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自主权，建立体现“问责制”的信息和测量系统。这个过程正式脱离了等级制组织和公共职能法规的法定机制。改变是在没有结构改革和公共职能法规改革的情况下经由渐进策略实现的，与凯瑟琳·瑟伦所描述调任机制和增添机制相对应。调任机制体现了财政改革者对由《财政法组织法》建立的预算框架的运用。起初，确立目标和衡量绩效的手段旨在为议会服务，并使议会能对行政机构进行更好的“外部”控制。这些管理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被转移并被扩大到尖端项目以及“内部”控制的施行，大部分由预算局领导。增添机制则体现了新的管理责任链条，并未质疑任何现行的、有关公共职能中等级和服从制度的规章，而只是对现有的公共职能规章进行补充，而且长远看来，可能会使现有制度不合理，甚至加深其损害。

第三节　《财政法组织法》引起的失衡效果与连锁反

应

《财政法组织法》深刻地改变了预算资源分配和管理的规则以及控制行政行为的方法，因此被视为正面质疑自第五共和国初期沿袭下来的所有方法的首个改革。其影响力十分可观，而且主要体现在对竞争力平衡的改变，即助长改革的三个中央行政部门之间的平衡。事实上，如果说预算改革初期显示出议会在此过程中的参与以及议会获得的有增强潜力的权力，相反，关于公共管理的“诱导性”改革则将财政部置于国家改革的中心，并赋予其看得见的权力。2003年3月，经济与财政部内部设立预算改革局，这种将《财政法组织法》的施行委托给部门内部特别团队的做法，彰显出部门的权势在日渐上升。预算的自主权，建立体现“问责制”的信息和测量系统。这个过程正式脱离了等级制组织和公共职能法规的法定机制。改变是在没有结构改革和公共职能法规改革的情况下经由渐进策略实现的，与凯瑟琳·瑟伦所描述调任机制和增添机制相对应。调任机制体现了财政改革者对由《财政法组织法》建立的预算框架的运用。起初，确立目标和衡量绩效的手段旨在为议会服务，并使议会能对行政机构进行更好的“外部”控制。这些管理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被转移并被扩大到尖端项目以及“内部”控制的施行，大部分由预算局领导。增添机制则体现了新的管理责任链条，并未质疑任何现行的、有关公共职能中等级和服从制度的规章，而只是对现有的公共职能规章进行补充，而且长远看来，可能会使现有制度不合理，甚至加深其损害。

第三节　《财政法组织法》引起的失衡效果与连锁反

应

《财政法组织法》深刻地改变了预算资源分配和管理的规则以及控制行政行为的方法，因此被视为正面质疑自第五共和国初期沿袭下来的所有方法的首个改革。其影响力十分可观，而且主要体现在对竞争力平衡的改变，即助长改革的三个中央行政部门之间的平衡。事实上，如果说预算改革初期显示出议会在此过程中的参与以及议会获得的有增强潜力的权力，相反，关于公共管理的“诱导性”改革则将财政部置于国家改革的中心，并赋予其看得见的权力。2003年3月，经济与财政部内部设立预算改革局，这种将《财政法组织法》的施行委托给部门内部特别团队的做法，彰显出部门的权势在日渐上升。预算改革局这个短期存在的“专门任务行政部门”汇集了预算局和公共会计司中负责改革的公务员们，以新颖独特的手段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依靠从经济与财政部以及某些部的财政部门所征聘的政府高级官员，借助财政监察总局的专门知识，并在“方法论和对全部计划的管理、公共联系和培训，以及最近收支预算和会计程序的现代化上”大范围寻求“咨询公司的协助”。它在制定、沟通和传播《财政法组织法》的原则与手段方面具有相当可观的能力，另外它还享有经济与财政部为此建立的专门组织的支持，比如汇集了财政部主要司局领导人（预算局和公共会计司）以及“开销”部门财政负责人的《财政法组织法》部际指导委员会，以及由14位负责项目质量与指标（由其他各部向财政部提供的）把控监督的总监察员组成的部际项目审计委员会。多重力量的加持打破了1990年代三个中央行政部门之间的竞争平衡。2005年6月，在维尔潘组建的新政府中，“国家改革”相关事宜被主要委托给负责预算的部长让-弗朗索瓦·科佩，这个显著迹象表明财政部现已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1989年的公共服务复兴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公共职能部的行政改革传统并使之制度化，然而新的部署标志着对既往传统的历史性突破。2005年7月，从属于财政部的国家现代化总局成立起来，彻底剥夺了曾经负责国家改革的其他机构的权力。国家改革从此成为由财政部控制的国策。

