示，“给人安排住所很难，与房东打交道也很难。我会和客户吵架，和中介吵架。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真的是这样。我经常会看到一张图片，画着一个推石头上山的人，不知你见过没？我觉得我每天的工作就像那样。但如果最终可以根除无家可归现象，那似乎一切就是值得的。”

沃克和耶格已经开始着手解决“流入”的问题，也就是减少无家可归的新增人口数量。出于你所能想到的所有原因，这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但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切入点：驱逐。在罗克福德市的一些社区，租客驱逐率高达24%。2019年年初，该市开展了一个试点项目，在租客即将被房东驱逐的情况下，政府会充当租客与房东的中间人。在某些情况下，市政府会为房东和租客协商一项新的付款方案；有时，市政府会为租客支付租金。相比等到这些租客沦落至无家可归再来重新安置他们，支付一两个月的房租显然要划算得多。耶格的报告称，该试点项目使因驱逐而无家可归的人数减少了30%。

他们正在向更上游迈进：不是迅速采取行动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服务，而是从一开始就想方设法帮助他们留在原地。这是变革系统的一个典型案例，也是我们接下来将要探讨的主题。我们能学会完善造成问题的体制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否从一开始就降低问题出现的概率呢？参与解决无家可归问题的人、他们手里拥有的资源，以及这座城市的宏观环境。仅仅通过改变他们合作的方式以及指导合作的目标，他们的行动效率便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每一天都艰难无比，”沃克表示，“给人安排住所很难，与房东打交道也很难。我会和客户吵架，和中介吵架。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真的是这样。我经常会看到一张图片，画着一个推石头上山的人，不知你见过没？我觉得我每天的工作就像那样。但如果最终可以根除无家可归现象，那似乎一切就是值得的。”

沃克和耶格已经开始着手解决“流入”的问题，也就是减少无家可归的新增人口数量。出于你所能想到的所有原因，这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但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切入点：驱逐。在罗克福德市的一些社区，租客驱逐率高达24%。2019年年初，该市开展了一个试点项目，在租客即将被房东驱逐的情况下，政府会充当租客与房东的中间人。在某些情况下，市政府会为房东和租客协商一项新的付款方案；有时，市政府会为租客支付租金。相比等到这些租客沦落至无家可归再来重新安置他们，支付一两个月的房租显然要划算得多。耶格的报告称，该试点项目使因驱逐而无家可归的人数减少了30%。

他们正在向更上游迈进：不是迅速采取行动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服务，而是从一开始就想方设法帮助他们留在原地。这是变革系统的一个典型案例，也是我们接下来将要探讨的主题。我们能学会完善造成问题的体制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否从一开始就降低问题出现的概率呢？第6章

如何改变系统

上游行动就是要降低问题出现的概率，

因此，工作必须最终落脚到系统性变革上。

改变系统就是去改变支配我们的规则或者影响我们的文化。

安东尼·伊顿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长大，于1985年搬到美国巴尔的摩市，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就读，打算以后当一名外科医生。但当他第一次来到巴尔的摩时，他目睹了就此改变他一生的景象：巴尔的摩东部破败的社区。

伊顿表示：“我当时还以为有人往那里扔过炸弹。不少人都坐在楼梯上，一脸茫然，我当时就在想，‘这是什么情况？’”伊顿是非裔加拿大人，他从未见过在巴尔的摩那样贫苦条件下生活的黑人。在加拿大的城市里找不到类似的情况。“一位高年级的黑人学长带我四处转，我当时一脸震惊，他问我怎么了。我问他‘这里什么时候发生过战争？’他鄙夷地看着我，‘你本来以为会是什么样子？这可是市中心贫民区’。”第6章

