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男明白了这一点后，他那忠诚之弦就崩断了。这才是他辞职的真正原因。

与追究战争年代的经营责任和“东京夫人”的存在相比，“因为我明白当不了社长了”，可信度确实要高得多。

幸之助的金钱追求虽然并不热衷，但要重振松下家的意愿却一直是十分强烈的。这种意愿常常会在公司经营的过程中掺进不和谐的音符。

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年底辞职的井植岁男，回到老家淡路岛悠闲地度过了新年。面对为他担心的儿时朋友，他总是笑笑说道：“钓钓鱼打发日子也不错啊。”

然而，像他这样的经营奇才，世人是不会弃之不顾的。住友银行行长铃木刚就曾提出，如果你要重振事业，我一定会大力支持的。于是，就像有人在他后背上推着一般，井植岁男很快就东山再起了。

昭和二十二年（1947年）二月，井植岁男在大阪的守口市本町租了一间六铺席大小的屋子，成立了一个名叫三洋电机制作所的个体经营公司。“三洋”这个公司名称来自岁男对海洋的怀念，因为他父亲清太郎就是经营海运的。岁男小的时候，在进入松下公司之前，也曾到他所崇拜的“海上男子汉”——他叔叔的船上当过见习船员，因此，他对海洋十分有感情。同时，“三洋”这个名称也体现着他要将公司发展成一个横跨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这三大洋的世界级大企业的雄心。岁男明白了这一点后，他那忠诚之弦就崩断了。这才是他辞职的真正原因。

与追究战争年代的经营责任和“东京夫人”的存在相比，“因为我明白当不了社长了”，可信度确实要高得多。

幸之助的金钱追求虽然并不热衷，但要重振松下家的意愿却一直是十分强烈的。这种意愿常常会在公司经营的过程中掺进不和谐的音符。

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年底辞职的井植岁男，回到老家淡路岛悠闲地度过了新年。面对为他担心的儿时朋友，他总是笑笑说道：“钓钓鱼打发日子也不错啊。”

然而，像他这样的经营奇才，世人是不会弃之不顾的。住友银行行长铃木刚就曾提出，如果你要重振事业，我一定会大力支持的。于是，就像有人在他后背上推着一般，井植岁男很快就东山再起了。

昭和二十二年（1947年）二月，井植岁男在大阪的守口市本町租了一间六铺席大小的屋子，成立了一个名叫三洋电机制作所的个体经营公司。“三洋”这个公司名称来自岁男对海洋的怀念，因为他父亲清太郎就是经营海运的。岁男小的时候，在进入松下公司之前，也曾到他所崇拜的“海上男子汉”——他叔叔的船上当过见习船员，因此，他对海洋十分有感情。同时，“三洋”这个名称也体现着他要将公司发展成一个横跨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这三大洋的世界级大企业的雄心。最初开展的业务是面向联军司令部的电灯制造。这时，幸之助也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考虑到三洋电机做松下电器的下包企业的话，经营上会比较安定，幸之助就提供了自行车车灯的专利，并允许三洋公司使用Natioal灯的商标。

然而，三洋电机的业务拓展神速，一眨眼的工夫，就不是什么松下公司的下包企业，已经变成竞争对手了。到了这个地步，就像近亲相恶一般，两家公司间就开始呈现出激烈的对抗意识。

正像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当初松下电器的总部在现在的松下电器历史馆的位置（门真市门真一〇〇六号），幸之助的居民登记也在那里。后来，总部机构搬进了一幢在附近新建的建筑内，虽然两个城市的分界线在总部范围内穿过，那幢新建筑却是处在守口市一边的。由于守口市就是三洋电机的代名词，因此，松下电器在之后也一直将门真市门真一〇〇六号当作公司所在地，称松下公司是“门真的公司”。

昭和二十三年（1948年）正月，松下公司再次举办了“出头货”的活动。

在前一年的五月份，针对幸之助的“罢免公职”处分解除了，公司的业绩也有了好转，为了找回以往的活力，幸之助决定恢复年初的“出头货”活动。不过，联军司令部的追究依然不依不饶地持续着。

昭和二十三年（1948年）二月，根据《经济力量集中排除法》，松下的一些子公司和销售公司被迫从集团中剥离了出去。这一处分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最初开展的业务是面向联军司令部的电灯制造。这时，幸之助也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考虑到三洋电机做松下电器的下包企业的话，经营上会比较安定，幸之助就提供了自行车车灯的专利，并允许三洋公司使用Natioal灯的商标。

然而，三洋电机的业务拓展神速，一眨眼的工夫，就不是什么松下公司的下包企业，已经变成竞争对手了。到了这个地步，就像近亲相恶一般，两家公司间就开始呈现出激烈的对抗意识。

