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价值应该根据重置成本计算。资产的重置成本指的是以尽可能有效的方式复制资产经济功能所需的成本。现金和可交易证券的账面价值与重置成本之间并无差异。应收账款的重置成本稍高于账面成本，因为其本质上是正常业务过程中因销售产生的给客户的借款，并且其中的一部分是无法收回的。

存货的重置成本是生产同样数量的可售存货需要的成本。根据制造成本的变化趋势和计算方法的不同（先进先出法或后进先出法），存货的重置成本可能高于或低于账面价值。对于厂房、不动产和设备而言，重置成本是新建或外购相应设施最便宜的方法。这种计算需要了解行业情况，但并不依赖对未来现金流的预测。

最后，对于发展势头良好的行业，客户关系、组织发展、人员聘任与培训还有产品种类组合等无形资产也具有重置成本。这些价值可以通过分析其有效产生的情景来计算。例如，产品种类组合的重置成本就是重新设计完成全套产品的研发费用。同时，这方面一般也存在非公开的市场交易，经验丰富的买方购买无形资产支付的价格也有助于分析确定其重置价值。例如，当唱片企业购买某个独立音乐工作室及其歌手，大制药企业收购产品很有前途的创业企业，抑或是有线电视网买入地区有线电视网及其客户合同时，上述无形资产的重置成本便可确认。

与估计清算价值一样，计算持续经营的企业资产的重置成本并不需要对未来做出预测，所需信息都是当前可得的。与此同时，在考察资产负债表时，价值估计同样分为最为确定的（现金与可交易证券）和不那么确定的（无性资产），两者有重要的区别。如果某家企业的其价值应该根据重置成本计算。资产的重置成本指的是以尽可能有效的方式复制资产经济功能所需的成本。现金和可交易证券的账面价值与重置成本之间并无差异。应收账款的重置成本稍高于账面成本，因为其本质上是正常业务过程中因销售产生的给客户的借款，并且其中的一部分是无法收回的。

存货的重置成本是生产同样数量的可售存货需要的成本。根据制造成本的变化趋势和计算方法的不同（先进先出法或后进先出法），存货的重置成本可能高于或低于账面价值。对于厂房、不动产和设备而言，重置成本是新建或外购相应设施最便宜的方法。这种计算需要了解行业情况，但并不依赖对未来现金流的预测。

最后，对于发展势头良好的行业，客户关系、组织发展、人员聘任与培训还有产品种类组合等无形资产也具有重置成本。这些价值可以通过分析其有效产生的情景来计算。例如，产品种类组合的重置成本就是重新设计完成全套产品的研发费用。同时，这方面一般也存在非公开的市场交易，经验丰富的买方购买无形资产支付的价格也有助于分析确定其重置价值。例如，当唱片企业购买某个独立音乐工作室及其歌手，大制药企业收购产品很有前途的创业企业，抑或是有线电视网买入地区有线电视网及其客户合同时，上述无形资产的重置成本便可确认。

与估计清算价值一样，计算持续经营的企业资产的重置成本并不需要对未来做出预测，所需信息都是当前可得的。与此同时，在考察资产负债表时，价值估计同样分为最为确定的（现金与可交易证券）和不那么确定的（无性资产），两者有重要的区别。如果某家企业的资产主要由品牌权益这样的无形资产构成，其价值就不如主要由现金、应收账款和通用性厂房、不动产与设备构成的企业可靠。某些没有在资产负债表上得到清晰反映的资产，需要更为丰富的行业经验来计算其重置价值，但对这种经验的要求并不比在该行业中基于可靠信息做出投资决策的要求更高。

