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年份”和“行业×年份”的固定效应，以吸收省和行业层面的时变冲击；ε是随机扰动项。各变量的符号、定义以及基本描述性i,k,c,t统计见表3-2、表3-3。

表3-2　变量名称及定义

续表“省×年份”和“行业×年份”的固定效应，以吸收省和行业层面的时变冲击；ε是随机扰动项。各变量的符号、定义以及基本描述性i,k,c,t统计见表3-2、表3-3。

表3-2　变量名称及定义

续表表3-3　描述性统计表3-3　描述性统计续表续表3.4　实证结果

3.4.1　基准回归结果

由于最低工资数据是月度数据，而工业企业数据是年度数据，因此需要将月度最低工资转换为年度数据。在基准回归中，首先以最低工资实际执行时间为权重，计算年度加权最低工资。举例来说，北京市在2007年1—6月间最低工资标准是640元，自7月1日起至该年年底，标准变为730元，那么北京市2007年的最低工资标准加权计算结果应该为640×（6/12）+730×（6/12）=685（元）。表3-4汇总了最低工资对企业总杠杆率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列（1）中只控制了“省×年份”、“行业×年份”和年份固定效应，此时最低工资每上升10%，总杠杆率提高2.05个百分点，增幅约为总杠杆率的3.83%（=0.0205/0.5354×100%）。在列（2）中，加入企业层面和城市层面的一些控制变量，此时最低工资对总杠杆率依旧有正的显著影响，但系数有所减小。考虑到最低工资数据是在县级层面，在列（3）中加入企业固定效应，同时在县级层面进行聚类回归，此时最低工资前面系数为0.0338，意味着10%的最低工资上升将导致企业总杠杆率提高0.338个百分点，约为总杠杆率的3.4　实证结果

3.4.1　基准回归结果

由于最低工资数据是月度数据，而工业企业数据是年度数据，因此需要将月度最低工资转换为年度数据。在基准回归中，首先以最低工资实际执行时间为权重，计算年度加权最低工资。举例来说，北京市在2007年1—6月间最低工资标准是640元，自7月1日起至该年年底，标准变为730元，那么北京市2007年的最低工资标准加权计算结果应该为640×（6/12）+730×（6/12）=685（元）。表3-4汇总了最低工资对企业总杠杆率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列（1）中只控制了“省×年份”、“行业×年份”和年份固定效应，此时最低工资每上升10%，总杠杆率提高2.05个百分点，增幅约为总杠杆率的3.83%（=0.0205/0.5354×100%）。在列（2）中，加入企业层面和城市层面的一些控制变量，此时最低工资对总杠杆率依旧有正的显著影响，但系数有所减小。考虑到最低工资数据是在县级层面，在列（3）中加入企业固定效应，同时在县级层面进行聚类回归，此时最低工资前面系数为0.0338，意味着10%的最低工资上升将导致企业总杠杆率提高0.338个百分点，约为总杠杆率的0.63%（=0.00338/0.5354×100%）。

除了知道最低工资对杠杆率的总体影响外，我们还想区分不同债务期限（长、短期）考察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因此，在列（4）、列（5）中将被解释变量由总杠杆率分别替换为长期和短期杠杆率。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每上升10%，企业长期杠杆率将上升0.416个百分点，而短期杠杆率将下降0.285个百分点，变动幅度分别占长、短期杠杆率的12.92%（=0.0042/0.0325×100%）和0.59%（=0.0029/0.4943×100%）。列（4）、列（5）的结果表明最低工资上升对于企业长、短期债务有截然相反的影响，并且对于长期债务的影响从经济意义上看更大。

在其他控制变量方面，企业总资产与杠杆率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与钟宁桦等（2016）、申广军等（2018）结果一致。可能的原因是企业总资产可以作为企业规模的一种表征，而规模越大的企业一般越容易获得银行贷款，表现为杠杆率越高。此外，资产收益率表示为企业息税前利润（EBIT）除以企业账面总资产，意为企业单位资产所能创造的利润，反映出企业的盈利能力。该变量与企业杠杆率的关系较为复杂：一方面，高盈利能力的企业可能更有能力获得外部融资；另一方面，根据融资优先序理论，企业在选择融资顺序时会优先利用自有资金，然后是债券融资，最后才是权益资本融资（Myers ad Majluf，1984）。因此，从融资意愿的角度来说，高盈利能力的企业也可能对外部资金的需求小。从实证结果上看，盈利能力（资产收益率）越高的企业总杠杆率越高（见列（3）），但这些企业在短期债务使用上则更为谨慎，表现为更低的短期杠杆率（见列（5））。这0.63%（=0.00338/0.5354×100%）。

除了知道最低工资对杠杆率的总体影响外，我们还想区分不同债务期限（长、短期）考察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因此，在列（4）、列（5）中将被解释变量由总杠杆率分别替换为长期和短期杠杆率。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每上升10%，企业长期杠杆率将上升0.416个百分点，而短期杠杆率将下降0.285个百分点，变动幅度分别占长、短期杠杆率的12.92%（=0.0042/0.0325×100%）和0.59%（=0.0029/0.4943×100%）。列（4）、列（5）的结果表明最低工资上升对于企业长、短期债务有截然相反的影响，并且对于长期债务的影响从经济意义上看更大。

在其他控制变量方面，企业总资产与杠杆率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与钟宁桦等（2016）、申广军等（2018）结果一致。可能的原因是企业总资产可以作为企业规模的一种表征，而规模越大的企业一般越容易获得银行贷款，表现为杠杆率越高。此外，资产收益率表示为企业息税前利润（EBIT）除以企业账面总资产，意为企业单位资产所能创造的利润，反映出企业的盈利能力。该变量与企业杠杆率的关系较为复杂：一方面，高盈利能力的企业可能更有能力获得外部融资；另一方面，根据融资优先序理论，企业在选择融资顺序时会优先利用自有资金，然后是债券融资，最后才是权益资本融资（Myers ad Majluf，1984）。因此，从融资意愿的角度来说，高盈利能力的企业也可能对外部资金的需求小。从实证结果上看，盈利能力（资产收益率）越高的企业总杠杆率越高（见列（3）），但这些企业在短期债务使用上则更为谨慎，表现为更低的短期杠杆率（见列（5））。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