如何改变系统

上游行动就是要降低问题出现的概率，

因此，工作必须最终落脚到系统性变革上。

改变系统就是去改变支配我们的规则或者影响我们的文化。

安东尼·伊顿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长大，于1985年搬到美国巴尔的摩市，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就读，打算以后当一名外科医生。但当他第一次来到巴尔的摩时，他目睹了就此改变他一生的景象：巴尔的摩东部破败的社区。

伊顿表示：“我当时还以为有人往那里扔过炸弹。不少人都坐在楼梯上，一脸茫然，我当时就在想，‘这是什么情况？’”伊顿是非裔加拿大人，他从未见过在巴尔的摩那样贫苦条件下生活的黑人。在加拿大的城市里找不到类似的情况。“一位高年级的黑人学长带我四处转，我当时一脸震惊，他问我怎么了。我问他‘这里什么时候发生过战争？’他鄙夷地看着我，‘你本来以为会是什么样子？这可是市中心贫民区’。”伊顿感到难以置信，美国人对城市贫困的态度竟然只是耸耸肩表示无奈。“在这个‘第一世界’国家，这怎么可能呢？这还是那个自诩样样第一、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吗？这算什么？我完全无法理解，良心深感不安。”

数年后，到2003年，他再一次感受到了这种不公。在此期间，伊顿获得了医学学位，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了法律学位和公共卫生硕士学位。他担任阿拉米达县公共卫生部门的主管，对他所在辖区居民的预期寿命产生了兴趣。虽然许多公共卫生部门都公布过预期寿命的数据，但这些数据往往被汇总成一个区域性摘要，比如阿拉米达县所有居民的平均预期寿命。但伊顿和他的同事所感兴趣的，是更为精确的具体数据：按社区来追踪预期寿命。灵感来源就是伊顿说的，“东巴尔的摩，我去过那里，我不相信如此恶劣的生活条件不会对居民的健康状况造成丝毫影响”。

虽然前任官员中没有人做过这种分析，但伊顿意识到，他手边就有自己需要的所有数据，就写在该县的死亡证明上：种族、居住地、死亡年龄、死亡原因。伊顿的工作职责之一，就是亲笔或者利用机器自动签署每一张死亡证明。（“没有我的签字，谁都死不了。”他打趣道。）

分析得出的结果可谓触目惊心。2009年，作家苏珊娜·博安和桑迪·克莱夫曼在伊顿的同事马特·拜尔斯的协助下，为《东湾时报》撰写了系列文章，题为“缩短的生命”，记录了这次分析的结果。在康特拉科斯塔县邮政编码为94597的地区（核桃溪镇），平均寿命为87.4岁，而到了邻县阿拉米达邮政编码为94603的地区（奥克兰市的伊顿感到难以置信，美国人对城市贫困的态度竟然只是耸耸肩表示无奈。“在这个‘第一世界’国家，这怎么可能呢？这还是那个自诩样样第一、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吗？这算什么？我完全无法理解，良心深感不安。”

数年后，到2003年，他再一次感受到了这种不公。在此期间，伊顿获得了医学学位，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了法律学位和公共卫生硕士学位。他担任阿拉米达县公共卫生部门的主管，对他所在辖区居民的预期寿命产生了兴趣。虽然许多公共卫生部门都公布过预期寿命的数据，但这些数据往往被汇总成一个区域性摘要，比如阿拉米达县所有居民的平均预期寿命。但伊顿和他的同事所感兴趣的，是更为精确的具体数据：按社区来追踪预期寿命。灵感来源就是伊顿说的，“东巴尔的摩，我去过那里，我不相信如此恶劣的生活条件不会对居民的健康状况造成丝毫影响”。

虽然前任官员中没有人做过这种分析，但伊顿意识到，他手边就有自己需要的所有数据，就写在该县的死亡证明上：种族、居住地、死亡年龄、死亡原因。伊顿的工作职责之一，就是亲笔或者利用机器自动签署每一张死亡证明。（“没有我的签字，谁都死不了。”他打趣道。）

