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国民议会官方公报》，1978年4月26日会议，第1378页。(20)　同上，第1379页。(21)　奥多诺委员会由一名法国审计法院成员、一名最高行政法院成员，一名国会议员、一名参议员、法国文献局局长以及其他一些重要人物组成，负责思考行政相对人获取行政文件的相关事宜。(22)　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关系国务秘书雅克·多米纳迪的发言，《国民议会官方公报》，1978年4月25日会议，第1333页。(23)　修正案第47条，《官方公报》，1978年6月1日参议院会议，第1099页。(24)　麦卡宾斯和施瓦兹分析了美国国会对美国政府的监督手段，他们将这些手段列入火警监督的范畴，即与警察巡逻监督相对应的火警警报，警察巡逻监督是对活动本质真正的管控手段，（马修·麦卡宾斯、托马斯·施瓦兹，《被忽视的议会监督作用：警察巡逻vs火警警报》，载《美国政治学杂志》，1984年2月28日，第165—179页）。(25)　米歇尔·欧里亚克于1928年出生，国家行政学院1953届毕业生，国务委员。他曾先后在总理与部长办公室任职（1963年任职于乔治·蓬皮杜总理办公室、1974年任职于皮埃尔·梅斯梅尔总理办公室、并担任内政部部长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的办公室主任）。1976—1977年，他曾担任普罗旺斯-蓝色海岸大区区长和罗讷河口省省长。1978—1981年他是安德尔省保卫共和联盟议员。(26)　阿兰·理查德于1945年出生，国立行政大学1971届毕业生，1971年任法国行政法院助理办案员，1978年任法国行政法院审查官，1972—1974年成为统一社会党全国办公室成员，1975年加入社会党，1978—1993年任瓦尔德瓦兹省社会党议员。(27)　《国民议会官方公报》，1978年4月25日会议，第1327页。(28)　让-古斯塔夫·帕迪奥洛，《具体国家》，第93页。(19)　《国民议会官方公报》，1978年4月26日会议，第1378页。(20)　同上，第1379页。(21)　奥多诺委员会由一名法国审计法院成员、一名最高行政法院成员，一名国会议员、一名参议员、法国文献局局长以及其他一些重要人物组成，负责思考行政相对人获取行政文件的相关事宜。(22)　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关系国务秘书雅克·多米纳迪的发言，《国民议会官方公报》，1978年4月25日会议，第1333页。(23)　修正案第47条，《官方公报》，1978年6月1日参议院会议，第1099页。(24)　麦卡宾斯和施瓦兹分析了美国国会对美国政府的监督手段，他们将这些手段列入火警监督的范畴，即与警察巡逻监督相对应的火警警报，警察巡逻监督是对活动本质真正的管控手段，（马修·麦卡宾斯、托马斯·施瓦兹，《被忽视的议会监督作用：警察巡逻vs火警警报》，载《美国政治学杂志》，1984年2月28日，第165—179页）。(25)　米歇尔·欧里亚克于1928年出生，国家行政学院1953届毕业生，国务委员。他曾先后在总理与部长办公室任职（1963年任职于乔治·蓬皮杜总理办公室、1974年任职于皮埃尔·梅斯梅尔总理办公室、并担任内政部部长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的办公室主任）。1976—1977年，他曾担任普罗旺斯-蓝色海岸大区区长和罗讷河口省省长。1978—1981年他是安德尔省保卫共和联盟议员。(26)　阿兰·理查德于1945年出生，国立行政大学1971届毕业生，1971年任法国行政法院助理办案员，1978年任法国行政法院审查官，1972—1974年成为统一社会党全国办公室成员，1975年加入社会党，1978—1993年任瓦尔德瓦兹省社会党议员。(27)　《国民议会官方公报》，1978年4月25日会议，第1327页。(28)　让-古斯塔夫·帕迪奥洛，《具体国家》，第93页。(29)　《国民议会官方公报》，1978年4月26日会议，第1379页。(30)　同上，第1378页。(31)　雅克·多米纳迪，总理任命国务秘书，《国民议会官方公报》，1978年4月26日，第1380页。(32)　《国民议会官方公报》，议会辩论，1978年4月26日会议，第1381页。(33)　同上，第1384页。(34)　弗朗西斯·德巴克，《公众查阅行政文件》，巴黎，法国文献局，1975年。(35)　他们大都是国会议员，这也反映出法国议会对行政监管之难。(36)　例如，立法委员会修正案建议，“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咨询意见无法确保公共服务能够善始善终”应予以否决，《国民议会官方公报：议会辩论》，1978年6月1日会议，第1099页。(37)　修正案第90条，《国民议公官方公报：议会辩论》，1978年6月1日会议，第1099页。(38)　关于这种典型的对立，参见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6年。同时参见菲利普·斯坦纳对韦伯术语的应用，《经济知识社会学：经济知识理性化研究（1750—1850）》，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8年。(39)　J.拉韦西埃，《政府部门和行政相对人间的沟通：“知情权”的现存缺陷与未来展望》，载多米尼克·科拉主编，《国家与社团主义：国家现代化任务研究》，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81—204页。