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以上企业进行回归，结果列于表4-10中。第（2）~（4）列的结果表明，随着市场越发趋近于垄断格局，“竞争效应”的作用不断增强。给定最低工资上涨10%，通过“竞争效应”带动的价格涨幅分别为0.070%（=0.015×0.465×10%）、0.108%（=0.014×0.771×10%）和0.115%（=0.008×1.443×10%）。与此同时，“自身效应”虽然在统计上始终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其经济意义却在下降：10%的最低工资调整对应的价格变化幅度分别为0.021%（=0.05×0.043×10%）、0.018%（=0.04×0.044×10%）和0.011%（=0.03×0.037×10%）。与工资水平差异的实证结果相似，随着市场集中度或垄断程度的提高，“竞争效应”的作用越来越占优。

表4-10　“竞争效应”和“自身效应”影响企业定价的异质性（不同市场集中度）

注：回归中控制了时间和企业×产品的固定效应，使用异方差稳健回归。*、**、***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数以上企业进行回归，结果列于表4-10中。第（2）~（4）列的结果表明，随着市场越发趋近于垄断格局，“竞争效应”的作用不断增强。给定最低工资上涨10%，通过“竞争效应”带动的价格涨幅分别为0.070%（=0.015×0.465×10%）、0.108%（=0.014×0.771×10%）和0.115%（=0.008×1.443×10%）。与此同时，“自身效应”虽然在统计上始终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其经济意义却在下降：10%的最低工资调整对应的价格变化幅度分别为0.021%（=0.05×0.043×10%）、0.018%（=0.04×0.044×10%）和0.011%（=0.03×0.037×10%）。与工资水平差异的实证结果相似，随着市场集中度或垄断程度的提高，“竞争效应”的作用越来越占优。

表4-10　“竞争效应”和“自身效应”影响企业定价的异质性（不同市场集中度）

注：回归中控制了时间和企业×产品的固定效应，使用异方差稳健回归。*、**、***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4.5　小结

本章首次利用企业×产品层面的微观数据，考察了县级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变动对企业产品定价的影响，丰富了研究最低工资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既有文献。通过理论分析，我们发现最低工资会同时通过“自身效应”（企业自身的边际成本变动）与“竞争效应”（企业间的相互竞争）影响价格水平，且在经济意义上，“竞争效应”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即使对于那些工资水平远超最低工资标准的企业，最低工资的调整也会显著影响其产品价格。

实证结果验证了我们的上述理论预测：最低工资提高时，那些不受最低工资约束的企业的产品定价仍然会受到影响。平均而言，最低工资每上调10%，通过“竞争效应”和“自身效应”带来的产品价格增幅分别为0.070%和0.021%左右，且都在统计意义上显著。从绝对值上看，月平均工资每上调100元，产品价格平均上升0.16%（约0.01元）；其中，约八成的价格上升来自“竞争效应”。这一结果在使用工具变量、加入当地物价水平和多种实证设定下保持稳健。

更进一步，我们依据“平均工资/最低工资”对企业进行划分，发现“自身效应”对于那些工资水平更接近最低工资标准的企业最显4.5　小结

本章首次利用企业×产品层面的微观数据，考察了县级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变动对企业产品定价的影响，丰富了研究最低工资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既有文献。通过理论分析，我们发现最低工资会同时通过“自身效应”（企业自身的边际成本变动）与“竞争效应”（企业间的相互竞争）影响价格水平，且在经济意义上，“竞争效应”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即使对于那些工资水平远超最低工资标准的企业，最低工资的调整也会显著影响其产品价格。

实证结果验证了我们的上述理论预测：最低工资提高时，那些不受最低工资约束的企业的产品定价仍然会受到影响。平均而言，最低工资每上调10%，通过“竞争效应”和“自身效应”带来的产品价格增幅分别为0.070%和0.021%左右，且都在统计意义上显著。从绝对值上看，月平均工资每上调100元，产品价格平均上升0.16%（约0.01元）；其中，约八成的价格上升来自“竞争效应”。这一结果在使用工具变量、加入当地物价水平和多种实证设定下保持稳健。

更进一步，我们依据“平均工资/最低工资”对企业进行划分，发现“自身效应”对于那些工资水平更接近最低工资标准的企业最显著，而“竞争效应”对于高工资企业更为明显。不仅如此，对于高工资企业，“竞争效应”几乎可以解释绝大部分的价格变动。这一方面验证了理论模型的分析结论，另一方面也说明以往回归中由于只考虑自身成本变动对价格的影响，所得到的实证结果可能是有偏的。此外，我们还发现当市场集中度不断上升时，“自身效应”和“竞争效应”一降一增。换句话说，当市场更接近于完全竞争时，“自身效应”作用更大；而当市场趋近于垄断时，“竞争效应”更为明显。著，而“竞争效应”对于高工资企业更为明显。不仅如此，对于高工资企业，“竞争效应”几乎可以解释绝大部分的价格变动。这一方面验证了理论模型的分析结论，另一方面也说明以往回归中由于只考虑自身成本变动对价格的影响，所得到的实证结果可能是有偏的。此外，我们还发现当市场集中度不断上升时，“自身效应”和“竞争效应”一降一增。换句话说，当市场更接近于完全竞争时，“自身效应”作用更大；而当市场趋近于垄断时，“竞争效应”更为明显。第5章