分析得出的结果可谓触目惊心。2009年，作家苏珊娜·博安和桑迪·克莱夫曼在伊顿的同事马特·拜尔斯的协助下，为《东湾时报》撰写了系列文章，题为“缩短的生命”，记录了这次分析的结果。在康特拉科斯塔县邮政编码为94597的地区（核桃溪镇），平均寿命为87.4岁，而到了邻县阿拉米达邮政编码为94603的地区（奥克兰市的索布兰特公园社区），平均寿命骤降至71.2岁。伊顿的团队发现，相隔22英里的两个地区，预期寿命竟然相差约16岁。

在巴尔的摩、明尼阿波利斯、洛杉矶等其他城市收集数据后，他们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在克利夫兰市，从沙克尔高地社区到鲍德温水处理厂仅有4英里的距离，步行大约需要80分钟，但两地的预期寿命却足足相差了23岁。伊顿表示：“这就好比将瑞典和阿富汗放在了同一座城市里。”

对于这样的寿命差距，似乎没人能给出合理的解释，这也引起了伊顿的兴趣。许多人认为，关键在于医疗保健的覆盖率不足，也许那些预期寿命较短的人享受不到医疗保险，或者没有办法选择优质的医疗服务。但数据分析显示，这方面的因素仅仅起到一小部分作用。也许贫困地区的人死于艾滋病或者谋杀的概率更高？也许婴儿死亡率更高？不幸的是，这三种理论都是对的，但它们同样也只起到一小部分作用。哪怕是一些更宽泛的因素，比如不健康的生活习惯（特别是吸烟的概率更高），也无法解释出现寿命差距的主要原因。

刚刚提到的瑞典和阿富汗的类比也从侧面说明了，15～20年的预期寿命差距是巨大的，仅靠几个增量因素是无法解释的。能产生这样的差距，背后一定是强大的系统性力量。

伊顿意识到，并不是某一个特定的因素导致了预期寿命的差距，而是所有因素加在一起导致的结果。他在一次电台采访中表示：“从根本上说，导致人们生病、感觉不舒服的原因，是对生活缺乏掌控感。他们被各种困难围攻，在夹缝中艰难求生。他们努力搜寻住所，寻求索布兰特公园社区），平均寿命骤降至71.2岁。伊顿的团队发现，相隔22英里的两个地区，预期寿命竟然相差约16岁。

在巴尔的摩、明尼阿波利斯、洛杉矶等其他城市收集数据后，他们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在克利夫兰市，从沙克尔高地社区到鲍德温水处理厂仅有4英里的距离，步行大约需要80分钟，但两地的预期寿命却足足相差了23岁。伊顿表示：“这就好比将瑞典和阿富汗放在了同一座城市里。”

对于这样的寿命差距，似乎没人能给出合理的解释，这也引起了伊顿的兴趣。许多人认为，关键在于医疗保健的覆盖率不足，也许那些预期寿命较短的人享受不到医疗保险，或者没有办法选择优质的医疗服务。但数据分析显示，这方面的因素仅仅起到一小部分作用。也许贫困地区的人死于艾滋病或者谋杀的概率更高？也许婴儿死亡率更高？不幸的是，这三种理论都是对的，但它们同样也只起到一小部分作用。哪怕是一些更宽泛的因素，比如不健康的生活习惯（特别是吸烟的概率更高），也无法解释出现寿命差距的主要原因。

刚刚提到的瑞典和阿富汗的类比也从侧面说明了，15～20年的预期寿命差距是巨大的，仅靠几个增量因素是无法解释的。能产生这样的差距，背后一定是强大的系统性力量。

伊顿意识到，并不是某一个特定的因素导致了预期寿命的差距，而是所有因素加在一起导致的结果。他在一次电台采访中表示：“从根本上说，导致人们生病、感觉不舒服的原因，是对生活缺乏掌控感。他们被各种困难围攻，在夹缝中艰难求生。他们努力搜寻住所，寻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