正像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当初松下电器的总部在现在的松下电器历史馆的位置（门真市门真一〇〇六号），幸之助的居民登记也在那里。后来，总部机构搬进了一幢在附近新建的建筑内，虽然两个城市的分界线在总部范围内穿过，那幢新建筑却是处在守口市一边的。由于守口市就是三洋电机的代名词，因此，松下电器在之后也一直将门真市门真一〇〇六号当作公司所在地，称松下公司是“门真的公司”。

昭和二十三年（1948年）正月，松下公司再次举办了“出头货”的活动。

在前一年的五月份，针对幸之助的“罢免公职”处分解除了，公司的业绩也有了好转，为了找回以往的活力，幸之助决定恢复年初的“出头货”活动。不过，联军司令部的追究依然不依不饶地持续着。

昭和二十三年（1948年）二月，根据《经济力量集中排除法》，松下的一些子公司和销售公司被迫从集团中剥离了出去。这一处分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幸之助个人拥有的子公司股份必须出让，抛售股份带来的损失非常大。幸之助的个人资产一下子从战前的两千万日元变成了负债七百万日元，连正常生活都显得举步维艰了。有传闻说，有一次一名员工很偶然地打开了幸之助家的电冰箱，发现里面尽是些番薯藤，不由大吃了一惊。

尽管松下电器管理严格，但到了这种地步也难以阻止士气滑坡。从昭和二十三年（1948年）十月起，员工的工资就只得分期支付，年底的奖金也发不出来了。

当年年底开始实施的“道奇计划”造成了通货紧缩，松下电器的经营也就越发艰难了。到了昭和二十四年（1949年），曾经“不论多么艰难也不裁员”的不成文规定也被打破了。公司开始招募自愿退职人员。报名人员共有八百四十三名，但人数依然不够，于是就又规定了五十四名待命休假者。所谓“待命休假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下岗”。然而，尽管怀着沉痛的心情实施了人员的整理，但艰难的日子却依然望不到头。

高桥荒太郎不停奔走，为了全面解除“公职罢免”和“财阀指定”的处分而不懈努力。但联军司令部方面却一直没有令人满意的答复。不久，交涉的最终期限就到了。可对方的态度依然丝毫没有松动的迹象，似乎陈情申诉活动会以失败而告终。万事休矣！

那天，高桥荒太郎与卡尔垂头丧气地回到了旅馆，但他思来想去，还是不肯这样善罢甘休。

第二天早晨，明知道没什么希望，高桥还是去找了联军司令部的幸之助个人拥有的子公司股份必须出让，抛售股份带来的损失非常大。幸之助的个人资产一下子从战前的两千万日元变成了负债七百万日元，连正常生活都显得举步维艰了。有传闻说，有一次一名员工很偶然地打开了幸之助家的电冰箱，发现里面尽是些番薯藤，不由大吃了一惊。

尽管松下电器管理严格，但到了这种地步也难以阻止士气滑坡。从昭和二十三年（1948年）十月起，员工的工资就只得分期支付，年底的奖金也发不出来了。

当年年底开始实施的“道奇计划”造成了通货紧缩，松下电器的经营也就越发艰难了。到了昭和二十四年（1949年），曾经“不论多么艰难也不裁员”的不成文规定也被打破了。公司开始招募自愿退职人员。报名人员共有八百四十三名，但人数依然不够，于是就又规定了五十四名待命休假者。所谓“待命休假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下岗”。然而，尽管怀着沉痛的心情实施了人员的整理，但艰难的日子却依然望不到头。

高桥荒太郎不停奔走，为了全面解除“公职罢免”和“财阀指定”的处分而不懈努力。但联军司令部方面却一直没有令人满意的答复。不久，交涉的最终期限就到了。可对方的态度依然丝毫没有松动的迹象，似乎陈情申诉活动会以失败而告终。万事休矣！

那天，高桥荒太郎与卡尔垂头丧气地回到了旅馆，但他思来想去，还是不肯这样善罢甘休。

第二天早晨，明知道没什么希望，高桥还是去找了联军司令部的相关负责人。谁知却出现了奇迹。那位负责人的态度竟突然不再强硬了。

“既然这样，请你们在三天之内递交出这些材料吧。”

高桥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带了这个“课外作业”就回来了。他与卡尔心急火燎地赶回了大阪，争分夺秒地写起了材料。时间十分有限，扣除再次赶赴东京的时间，他们真正的工作时间其实只有半天左右。于是，他们将子公司的打字员也都动员了起来。

“常务，不论怎么赶也来不及啊。”

面对部下的诉苦，高桥打气道：“已经到了这份儿上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最后，终于赶出了材料，高桥和卡尔马上返回了东京。

