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关于政治与财政参与者，请参阅《小国家陷入大麻烦》；关于专家尤其是顾问，请参阅丹尼斯·圣-马丁，《建设新管理主义国家》。(9)　彼得·A.霍尔，《经济思想的政治力量》，第373—374页。(10)　此处借用安妮·科洛瓦勒的“战略身份”表述，载《社会科学研究论文集》第73期，1988年，第30—40页。(11)　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斯蒂芬·斯科沃伦克谈及一个政权构建自身威信的方式，即根据自身拥有的资源、支持、路径与背景在某个特定时刻明确自己的政治“愿景”。斯蒂芬·斯科沃伦克，《政治总统决定：从约翰·亚当斯到乔治·布什的领导》，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7—32页。(12)　彼得·A.霍尔，《经济思想的政治力量》，第374—375页。(13)　约翰·金登，《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1995年（第二版）。(14)　布鲁诺·若贝尔主编，《欧洲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巴黎，拉马丹出版社，1994年。(15)　尤其参阅马里翁·福尔卡德-古兰沙，《政治、制度结构与经济增长：比较研究》；迪特尔·鲁舍迈尔、西达·斯考切波主编，《国家、社会知识与现代社会政治起源》，普林斯顿，普利斯顿大学出版社，1996年；奥利维耶·伊赫尔、玛蒂娜·卡卢辛斯基、吉尔·波莱主编，《管理科学》，巴黎，载《经济学刊》，2003年。(16)　参阅埃伦·伊梅古特，《新制度主义的理论核心》，载《政治与社会》第26卷第1期，1998年3月，第5—34页。(17)　西达·斯考切波，《保护士兵与母亲》，第57—60页；保罗·皮尔逊，《当影响成为原因：政策反馈与政治变革》，载《世界政治》第45期，1993年，第595—628页；保罗·皮尔逊，《不是什么而是何时：政治进程中的时间与顺序》，载《美国政治发展研究》第14卷第1期，2000年，第72—(8)　关于政治与财政参与者，请参阅《小国家陷入大麻烦》；关于专家尤其是顾问，请参阅丹尼斯·圣-马丁，《建设新管理主义国家》。(9)　彼得·A.霍尔，《经济思想的政治力量》，第373—374页。(10)　此处借用安妮·科洛瓦勒的“战略身份”表述，载《社会科学研究论文集》第73期，1988年，第30—40页。(11)　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斯蒂芬·斯科沃伦克谈及一个政权构建自身威信的方式，即根据自身拥有的资源、支持、路径与背景在某个特定时刻明确自己的政治“愿景”。斯蒂芬·斯科沃伦克，《政治总统决定：从约翰·亚当斯到乔治·布什的领导》，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7—32页。(12)　彼得·A.霍尔，《经济思想的政治力量》，第374—375页。(13)　约翰·金登，《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1995年（第二版）。(14)　布鲁诺·若贝尔主编，《欧洲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巴黎，拉马丹出版社，1994年。(15)　尤其参阅马里翁·福尔卡德-古兰沙，《政治、制度结构与经济增长：比较研究》；迪特尔·鲁舍迈尔、西达·斯考切波主编，《国家、社会知识与现代社会政治起源》，普林斯顿，普利斯顿大学出版社，1996年；奥利维耶·伊赫尔、玛蒂娜·卡卢辛斯基、吉尔·波莱主编，《管理科学》，巴黎，载《经济学刊》，2003年。(16)　参阅埃伦·伊梅古特，《新制度主义的理论核心》，载《政治与社会》第26卷第1期，1998年3月，第5—34页。(17)　西达·斯考切波，《保护士兵与母亲》，第57—60页；保罗·皮尔逊，《当影响成为原因：政策反馈与政治变革》，载《世界政治》第45期，1993年，第595—628页；保罗·皮尔逊，《不是什么而是何时：政治进程中的时间与顺序》，载《美国政治发展研究》第14卷第1期，2000年，第72—92页。(18)　保罗·皮尔逊，西达·斯考切波，《当代政治学中的历史制度主义》，载I.卡兹尼尔森、H.V.米纳尔编，《社会科学：纪律的国家》，纽约，诺顿出版社，2002年。(19)　凯瑟琳·瑟伦，《制度是如何演变的：从比较历史分析中洞察》，载J.马霍尼、D.鲁舍迈尔编，《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历史学分析》，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沃夫冈·施特雷克、凯瑟琳·瑟伦编，《超越连续性：先进政治经济体的制度变革》，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20)　保罗·皮尔逊，《时间的政治：历史、制度与社会分析》，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9—94页。(21)　罗纳德·L.杰珀森，《制度、制度影响以及制度主义》，载W.W.鲍威尔、P.J.狄马乔编，《组织分析中的新制度主义》，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43—163页。92页。(18)　保罗·皮尔逊，西达·斯考切波，《当代政治学中的历史制度主义》，载I.卡兹尼尔森、H.V.米纳尔编，《社会科学：纪律的国家》，纽约，诺顿出版社，2002年。(19)　凯瑟琳·瑟伦，《制度是如何演变的：从比较历史分析中洞察》，载J.马霍尼、D.鲁舍迈尔编，《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历史学分析》，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沃夫冈·施特雷克、凯瑟琳·瑟伦编，《超越连续性：先进政治经济体的制度变革》，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20)　保罗·皮尔逊，《时间的政治：历史、制度与社会分析》，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9—94页。(21)　罗纳德·L.杰珀森，《制度、制度影响以及制度主义》，载W.W.鲍威尔、P.J.狄马乔编，《组织分析中的新制度主义》，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43—163页。第二部分