(40)　参见埃贝尔·麦斯勒，《一种新的公共自由：获取行政文件的自由》，载《公共服务与自由：献给罗贝尔-爱德华·沙利叶教授的文集》，巴黎，艾米莉-保罗出版社，1981年，第181—204页。(41)　参见贝内迪科特·德洛内，《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间关系的改善》，第555页。(29)　《国民议会官方公报》，1978年4月26日会议，第1379页。(30)　同上，第1378页。(31)　雅克·多米纳迪，总理任命国务秘书，《国民议会官方公报》，1978年4月26日，第1380页。(32)　《国民议会官方公报》，议会辩论，1978年4月26日会议，第1381页。(33)　同上，第1384页。(34)　弗朗西斯·德巴克，《公众查阅行政文件》，巴黎，法国文献局，1975年。(35)　他们大都是国会议员，这也反映出法国议会对行政监管之难。(36)　例如，立法委员会修正案建议，“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咨询意见无法确保公共服务能够善始善终”应予以否决，《国民议会官方公报：议会辩论》，1978年6月1日会议，第1099页。(37)　修正案第90条，《国民议公官方公报：议会辩论》，1978年6月1日会议，第1099页。(38)　关于这种典型的对立，参见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6年。同时参见菲利普·斯坦纳对韦伯术语的应用，《经济知识社会学：经济知识理性化研究（1750—1850）》，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8年。(39)　J.拉韦西埃，《政府部门和行政相对人间的沟通：“知情权”的现存缺陷与未来展望》，载多米尼克·科拉主编，《国家与社团主义：国家现代化任务研究》，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81—204页。(40)　参见埃贝尔·麦斯勒，《一种新的公共自由：获取行政文件的自由》，载《公共服务与自由：献给罗贝尔-爱德华·沙利叶教授的文集》，巴黎，艾米莉-保罗出版社，1981年，第181—204页。(41)　参见贝内迪科特·德洛内，《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间关系的改善》，第555页。(42)　参见贝内迪科特·德洛内，《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间关系的改善》，第544—545页。(43)　同上，第547、571页；J.拉韦西埃，《政府部门和行政相对人间的沟通》。(44)　关于美国的情况以及与法国的比较，参见居伊·斯科弗尼，《美国的行政知情权：从美国模式到法国体系的透明度》，巴黎，载《经济学刊》，1992年，第351—359页。(45)　同上，第353页。(46)　贝内迪科特·德洛内，《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间关系的改善》，第570页。在美国，政府部门必须在10日期限内作出决定，如果政府否决，行政相对人可向部门领导提出上诉，后者必须在20日期限内作出表态。在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内，此类诉讼相较于其他案件享受优先处理权。(47)　“制度黏性”术语被保罗·皮尔逊所使用（保罗·皮尔逊，《路径依赖、递增效益与政治研究》，载《美国政治学评论》第94卷第2期，2000年，第251—267页）。(48)　《国民议会官方公报》，1978年4月25日会议，第1328页。(49)　同上，第1332页。(50)　《国民议会官方公报：议会辩论》，1979年4月25日会议，第3053页。(51)　《费加罗报》，1978年9月6日。(52)　同上。(53)　“在安德烈·沙多和皮埃尔·里夏尔获得任命后，共和国总统有意加快地方政府改革”，《世界报》，1978年4月28日。(54)　皮埃尔·里夏尔，《地方政府改革》，载吕西安·斯费兹主编，《法国社会中的决策与权力研讨会专刊》，巴黎，出版联合会，1979年，第146—152页。(42)　参见贝内迪科特·德洛内，《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间关系的改善》，第544—545页。(43)　同上，第547、571页；J.拉韦西埃，《政府部门和行政相对人间的沟通》。(44)　关于美国的情况以及与法国的比较，参见居伊·斯科弗尼，《美国的行政知情权：从美国模式到法国体系的透明度》，巴黎，载《经济学刊》，1992年，第351—359页。(45)　同上，第353页。(46)　贝内迪科特·德洛内，《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间关系的改善》，第570页。在美国，政府部门必须在10日期限内作出决定，如果政府否决，行政相对人可向部门领导提出上诉，后者必须在20日期限内作出表态。在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内，此类诉讼相较于其他案件享受优先处理权。(47)　“制度黏性”术语被保罗·皮尔逊所使用（保罗·皮尔逊，《路径依赖、递增效益与政治研究》，载《美国政治学评论》第94卷第2期，2000年，第251—267页）。(48)　《国民议会官方公报》，1978年4月25日会议，第1328页。(49)　同上，第1332页。(50)　《国民议会官方公报：议会辩论》，1979年4月25日会议，第3053页。