这一次最后的努力收到了成效。昭和二十二年（1947年）五月，“罢免公职”的处分正式得到了解除；昭和二十四年（1949年）二月，根据《经济力量集中排除法》所作出的处分也得到了解除。

“如果那天我不去联军司令部的话，事情会是怎样的呢？——我至今仍常常想起这事。”高桥荒太郎在他自己的著作中感慨万分地写道。确实是他那种“绝不灰心”的执着，挽救了松下电器，挽救了松下幸之助。人的机缘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如果当初高桥不从朝日干电池跳槽到松下电器来，恐怕也就没有现在的松下电器了吧。相关负责人。谁知却出现了奇迹。那位负责人的态度竟突然不再强硬了。

“既然这样，请你们在三天之内递交出这些材料吧。”

高桥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带了这个“课外作业”就回来了。他与卡尔心急火燎地赶回了大阪，争分夺秒地写起了材料。时间十分有限，扣除再次赶赴东京的时间，他们真正的工作时间其实只有半天左右。于是，他们将子公司的打字员也都动员了起来。

“常务，不论怎么赶也来不及啊。”

面对部下的诉苦，高桥打气道：“已经到了这份儿上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最后，终于赶出了材料，高桥和卡尔马上返回了东京。

这一次最后的努力收到了成效。昭和二十二年（1947年）五月，“罢免公职”的处分正式得到了解除；昭和二十四年（1949年）二月，根据《经济力量集中排除法》所作出的处分也得到了解除。

“如果那天我不去联军司令部的话，事情会是怎样的呢？——我至今仍常常想起这事。”高桥荒太郎在他自己的著作中感慨万分地写道。确实是他那种“绝不灰心”的执着，挽救了松下电器，挽救了松下幸之助。人的机缘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如果当初高桥不从朝日干电池跳槽到松下电器来，恐怕也就没有现在的松下电器了吧。可见松下公司绝不是靠幸之助一个人支撑下来的，公司如今的状况是与许多前辈的努力密不可分的。

在此之后，高桥从未显示过丝毫得意之色，依然跟往常一样默默地从事着自己所负责的业务。因此，即便是从不在人前夸奖员工的幸之助，在提到高桥荒太郎时，也是赞不绝口：“高桥君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简直是一位圣人啊。”对于幸之助来说，高桥荒太郎的确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借此机会，幸之助将自己以前的“社主”称谓改作了“社长”，决心以崭新的姿态投入到公司业务中去。但是，命运在此时还没有开始眷顾他，苦难岁月还在延续着。

时值通缩横行，产品滞销。昭和二十四年（1949年）七月，生产收音机的工厂、生产电灯泡的工厂等总共十二个工厂被迫实行半天工作制。到了年底，连每次发货时必须缴纳的物品税也交不出了。公司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拖欠物品税的事不久流传开了，报上甚至将幸之助说成是“日本最大的拖欠大王”，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破产”两字开始在幸之助眼前晃动了。

就连住友银行，到了这时也跟幸之助玩起“暧昧”来了。虽然幸之助还是希望跟他们一家银行合作下去，但住友银行方面却说，“光是我们一家已经支撑不住了”，还主动给他介绍起别的银行来。幸之助提出要追加贷款，可住友银行负责贷款的董事对他避而不见。可见松下公司绝不是靠幸之助一个人支撑下来的，公司如今的状况是与许多前辈的努力密不可分的。

在此之后，高桥从未显示过丝毫得意之色，依然跟往常一样默默地从事着自己所负责的业务。因此，即便是从不在人前夸奖员工的幸之助，在提到高桥荒太郎时，也是赞不绝口：“高桥君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简直是一位圣人啊。”对于幸之助来说，高桥荒太郎的确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借此机会，幸之助将自己以前的“社主”称谓改作了“社长”，决心以崭新的姿态投入到公司业务中去。但是，命运在此时还没有开始眷顾他，苦难岁月还在延续着。

时值通缩横行，产品滞销。昭和二十四年（1949年）七月，生产收音机的工厂、生产电灯泡的工厂等总共十二个工厂被迫实行半天工作制。到了年底，连每次发货时必须缴纳的物品税也交不出了。公司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拖欠物品税的事不久流传开了，报上甚至将幸之助说成是“日本最大的拖欠大王”，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破产”两字开始在幸之助眼前晃动了。

就连住友银行，到了这时也跟幸之助玩起“暧昧”来了。虽然幸之助还是希望跟他们一家银行合作下去，但住友银行方面却说，“光是我们一家已经支撑不住了”，还主动给他介绍起别的银行来。幸之助提出要追加贷款，可住友银行负责贷款的董事对他避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