“国家的自我关注”：一个理性政府的行政

理念（1962—1972）

最初的改革构型受制于“国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自我管理’问题”这一共识。在多种动力（《罗马条约》的签订、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结束、政府规划工作的开展，等等）驱动下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一股知识和技术层面的批评质疑浪潮日渐高涨，主要针对当前行政组织的合理性及其确保实现新目标（是指由米歇尔·德布雷政府和乔治·蓬皮杜政府赋予公共干预的新目标）的能力，行政机构的组织和运行成为整个过程中各方讨论与认知的焦点。然而行政管理问题成为普遍性“公共问题”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多方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结果：法国财政与经济事务部（miistère des Fiaces et des Affaires écoomiques）和计划总署（Commissariat gééral au Pla）的高级官员们一直在寻找合理的政府工具。他们以蓬勃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学知识为基础，开始带着批判的眼光对公共运作的合理性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行政管理的诸多组成部分逐渐被构造成为“知识对第二部分

“国家的自我关注”：一个理性政府的行政

理念（1962—1972）

最初的改革构型受制于“国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自我管理’问题”这一共识。在多种动力（《罗马条约》的签订、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结束、政府规划工作的开展，等等）驱动下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一股知识和技术层面的批评质疑浪潮日渐高涨，主要针对当前行政组织的合理性及其确保实现新目标（是指由米歇尔·德布雷政府和乔治·蓬皮杜政府赋予公共干预的新目标）的能力，行政机构的组织和运行成为整个过程中各方讨论与认知的焦点。然而行政管理问题成为普遍性“公共问题”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多方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结果：法国财政与经济事务部（miistère des Fiaces et des Affaires écoomiques）和计划总署（Commissariat gééral au Pla）的高级官员们一直在寻找合理的政府工具。他们以蓬勃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学知识为基础，开始带着批判的眼光对公共运作的合理性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行政管理的诸多组成部分逐渐被构造成为“知识对象”：最优公共支出、运作成本、公共职能工资总额、公职人员计数、公务员应变行为，等等。这些创举促成了一项重要的行政改革方案，即于1968年1月启动的“预算选择理性化”方案。虽然这项预算制度并没有在雅克·沙邦-戴尔马总理政府的“新社会”政治计划中持续很长时间，但它体现了理性政府的行政理念。各项原则、方案以及行动部署构成了最初的改革剧目，即所谓的“理性政府剧目”，它涵盖了一个全新的理性政府管理建设的各个方面。象”：最优公共支出、运作成本、公共职能工资总额、公职人员计数、公务员应变行为，等等。这些创举促成了一项重要的行政改革方案，即于1968年1月启动的“预算选择理性化”方案。虽然这项预算制度并没有在雅克·沙邦-戴尔马总理政府的“新社会”政治计划中持续很长时间，但它体现了理性政府的行政理念。各项原则、方案以及行动部署构成了最初的改革剧目，即所谓的“理性政府剧目”，它涵盖了一个全新的理性政府管理建设的各个方面。第一章

1960年代对规划范式的逐步质疑

第一节　国家面对的经济政治新环境

整个1960年代，三个不同的战略性举措促使人们对国家行政机构的合理性进行了批判性质疑。首先，1957年《罗马条约》的签订意味着法国选择打开国门，并希望通过推进参与国际竞争、实现贸易和关税自由化、实现法郎可兑换、达到平衡国际收支等新目标以实现法国经济国际化。此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的背景下，这种国际化定位改变了公共当局的预期战略。从此就不再只是在战后重建时期(1)的综合规划框架下设定生产目标那么简单了。在开放型经济环境下，需要掌握关于公共决策的准确信息，因为政府部门的投资和消费政策、税收政策、价格政策或收入政策都会影响庇护部门（非开放型经济部门）与暴露部门（开放型经济部门）之间的经济平衡。国际化的(2)选择，无论其决定因素是什么，都会对国家干预的实施手段、结构形式和运作模式产生影响。法国于1959年11月13日颁布政令，要求(3)成立专家组负责经济扩张障碍的相关研究，专家组于1960年7月公开发表《鲁夫-阿尔芒报告》，其中谈到了政府外部约束导致的“内部”新要求：报告指出，国家干预主义的沉重负担和“公共行政的不适应性”成为了法国经济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若想消除经济扩张障(4)碍，就需要进行“行政改革”。进行结构调整（改进管理领域组织第一章

1960年代对规划范式的逐步质疑

第一节　国家面对的经济政治新环境

整个1960年代，三个不同的战略性举措促使人们对国家行政机构的合理性进行了批判性质疑。首先，1957年《罗马条约》的签订意味着法国选择打开国门，并希望通过推进参与国际竞争、实现贸易和关税自由化、实现法郎可兑换、达到平衡国际收支等新目标以实现法国经济国际化。此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的背景下，这种国际化定位改变了公共当局的预期战略。从此就不再只是在战后重建时期(1)的综合规划框架下设定生产目标那么简单了。在开放型经济环境下，需要掌握关于公共决策的准确信息，因为政府部门的投资和消费政策、税收政策、价格政策或收入政策都会影响庇护部门（非开放型经济部门）与暴露部门（开放型经济部门）之间的经济平衡。国际化的(2)选择，无论其决定因素是什么，都会对国家干预的实施手段、结构形式和运作模式产生影响。法国于1959年11月13日颁布政令，要求(3)成立专家组负责经济扩张障碍的相关研究，专家组于1960年7月公开发表《鲁夫-阿尔芒报告》，其中谈到了政府外部约束导致的“内部”新要求：报告指出，国家干预主义的沉重负担和“公共行政的不适应性”成为了法国经济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若想消除经济扩张障(4)碍，就需要进行“行政改革”。进行结构调整（改进管理领域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