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调研步骤以及资料的介绍

前述分析主要以我在政治学博士论文框架下所展开的研究为基础，论文由巴黎政治学院的雅克·拉格罗耶教授指导，并于2002年通过答辩。我的调查研究是以归纳和迭代的方式逐步建立起来的，如果对其进行回顾性介绍，往往会存在对研究步骤的连贯性和严密性高估以及“事后”合理化的风险。为了尽可能地控制这种偏差，我将首先简要介绍我的研究工作的构思和生产过程，随后再对所使用的不同资料进行梳理。

1．对迭代调研过程的简要回顾

我在计划撰写论文之初就萌生了对法国行政改革政策史进行社会学重构的想法，这个过程的关键在于了解“改革的国家”（皮埃尔·格(1)雷米翁在《外围权力》中描绘的1960年代的情况）如何过渡到了“被改革的国家”（各种批评与公共干预的对象）。我最初计划对改革的表现和话语进行着重研究，同时也计划对改革的产生背景、传播渠道以及过程参与者等要素进行研究。在后续研究过程中，1960年代以来不断变化的行政改革方案逐渐成为需要解释的因变量。此阶段的关键在于重建法国行政被构造成为“公共问题”（即成为政府当局干附录

调研步骤以及资料的介绍

前述分析主要以我在政治学博士论文框架下所展开的研究为基础，论文由巴黎政治学院的雅克·拉格罗耶教授指导，并于2002年通过答辩。我的调查研究是以归纳和迭代的方式逐步建立起来的，如果对其进行回顾性介绍，往往会存在对研究步骤的连贯性和严密性高估以及“事后”合理化的风险。为了尽可能地控制这种偏差，我将首先简要介绍我的研究工作的构思和生产过程，随后再对所使用的不同资料进行梳理。

1．对迭代调研过程的简要回顾

我在计划撰写论文之初就萌生了对法国行政改革政策史进行社会学重构的想法，这个过程的关键在于了解“改革的国家”（皮埃尔·格(1)雷米翁在《外围权力》中描绘的1960年代的情况）如何过渡到了“被改革的国家”（各种批评与公共干预的对象）。我最初计划对改革的表现和话语进行着重研究，同时也计划对改革的产生背景、传播渠道以及过程参与者等要素进行研究。在后续研究过程中，1960年代以来不断变化的行政改革方案逐渐成为需要解释的因变量。此阶段的关键在于重建法国行政被构造成为“公共问题”（即成为政府当局干预的对象）所依靠的社会、政治、行政和职业过程。行政改革内容的频繁变化也需要得到解释，但我并不准备研究行政改革的落实情况，而是会优先考虑研究将法国官僚制构造成为“政府管理问题”所需的条件以及法国官僚制改革方案的编制过程。“提上议程”本身就揭示了法国国家权力关系的特殊性。改革的政治维度（行政当局参与改革的动机及制约因素）、行政部门（财政部、内政部、公共职能部）的组织逻辑以及行政管理专业领域（负责对改革进行诊断并提供药方）等“自变量”因素逐渐浮现出来。在我看来，反思性维度也始终是改革事业的一项基本属性：作为权力工具的国家机器为何以及如何会成为质疑其组织形式的公共政策的对象？矛盾的是，尽管基于公共政策(2)分析并在初期受到组织社会学的较大影响，但我只是逐渐将我的研究定位为对以法国行政体系构成性规则为对象的公共政策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研究最初基本采用归纳和迭代方法，然而随着研究发现的点滴累积，我便可以“检验”针对某种相互作用、某种制度或某个行动者的影响所作的“假设”，我的研究也因此逐渐转向因果与演绎方法。

这条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所进行的连续调研。我的“实地”调研工作主要分为三个步骤：在微观社会学调查框架下的“潜入现象核心”阶段，主要关注改革的产生地点或行政管理的特定行动手段；在宏观社会学、因果论以及历史学研究框架下的客观化阶段，主要研究改革的程序、关键问题、推动因素以及改革行动者所采取的策略；在持续丰富关于改革的官方资料库的阶段，主要搜集相关的报刊文章、各部的灰色文献以及业已存在的二手研究成果。

第一阶段的实地调研是在1995年进行的，主要研究了总理爱德华·巴拉迪尔创建的国家责任与组织工作组［即所谓的皮克工作组预的对象）所依靠的社会、政治、行政和职业过程。行政改革内容的频繁变化也需要得到解释，但我并不准备研究行政改革的落实情况，而是会优先考虑研究将法国官僚制构造成为“政府管理问题”所需的条件以及法国官僚制改革方案的编制过程。“提上议程”本身就揭示了法国国家权力关系的特殊性。改革的政治维度（行政当局参与改革的动机及制约因素）、行政部门（财政部、内政部、公共职能部）的组织逻辑以及行政管理专业领域（负责对改革进行诊断并提供药方）等“自变量”因素逐渐浮现出来。在我看来，反思性维度也始终是改革事业的一项基本属性：作为权力工具的国家机器为何以及如何会成为质疑其组织形式的公共政策的对象？矛盾的是，尽管基于公共政策(2)分析并在初期受到组织社会学的较大影响，但我只是逐渐将我的研究定位为对以法国行政体系构成性规则为对象的公共政策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研究最初基本采用归纳和迭代方法，然而随着研究发现的点滴累积，我便可以“检验”针对某种相互作用、某种制度或某个行动者的影响所作的“假设”，我的研究也因此逐渐转向因果与演绎方法。