然而国家现代化总局扎根在财政部并不是该部目前占据主要中心位置的唯一迹象，财政部权力的加强也并不仅仅源于《财政法组织法》的影响。从1998年起，财政监察总局在时任局长蒂埃里·佩尔的驱动下，尤其注重通过所谓的基准研究来关注改革知识和新公共管理理论。同样，尤其以在职培训为代表的公共管理培训，其地点和规模改革局这个短期存在的“专门任务行政部门”汇集了预算局和公共会计司中负责改革的公务员们，以新颖独特的手段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依靠从经济与财政部以及某些部的财政部门所征聘的政府高级官员，借助财政监察总局的专门知识，并在“方法论和对全部计划的管理、公共联系和培训，以及最近收支预算和会计程序的现代化上”大范围寻求“咨询公司的协助”。它在制定、沟通和传播《财政法组织法》的原则与手段方面具有相当可观的能力，另外它还享有经济与财政部为此建立的专门组织的支持，比如汇集了财政部主要司局领导人（预算局和公共会计司）以及“开销”部门财政负责人的《财政法组织法》部际指导委员会，以及由14位负责项目质量与指标（由其他各部向财政部提供的）把控监督的总监察员组成的部际项目审计委员会。多重力量的加持打破了1990年代三个中央行政部门之间的竞争平衡。2005年6月，在维尔潘组建的新政府中，“国家改革”相关事宜被主要委托给负责预算的部长让-弗朗索瓦·科佩，这个显著迹象表明财政部现已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1989年的公共服务复兴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公共职能部的行政改革传统并使之制度化，然而新的部署标志着对既往传统的历史性突破。2005年7月，从属于财政部的国家现代化总局成立起来，彻底剥夺了曾经负责国家改革的其他机构的权力。国家改革从此成为由财政部控制的国策。

然而国家现代化总局扎根在财政部并不是该部目前占据主要中心位置的唯一迹象，财政部权力的加强也并不仅仅源于《财政法组织法》的影响。从1998年起，财政监察总局在时任局长蒂埃里·佩尔的驱动下，尤其注重通过所谓的基准研究来关注改革知识和新公共管理理论。同样，尤其以在职培训为代表的公共管理培训，其地点和规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如果说，诸如公共管理高级研究中心和高级管理培训中心此类由高校学者主办的公共教育中心是1970—1980年代的典型产物，那么自2001年7月以来公共管理和经济发展学院的崛起则进一步强调了财政部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阐释和传播上的垄断，权限范围覆盖全国的学院代替了旧日财政部设立的培训中心，为了财政部全体人员和其他在经济与财政部管辖内的政府服务部门的利益，成为旨在“为传播公共管理新文化作贡献”的场所。除了为职业选拔考试和考核进行备考培训的传统功能外，公共管理和经济发展学院也提供大量公共管理培训（2005年相关培训学员达到8 098人；2006年为5 354人），其中逾50%的培训旨在为《财政法组织法》做准备。2002年6月以来，学院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合作，组织了“公共管理国际会议”，旨在促使法国公务员了解国外的改革与实践，同时学院还编辑了线上杂志《公共管理观察》，用以介绍其他国家制定和使用的原则及方法。因此，公共管理和经济发展学院通过自身行动参与到了公共管理标准和方法的传播中，而这些标准和方法都被认为有效并易于挪用到法国改革政策中。1998年至2007年，财政部在新公共管理方法的引进和阐释中所扮演的角色越发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大型咨询和审计公司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然而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数据，我们无法准确分析咨询公司在21世纪初对法国行政日益显著的影响与日益频繁的参与。然而，一切都表明专门机构的高级官员与咨询公司之间的交流已经系统化，并促进了公共管理标准的传播。盎格鲁-撒克逊体系中咨询公司（埃森哲、普华永道、凯捷、毕博咨询公司）的参与，甚至改革过程中的法国机构（例如人力资源发展研究院）都非常有名。咨询产业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经历了快速的积聚，导致(12)了以信息为主导的、具有多国背景的咨询团队出现。所有国家改革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如果说，诸如公共管理高级研究中心和高级管理培训中心此类由高校学者主办的公共教育中心是1970—1980年代的典型产物，那么自2001年7月以来公共管理和经济发展学院的崛起则进一步强调了财政部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阐释和传播上的垄断，权限范围覆盖全国的学院代替了旧日财政部设立的培训中心，为了财政部全体人员和其他在经济与财政部管辖内的政府服务部门的利益，成为旨在“为传播公共管理新文化作贡献”的场所。除了为职业选拔考试和考核进行备考培训的传统功能外，公共管理和经济发展学院也提供大量公共管理培训（2005年相关培训学员达到8 098人；2006年为5 354人），其中逾50%的培训旨在为《财政法组织法》做准备。2002年6月以来，学院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合作，组织了“公共管理国际会议”，旨在促使法国公务员了解国外的改革与实践，同时学院还编辑了线上杂志《公共管理观察》，用以介绍其他国家制定和使用的原则及方法。因此，公共管理和经济发展学院通过自身行动参与到了公共管理标准和方法的传播中，而这些标准和方法都被认为有效并易于挪用到法国改革政策中。1998年至2007年，财政部在新公共管理方法的引进和阐释中所扮演的角色越发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大型咨询和审计公司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然而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数据，我们无法准确分析咨询公司在21世纪初对法国行政日益显著的影响与日益频繁的参与。然而，一切都表明专门机构的高级官员与咨询公司之间的交流已经系统化，并促进了公共管理标准的传播。盎格鲁-撒克逊体系中咨询公司（埃森哲、普华永道、凯捷、毕博咨询公司）的参与，甚至改革过程中的法国机构（例如人力资源发展研究院）都非常有名。咨询产业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经历了快速的积聚，导致(12)了以信息为主导的、具有多国背景的咨询团队出现。所有国家改革的中央机构，包括国家改革总署、国家改革部际代表，还有今天的国家现代化总局，都借助了咨询公司，而后者的角色也在《财政法组织法》以及2005年10月以来预算部部长开启的“现代化审计”中得到加强，由政府进行的这些审计工作也暗中得到了咨询公司提供的帮助。