如果是一家企业处于不存在竞争优势的行业里，将战略性分析纳入其价值评估过程的重要性就立刻显现出来了。假设福特的重置成本是400亿美元，该资产每年产生80亿美元的现金流。如果资本成本为通常较为合理的10%，那么未来现金流的现值就是800亿美元，这是重置成本的两倍。如此之高的超额回报率对其他企业是极大的诱惑，新进入者或者其他在位企业也能够以400亿美元的投资创造800亿美元的价值。如果市场没有进入壁垒，新进入者就会纷至沓来。但由于竞争变得更为激烈了，福特和新进入者的收益都会下降。如果福特的现金流跌至60亿美元，投资的价值就只有600亿美元，但这个数字依旧吸引新进入者。只有当未来利润的现值下跌至重置成本时，新进入者加入的进程才会停止，行业的利润率才会稳定。在没有进入壁垒的行业，竞争最终会使资产重置成本等于未来利润的现值。

第二部分：盈利能力价值

除资产与负债外，决定企业价值的另一项可靠信息是企业近期产生的可支配现金流（可以从最新披露的利润表与现金流量表中得出）。这只是企业价值很小的一部分，但可被用于回答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这种净现金流水平一直不增也不减地持续下去，那么企业的价值应该是多少？这一数字是基于会计信息得出的，因此相对严谨。当然，资产主要由品牌权益这样的无形资产构成，其价值就不如主要由现金、应收账款和通用性厂房、不动产与设备构成的企业可靠。某些没有在资产负债表上得到清晰反映的资产，需要更为丰富的行业经验来计算其重置价值，但对这种经验的要求并不比在该行业中基于可靠信息做出投资决策的要求更高。

如果是一家企业处于不存在竞争优势的行业里，将战略性分析纳入其价值评估过程的重要性就立刻显现出来了。假设福特的重置成本是400亿美元，该资产每年产生80亿美元的现金流。如果资本成本为通常较为合理的10%，那么未来现金流的现值就是800亿美元，这是重置成本的两倍。如此之高的超额回报率对其他企业是极大的诱惑，新进入者或者其他在位企业也能够以400亿美元的投资创造800亿美元的价值。如果市场没有进入壁垒，新进入者就会纷至沓来。但由于竞争变得更为激烈了，福特和新进入者的收益都会下降。如果福特的现金流跌至60亿美元，投资的价值就只有600亿美元，但这个数字依旧吸引新进入者。只有当未来利润的现值下跌至重置成本时，新进入者加入的进程才会停止，行业的利润率才会稳定。在没有进入壁垒的行业，竞争最终会使资产重置成本等于未来利润的现值。

第二部分：盈利能力价值

除资产与负债外，决定企业价值的另一项可靠信息是企业近期产生的可支配现金流（可以从最新披露的利润表与现金流量表中得出）。这只是企业价值很小的一部分，但可被用于回答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这种净现金流水平一直不增也不减地持续下去，那么企业的价值应该是多少？这一数字是基于会计信息得出的，因此相对严谨。当然，该分析需要对未来做出某种推断，所以不像资产负债评估那么可靠。不过由于它假设不存在增长，不确定性要小于标准的净现值计算。我们将采用上述的第二种方法来评估盈利能力价值，将其与重置成本相比较有助于帮助理解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

确定企业盈利能力价值的出发点是当前净现金流。在理想情况下，该数字应等于账面利润，但由于权责发生制的会计原则，两者之间几乎总是会存在差异。同时，由于某些短期因素，即使是当前现金流也可能不同于根据企业经营状况得出的平均可持续现金流。因此，为了从账面利润得到可持续的可支配利润（我们称之为盈利能力），我们需要做一系列的调整。这些调整并不难，但对于不熟悉财务报表的人来说可能会有些晦涩。

第一，为了消除财务杠杆（企业的负债占资产的百分比）效应，我们需要从营业利润（息税前利润）而不是净利润开始分析，以便于剔除利息支付和由于债务融资获得的税务上的税盾效应。