这条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所进行的连续调研。我的“实地”调研工作主要分为三个步骤：在微观社会学调查框架下的“潜入现象核心”阶段，主要关注改革的产生地点或行政管理的特定行动手段；在宏观社会学、因果论以及历史学研究框架下的客观化阶段，主要研究改革的程序、关键问题、推动因素以及改革行动者所采取的策略；在持续丰富关于改革的官方资料库的阶段，主要搜集相关的报刊文章、各部的灰色文献以及业已存在的二手研究成果。

第一阶段的实地调研是在1995年进行的，主要研究了总理爱德华·巴拉迪尔创建的国家责任与组织工作组［即所谓的皮克工作组（1993年9月—1994年6月）］的工作活动。通过访谈和对最终提交的报告的不同版本进行分析，我以非常具体的方式对国家改革专门知识场所的建设进行了深入的观察研究，旨在厘清其中的关键问题及特性，并研究相关新理念和新表述的产生过程。第二阶段的实地调研，着重于比较两个具有强烈反差的行政改革成形时期：总理米歇尔·罗卡尔发起“公共服务复兴”计划（1988—1991）时期以及总理阿兰·朱佩推行“国家改革”政策（1995—1997）时期，而我的论文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该比较研究部分建立在与改革相关的主要部级办公室成员的大量半结构式访谈基础之上。1998年夏天，我在总理阿兰·朱佩于1995年9月创立的国家改革总署进行了另一项有关“改革专门知识场所”调研。这项调研同样有访谈作为基础，但它主要基于对国家改革总署在三年时间内所产生的文献的分析、部际会议纪要以及一些评论意见。将这三个阶段全部完成之后便可以明显看到，从新公共管理中汲取的手段和方法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合法性。

1998年7月，我在获得这种认识的同时发现了属于公共行政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虽然公共行政学在其他许多国家已经高度发展并高度制度化，在当时的法国却仍鲜为人知。在参加了国际政治科学协会(3)（IPSA）下属政府结构与组织研究委员会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之后，我阅读了大量分析行政改革在英国、美国、新西兰、瑞典、挪威等国发展情况的文章和书籍，从而了解到改革政策早已在这些国家中得到广泛宣传并实现高度制度化。这些研究虽然基于不同的认识论基础（其中某些仍有待商榷），却共同表现出以下特点：强调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作用和影响；描绘了改革的进展及其面临的挑战、参与者的战略、工作中的组织逻辑以及新理念的运用；确定了有助于理解各国（1993年9月—1994年6月）］的工作活动。通过访谈和对最终提交的报告的不同版本进行分析，我以非常具体的方式对国家改革专门知识场所的建设进行了深入的观察研究，旨在厘清其中的关键问题及特性，并研究相关新理念和新表述的产生过程。第二阶段的实地调研，着重于比较两个具有强烈反差的行政改革成形时期：总理米歇尔·罗卡尔发起“公共服务复兴”计划（1988—1991）时期以及总理阿兰·朱佩推行“国家改革”政策（1995—1997）时期，而我的论文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该比较研究部分建立在与改革相关的主要部级办公室成员的大量半结构式访谈基础之上。1998年夏天，我在总理阿兰·朱佩于1995年9月创立的国家改革总署进行了另一项有关“改革专门知识场所”调研。这项调研同样有访谈作为基础，但它主要基于对国家改革总署在三年时间内所产生的文献的分析、部际会议纪要以及一些评论意见。将这三个阶段全部完成之后便可以明显看到，从新公共管理中汲取的手段和方法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合法性。

1998年7月，我在获得这种认识的同时发现了属于公共行政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虽然公共行政学在其他许多国家已经高度发展并高度制度化，在当时的法国却仍鲜为人知。在参加了国际政治科学协会(3)（IPSA）下属政府结构与组织研究委员会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之后，我阅读了大量分析行政改革在英国、美国、新西兰、瑞典、挪威等国发展情况的文章和书籍，从而了解到改革政策早已在这些国家中得到广泛宣传并实现高度制度化。这些研究虽然基于不同的认识论基础（其中某些仍有待商榷），却共同表现出以下特点：强调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作用和影响；描绘了改革的进展及其面临的挑战、参与者的战略、工作中的组织逻辑以及新理念的运用；确定了有助于理解各国间情况差异的解释变量（领导类型、高级官员与政治行动者之间关系的性质、主要部的角色，等等）。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种采取迂同方法对英美国家研究成果的摄取构成了某种“启示”，这些研究成果证实了公共政策分析工具可以应用于行政改革研究，同时也说明了改革背后的因果关系可以得到“强化”。利用外国对行政改革的研究成果，使我突破了在现有可参考的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过于以法国为中心的视角和观点。正如帕迪奥洛所言，“国家改革”被认为是“法国(4)的虔诚”，而且常常以脱离历史和现实的形式得到分析，我们必须从“国家改革”的神话中摆脱出来。而阅读关于外国案例的政治学著(5)作有助于建立起“隐含比较”立场：当然这并不是要打造例外的法国社会学，但我们需要理解为什么行政改革在法国呈现出与在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形式并占据截然不同的地位，这反映在某些法国特有的改革内容、关键问题以及权力关系上。因而我的问题提炼如下：如果说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行政改革在法国并不像在其他国家那样占据中心地位，那就必须找出原因并理解是什么决定性因素制约着它。此外，这种迂回比较表明，对法国的案例研究可以通过调动适用于其他国家的概念来实现。