另外，我们不能够忽视《财政法组织法》引起的类似多米诺骨牌的连锁效应。因为引起了预算资源管理规则和行政行为控制原则的深刻转变，《财政法组织法》事实上建立起了“改革原则”，其他创新举措必须围绕它进行布局，或至少必须将其纳入考量范围。无论如何，关键依然在于使行政体系中的其他规则和新预算规则“兼容”。例如，在《财政法组织法》的影响下，国家工作人员的人事管理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这并不是通过公共职能改革实现的，而是由于预算框架(13)的改变迫使某些新工具的使用成为必须。在没有改革关于公共职能法律和条例的情况下，新的预算框架促使公共当局采取措施令各部预算管理人员履行以下职责：1，在人事拨款管理及招聘管理方面拥有高度自主权；2，规定每年的晋升或重新分配（在编人员在不同职系中重新部署）配额（因此数量是有限的）；3，准确计算就业结构的多年变化，以履行对公职人员的法律和监管义务；4，但是也要长期监管预算框架提供的新的管理可能与公共职能不变的规则之间的相容性。政府各部以不同的方式实践了人力资源管理的新方法，但是通过整合了LOLF的原则，并且在没有公共改革的情况下逐步地适应了公务员制度的法律。但是都参考了《财政法组织法》的原则，并在不进行公共改革的情况下逐步调整了公共职能法规。

与此同时，1998年至2007年间还开启了另外两项创新举措，它的中央机构，包括国家改革总署、国家改革部际代表，还有今天的国家现代化总局，都借助了咨询公司，而后者的角色也在《财政法组织法》以及2005年10月以来预算部部长开启的“现代化审计”中得到加强，由政府进行的这些审计工作也暗中得到了咨询公司提供的帮助。