(51)　《费加罗报》，1978年9月6日。(52)　同上。(53)　“在安德烈·沙多和皮埃尔·里夏尔获得任命后，共和国总统有意加快地方政府改革”，《世界报》，1978年4月28日。(54)　皮埃尔·里夏尔，《地方政府改革》，载吕西安·斯费兹主编，《法国社会中的决策与权力研讨会专刊》，巴黎，出版联合会，1979年，第146—152页。(55)　奥利维埃·吉夏尔，《共同生活》，巴黎，法国文献局，1976年。(56)　帕特里克·勒·利德克，《共和国市长》，第477—485页。(57)　参见皮埃尔·格雷米翁，《地方分权的领土划分，大区或省：别无选择的理由》，载《干预》第3期，1983年3—4月，第18—25页。(58)　皮埃尔·里夏尔，《地方行政区域改革》，第155页。(59)　阿兰·德尔康，《参议院与地方分权》。(60)　《关于地方行政区域改革的问卷：15 000位市长做出具有建设性的答复》，载《费加罗报》，1977年12月5日。(61)　《第戎讲话》，载《世界报》，1975年11月24日。(62)　《本末倒置》，载《现代民主报》，1978年11月8日。(63)　《地方行政区域改革》，载《费加罗报》，1978年9月6日。(64)　《地方改革需以国家行政改革为前提》，载《世界报》，1978年7月29日。(65)　奥利维埃·吉夏尔，《共同生活》，第25—26页。(55)　奥利维埃·吉夏尔，《共同生活》，巴黎，法国文献局，1976年。(56)　帕特里克·勒·利德克，《共和国市长》，第477—485页。(57)　参见皮埃尔·格雷米翁，《地方分权的领土划分，大区或省：别无选择的理由》，载《干预》第3期，1983年3—4月，第18—25页。(58)　皮埃尔·里夏尔，《地方行政区域改革》，第155页。(59)　阿兰·德尔康，《参议院与地方分权》。(60)　《关于地方行政区域改革的问卷：15 000位市长做出具有建设性的答复》，载《费加罗报》，1977年12月5日。(61)　《第戎讲话》，载《世界报》，1975年11月24日。(62)　《本末倒置》，载《现代民主报》，1978年11月8日。(63)　《地方行政区域改革》，载《费加罗报》，1978年9月6日。(64)　《地方改革需以国家行政改革为前提》，载《世界报》，1978年7月29日。(65)　奥利维埃·吉夏尔，《共同生活》，第25—26页。第四章

1970年代公共管理约束下的发展

虽然有利于行政相对人和地方分权的改革剧目获得成功并占据了主导地位，却并没有使对法国行政体系进行干预有着不同看法的替代知识和改革剧目消失殆尽。在第二次改革构型中，政治中心的重要影响促进了某些工具（有关行政相对人的法律）的发展和流通以及某些改革联盟（议员、法学家和舆论团体结成的联盟）的构建。然而这种重要影响遏制了其他工具（紧缩预算工具、公共管理工具）的发展和使用，迫使政府各部或专家行动者在他们无法获得强大公众支持的领域实施迂回战略，对比同时期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便可以发现法国的特殊性。德斯坦在1981年的总统选举中未能凭借降低税收和缩减福利国家的承诺获胜，这与分别在1979年和1980年上台执政的英国或美国保守派的反政府承诺形成鲜明对照。同样，由独立共和党人支持的行政改革更像是对1968年“五月风暴”运动以及政治竞争结构的回应，而不是对经济危机的回应。1972—1981年，对行政运作和国家的自由主义批评（针对同时期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加拿大总理(1)布赖恩·马尔罗尼或美国总统里根所采取的政治战略）在法国政治环境下并不可行。70年代的改革构型、政治因素的分量、反对派改革思想的主导地位，以及某些行政机关的强制约束，都影响着以经济或管理知识为基础的干预形式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预计，预算选择理性化促进这些干预形式的快速传播，但它们的发展也同样受到了限第四章

1970年代公共管理约束下的发展

虽然有利于行政相对人和地方分权的改革剧目获得成功并占据了主导地位，却并没有使对法国行政体系进行干预有着不同看法的替代知识和改革剧目消失殆尽。在第二次改革构型中，政治中心的重要影响促进了某些工具（有关行政相对人的法律）的发展和流通以及某些改革联盟（议员、法学家和舆论团体结成的联盟）的构建。然而这种重要影响遏制了其他工具（紧缩预算工具、公共管理工具）的发展和使用，迫使政府各部或专家行动者在他们无法获得强大公众支持的领域实施迂回战略，对比同时期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便可以发现法国的特殊性。德斯坦在1981年的总统选举中未能凭借降低税收和缩减福利国家的承诺获胜，这与分别在1979年和1980年上台执政的英国或美国保守派的反政府承诺形成鲜明对照。同样，由独立共和党人支持的行政改革更像是对1968年“五月风暴”运动以及政治竞争结构的回应，而不是对经济危机的回应。1972—1981年，对行政运作和国家的自由主义批评（针对同时期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加拿大总理(1)布赖恩·马尔罗尼或美国总统里根所采取的政治战略）在法国政治环境下并不可行。70年代的改革构型、政治因素的分量、反对派改革思想的主导地位，以及某些行政机关的强制约束，都影响着以经济或管理知识为基础的干预形式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预计，预算选择理性化促进这些干预形式的快速传播，但它们的发展也同样受到了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