第二，所谓的非经常项目必须纳入计算当中。在理想情况下，这些收支出现的频率很低且正负各半，并不会影响长期的可持续利润。但在实际中，某些企业的此类收支频繁出现且总体上都是负值，当中某一年的科目夹杂着多年累积下来且未来仍会发生的损失。它们并不是真正的一次性非经常事件，而是企业管理层将某些错误决策归拢起来，放到不为人注意的角落以突出“正常”利润的手法。如果这些项目频繁出现，那么合理的处理方法是计算它们过去几年（相对或绝对）的平均水平，然后将相应的数值从营业利润中扣除。该分析需要对未来做出某种推断，所以不像资产负债评估那么可靠。不过由于它假设不存在增长，不确定性要小于标准的净现值计算。我们将采用上述的第二种方法来评估盈利能力价值，将其与重置成本相比较有助于帮助理解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

确定企业盈利能力价值的出发点是当前净现金流。在理想情况下，该数字应等于账面利润，但由于权责发生制的会计原则，两者之间几乎总是会存在差异。同时，由于某些短期因素，即使是当前现金流也可能不同于根据企业经营状况得出的平均可持续现金流。因此，为了从账面利润得到可持续的可支配利润（我们称之为盈利能力），我们需要做一系列的调整。这些调整并不难，但对于不熟悉财务报表的人来说可能会有些晦涩。

第一，为了消除财务杠杆（企业的负债占资产的百分比）效应，我们需要从营业利润（息税前利润）而不是净利润开始分析，以便于剔除利息支付和由于债务融资获得的税务上的税盾效应。

第二，所谓的非经常项目必须纳入计算当中。在理想情况下，这些收支出现的频率很低且正负各半，并不会影响长期的可持续利润。但在实际中，某些企业的此类收支频繁出现且总体上都是负值，当中某一年的科目夹杂着多年累积下来且未来仍会发生的损失。它们并不是真正的一次性非经常事件，而是企业管理层将某些错误决策归拢起来，放到不为人注意的角落以突出“正常”利润的手法。如果这些项目频繁出现，那么合理的处理方法是计算它们过去几年（相对或绝对）的平均水平，然后将相应的数值从营业利润中扣除。第三，在剔除了上述这些会计操纵手法的影响之后，当前利润必须针对某些导致它过高或过低的周期性因素进行调整。这方面有多种调整方法，最简单的是计算多年的平均营业利润率（息税前利润除以销售收入），然后根据这一平均营业利润率获得当前的营业利润水平。营业利润率在经济周期中的波动通常要比收入更大，收入若对经济周期敏感的话也可调整到平均水平。

第四，财务报表中的会计折旧可能与真实的经济折旧相差甚远。经济折旧应该等于年底使资本存量达到当年年初水平所需的投入。该数字是维护性资本支出，不包含成长性资本支出，且取决于当前的厂房与设备价格。会计折旧基于历史成本和以往设施更换的成本计算，在设备价格近年持续下降的趋势下，往往高估资产的损耗率，一般也都高于维持资本存量所需的实际开支（维护性资本支出）。这里需要做的调整是调高账面利润。相反地，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历史成本低于重置成本，彼时需要做的是调低账面利润。

第五，部分特殊情形也需要进行调整。例如，本应该并表的子企业用权益法处理，没有被包含在企业的现金流里；对提价不敏感的管理层可能会使企业的定价权被低估；本应被关闭的亏损业务会拉低企业可持续的盈利水平。

最后，税务开支可能因会计处理的原因在各年之间大幅变动。据上述调整算出的税前营业利润应根据可持续的平均税率计算税后营业利润。该税后营业利润将是零债务情况下企业可持续获得的利润水平。这便是企业的盈利能力，也即在生产性资产稳定情况下，企业能支配和持续分配给股东的现金流水平。第三，在剔除了上述这些会计操纵手法的影响之后，当前利润必须针对某些导致它过高或过低的周期性因素进行调整。这方面有多种调整方法，最简单的是计算多年的平均营业利润率（息税前利润除以销售收入），然后根据这一平均营业利润率获得当前的营业利润水平。营业利润率在经济周期中的波动通常要比收入更大，收入若对经济周期敏感的话也可调整到平均水平。