另外，我们不能够忽视《财政法组织法》引起的类似多米诺骨牌的连锁效应。因为引起了预算资源管理规则和行政行为控制原则的深刻转变，《财政法组织法》事实上建立起了“改革原则”，其他创新举措必须围绕它进行布局，或至少必须将其纳入考量范围。无论如何，关键依然在于使行政体系中的其他规则和新预算规则“兼容”。例如，在《财政法组织法》的影响下，国家工作人员的人事管理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这并不是通过公共职能改革实现的，而是由于预算框架(13)的改变迫使某些新工具的使用成为必须。在没有改革关于公共职能法律和条例的情况下，新的预算框架促使公共当局采取措施令各部预算管理人员履行以下职责：1，在人事拨款管理及招聘管理方面拥有高度自主权；2，规定每年的晋升或重新分配（在编人员在不同职系中重新部署）配额（因此数量是有限的）；3，准确计算就业结构的多年变化，以履行对公职人员的法律和监管义务；4，但是也要长期监管预算框架提供的新的管理可能与公共职能不变的规则之间的相容性。政府各部以不同的方式实践了人力资源管理的新方法，但是通过整合了LOLF的原则，并且在没有公共改革的情况下逐步地适应了公务员制度的法律。但是都参考了《财政法组织法》的原则，并在不进行公共改革的情况下逐步调整了公共职能法规。

与此同时，1998年至2007年间还开启了另外两项创新举措，它们表现得更为循序渐进也更符合我们在法国行政工作中所观察到的转变模式，即2004年国家地方公共服务部门重组以及一些关于高级公职人员的措施。鉴于我们提出的关于行政改革政策制定中“核心地位竞争”的论点，这些改革分别由国家内政部和公共职能部掌控。这两该部继续着各自1990年代以来的行动方针，但是也对《财政法组织法》带来的不平衡以及财政部的霸权做出反应。从表面上看，这两项改革举措的突破性远不及《财政法组织法》，然而它们也仍像《财政法组织法》一样是法国改革进程中的重要标志。

第四节　国家权力下放部门的改革

1997年至2007年间，国家权力下放部门的重构始终是改革计划的目标，并且在2004年所颁布的一系列政令影响下初步趋向合理化。其推动力最早来源于1990年代上半叶。1992年2月6日的《共和国地方行政法》将政府服务部门的重建列入日程，同时强调遵从辅助性原则并通过权力下放实现更大程度的部门自主权。此举是对继承于法国行政历史的组织形式的明确批评：国家地方公共服务部门被认为太过冗繁，省级部门数量就达到了20多个，相对于地方当局来说也太过分散，于是后者巧妙利用这种分散性来“挑拨离间”国家服务部门。从1992年到2004年，旨在对国家权力下放部门进行重新分配的战略型创新举措呈现出爆炸式增长的态势，然而这些举措大多仅仅停留在宣传层面，并没有得到政府各部的真正支持和落实。因此，1995年10月24日的总理通告要求地方行政长官审查同一部内驻地方各司局以及部门之间重组和互助的可能性，同时加强部际管理和协调们表现得更为循序渐进也更符合我们在法国行政工作中所观察到的转变模式，即2004年国家地方公共服务部门重组以及一些关于高级公职人员的措施。鉴于我们提出的关于行政改革政策制定中“核心地位竞争”的论点，这些改革分别由国家内政部和公共职能部掌控。这两该部继续着各自1990年代以来的行动方针，但是也对《财政法组织法》带来的不平衡以及财政部的霸权做出反应。从表面上看，这两项改革举措的突破性远不及《财政法组织法》，然而它们也仍像《财政法组织法》一样是法国改革进程中的重要标志。

第四节　国家权力下放部门的改革

1997年至2007年间，国家权力下放部门的重构始终是改革计划的目标，并且在2004年所颁布的一系列政令影响下初步趋向合理化。其推动力最早来源于1990年代上半叶。1992年2月6日的《共和国地方行政法》将政府服务部门的重建列入日程，同时强调遵从辅助性原则并通过权力下放实现更大程度的部门自主权。此举是对继承于法国行政历史的组织形式的明确批评：国家地方公共服务部门被认为太过冗繁，省级部门数量就达到了20多个，相对于地方当局来说也太过分散，于是后者巧妙利用这种分散性来“挑拨离间”国家服务部门。从1992年到2004年，旨在对国家权力下放部门进行重新分配的战略型创新举措呈现出爆炸式增长的态势，然而这些举措大多仅仅停留在宣传层面，并没有得到政府各部的真正支持和落实。因此，1995年10月24日的总理通告要求地方行政长官审查同一部内驻地方各司局以及部门之间重组和互助的可能性，同时加强部际管理和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