减税政策对企业债务结构的影响

5.1　引言

对比2.3节中有关税收对于企业债务结构影响研究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到，作为企业税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值税，有关其对企业资本结构影响的学术研究并不多，原因在于相比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对于债务融资的边际收益（税盾收益）、边际成本（破产、代理成本）并没有直接的影响。此外，如果套用优先序理论，也没有明确的机制表明增值税会对企业经营产生信号作用。由此可见，按照现有主流理论，很难建立起增值税与企业资本结构的联系。

幸运的是，中国的增值税改革恰恰给了我们一个极佳的识别机会。自1994年引入增值税作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共享税以来，中国的增值税一直是生产型的，这就意味着企业不能税前扣除所购买第5章

减税政策对企业债务结构的影响

5.1　引言

对比2.3节中有关税收对于企业债务结构影响研究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到，作为企业税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值税，有关其对企业资本结构影响的学术研究并不多，原因在于相比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对于债务融资的边际收益（税盾收益）、边际成本（破产、代理成本）并没有直接的影响。此外，如果套用优先序理论，也没有明确的机制表明增值税会对企业经营产生信号作用。由此可见，按照现有主流理论，很难建立起增值税与企业资本结构的联系。

幸运的是，中国的增值税改革恰恰给了我们一个极佳的识别机会。自1994年引入增值税作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共享税以来，中国的增值税一直是生产型的，这就意味着企业不能税前扣除所购买固定资产包含的增值税税金。在当时经济过热的形势下，生产型增值税一方面用来抑制过度投资，另一方面可以保证政府财政收入（Che et al.，2013）。但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深入，既有经济增长动力逐渐消失，新动能又尚未成熟，此时，原有的生产型增值税的弊端日渐凸显。在此背景下，为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中国从2004年起开始由部分试点向全国铺开、由少数行业向全部行业，逐渐地转向消费型增值税。2004年的增值税改革起先只在东北地区“三省一市”的八个行业中进行。此后，2007年7月，增值税抵扣大范围拓展至中部地区六省份的26个城市、八大行业。2009年1月1日，该项增值税转型改革最终推行至全国所有地区的所有行业。消费型增值税在核算增值税时，允许企业将购置的固定资产和其他中间投入品一样一次性全部扣除，从而大幅度降低了企业投资固定资产的成本，有利于企业进行设备更新改造。这一政策目标在我们的数据中得到了清楚反映——增值税改革之后企业的固定投资都有了大幅提升，并且这一效果对于私营企业、非出口企业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更为明显。

在增值税改革的几个重要时间点中，以2007年那次推广力度最大。鉴于此，本章以2007年7月在中部地区六省份的26个城市、八大行业铺开的增值税改革为时间节点，利用DID模型考察这轮增值税改革对于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的下降并没有显著影响债务融资比例。从权衡理论来看，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增值税的抵扣是针对固定资产购买而非债务利息。但有意思的是，当进一步区分债务构成时，我们发现尽管债务融资（占总融资）比例几乎不变，但其中的长期债务比例大幅上升，同时流动性负固定资产包含的增值税税金。在当时经济过热的形势下，生产型增值税一方面用来抑制过度投资，另一方面可以保证政府财政收入（Che et al.，2013）。但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深入，既有经济增长动力逐渐消失，新动能又尚未成熟，此时，原有的生产型增值税的弊端日渐凸显。在此背景下，为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中国从2004年起开始由部分试点向全国铺开、由少数行业向全部行业，逐渐地转向消费型增值税。2004年的增值税改革起先只在东北地区“三省一市”的八个行业中进行。此后，2007年7月，增值税抵扣大范围拓展至中部地区六省份的26个城市、八大行业。2009年1月1日，该项增值税转型改革最终推行至全国所有地区的所有行业。消费型增值税在核算增值税时，允许企业将购置的固定资产和其他中间投入品一样一次性全部扣除，从而大幅度降低了企业投资固定资产的成本，有利于企业进行设备更新改造。这一政策目标在我们的数据中得到了清楚反映——增值税改革之后企业的固定投资都有了大幅提升，并且这一效果对于私营企业、非出口企业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更为明显。

在增值税改革的几个重要时间点中，以2007年那次推广力度最大。鉴于此，本章以2007年7月在中部地区六省份的26个城市、八大行业铺开的增值税改革为时间节点，利用DID模型考察这轮增值税改革对于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的下降并没有显著影响债务融资比例。从权衡理论来看，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增值税的抵扣是针对固定资产购买而非债务利息。但有意思的是，当进一步区分债务构成时，我们发现尽管债务融资（占总融资）比例几乎不变，但其中的长期债务比例大幅上升，同时流动性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