第四，财务报表中的会计折旧可能与真实的经济折旧相差甚远。经济折旧应该等于年底使资本存量达到当年年初水平所需的投入。该数字是维护性资本支出，不包含成长性资本支出，且取决于当前的厂房与设备价格。会计折旧基于历史成本和以往设施更换的成本计算，在设备价格近年持续下降的趋势下，往往高估资产的损耗率，一般也都高于维持资本存量所需的实际开支（维护性资本支出）。这里需要做的调整是调高账面利润。相反地，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历史成本低于重置成本，彼时需要做的是调低账面利润。

第五，部分特殊情形也需要进行调整。例如，本应该并表的子企业用权益法处理，没有被包含在企业的现金流里；对提价不敏感的管理层可能会使企业的定价权被低估；本应被关闭的亏损业务会拉低企业可持续的盈利水平。

最后，税务开支可能因会计处理的原因在各年之间大幅变动。据上述调整算出的税前营业利润应根据可持续的平均税率计算税后营业利润。该税后营业利润将是零债务情况下企业可持续获得的利润水平。这便是企业的盈利能力，也即在生产性资产稳定情况下，企业能支配和持续分配给股东的现金流水平。盈利能力是年度的现金流水平，为了将其转换为盈利能力价值，也就是所有这些未来现金流的现值，首先要用盈利能力除以资本成本。这里的资本成本应该是税后债务资本成本和股权资本成本的加权平均值，它体现了企业为了吸引必需的投资每年必须支付给投资者的回报。这一加权平均值等于税后债务资本成本乘以负债占资本比重，加上税后股权资本成本乘以股权占资本比重。可持续的负债率应该是下面两者当中较低的那一个：平均能够承担且不会严重损害经营业绩的债务水平，以及企业平均的历史债务水平。因为债务融资能够享有税务上的收益，所以前者更为可取，但如果管理层并不愿意在当前或可预见的未来利用这一优势，则平均债务成本就应根据管理层的实际行为来计算。

为了阐述这一过程，考虑这样一家企业：当期税前利润为1亿美元，经调整后得到每年1.35亿美元的税后盈利能力；资本1/3依靠债务融资，2/3依靠股权融资，债务利息率为9%，股权成本为10.8%（类似风险条件下的一般股权投资回报率），税率为40%。此时，加权平均资本成本（R）是9%：

基于9%的资本成本，企业的盈利能力价值为15亿美元：

EPV = 1.35÷0.09 = 15盈利能力是年度的现金流水平，为了将其转换为盈利能力价值，也就是所有这些未来现金流的现值，首先要用盈利能力除以资本成本。这里的资本成本应该是税后债务资本成本和股权资本成本的加权平均值，它体现了企业为了吸引必需的投资每年必须支付给投资者的回报。这一加权平均值等于税后债务资本成本乘以负债占资本比重，加上税后股权资本成本乘以股权占资本比重。可持续的负债率应该是下面两者当中较低的那一个：平均能够承担且不会严重损害经营业绩的债务水平，以及企业平均的历史债务水平。因为债务融资能够享有税务上的收益，所以前者更为可取，但如果管理层并不愿意在当前或可预见的未来利用这一优势，则平均债务成本就应根据管理层的实际行为来计算。

为了阐述这一过程，考虑这样一家企业：当期税前利润为1亿美元，经调整后得到每年1.35亿美元的税后盈利能力；资本1/3依靠债务融资，2/3依靠股权融资，债务利息率为9%，股权成本为10.8%（类似风险条件下的一般股权投资回报率），税率为40%。此时，加权平均资本成本（R）是9%：

基于9%的资本成本，企业的盈利能力价值为15亿美元：

EPV = 1.35÷0.09 =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