在国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主要针对三个重要时刻（“罗卡尔”、“巴拉迪尔”和“朱佩”时刻）进行了广泛调查，通过确定相对自主的改革行动者群体（三位总理各自的办公室以及他们创建的特设机构）和相关横向部（公共职能部、财政部、内政部）代表之间关键的相互作用结构，我回到了论文计划的初衷，即研究第五共和国历届政府行政改革政策的“历史”。我确信对重要改革时刻进行“内部比较”研究对我的论文是有助益的，因为它可以解释导致行政改革方间情况差异的解释变量（领导类型、高级官员与政治行动者之间关系的性质、主要部的角色，等等）。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种采取迂同方法对英美国家研究成果的摄取构成了某种“启示”，这些研究成果证实了公共政策分析工具可以应用于行政改革研究，同时也说明了改革背后的因果关系可以得到“强化”。利用外国对行政改革的研究成果，使我突破了在现有可参考的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过于以法国为中心的视角和观点。正如帕迪奥洛所言，“国家改革”被认为是“法国(4)的虔诚”，而且常常以脱离历史和现实的形式得到分析，我们必须从“国家改革”的神话中摆脱出来。而阅读关于外国案例的政治学著(5)作有助于建立起“隐含比较”立场：当然这并不是要打造例外的法国社会学，但我们需要理解为什么行政改革在法国呈现出与在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形式并占据截然不同的地位，这反映在某些法国特有的改革内容、关键问题以及权力关系上。因而我的问题提炼如下：如果说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行政改革在法国并不像在其他国家那样占据中心地位，那就必须找出原因并理解是什么决定性因素制约着它。此外，这种迂回比较表明，对法国的案例研究可以通过调动适用于其他国家的概念来实现。

在国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主要针对三个重要时刻（“罗卡尔”、“巴拉迪尔”和“朱佩”时刻）进行了广泛调查，通过确定相对自主的改革行动者群体（三位总理各自的办公室以及他们创建的特设机构）和相关横向部（公共职能部、财政部、内政部）代表之间关键的相互作用结构，我回到了论文计划的初衷，即研究第五共和国历届政府行政改革政策的“历史”。我确信对重要改革时刻进行“内部比较”研究对我的论文是有助益的，因为它可以解释导致行政改革方案发生变化的原因。改革政策并不是给定的已知条件，权力问题和政府管理问题的不断变化都影响着改革政策的内容。此外，对行政改革进行长期把握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连续的改革阶段似乎更能反映出某些更为普遍的现象：破坏历史规则的新型思维方式和政府组织方式正在缓慢取得合法地位，与新公共管理相关的工具与理论影响力不断增长，政治行政精英对行政机器的关注日益密切。接下来的目标变得更加谱系化：我必须了解我所说的“国家的自我关注”的起源。

从1998年末开始，通过对已有文献资料（特别是报刊文章）进行更加全面的梳理，我也试图更加系统地确定“公共服务复兴”之前的重要“时刻”。例如1960年代制定预算选择理性化政策、1970年末出台数项关于行政相对人的法律，以及某些针对行政的却并未被强制贴上“行政改革”标签的改革时刻：1980年代推行紧缩政策、1982年至1984年重塑公共职能法规、1981年至1984年实施地方分权。我的研究从那时起变得更具历史性，并着重依据多种材料考察1960年代至1980年代的改革阶段。我与在这些时期参与改革的政治行政精英们以及就改革作出诊断并提供解决方法的专家学者们进行了访谈。我还全面统计了关于改革的二手研究，这样既有助于避免重复进行实证调查，又可以充盈论文论证过程所需的资料库。针对每个改革阶段，我也设法调动最恰当的一手资源：对预算局的前高级官员们进行了极富“技术性”的访谈以把握1980年代紧缩政策的形式；也对曾经参与预算选择理性化改革的退休官员们进行了“历史性”的访谈；查阅针对关于行政相对人的法律（1978—1979）、关于地方分权的法律（1981—1984）以及关于公共职能法规的法律（1982—1984）而进行的议会辩论记录，并辅以与数位相关议员以及工会组织代表的访案发生变化的原因。改革政策并不是给定的已知条件，权力问题和政府管理问题的不断变化都影响着改革政策的内容。此外，对行政改革进行长期把握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连续的改革阶段似乎更能反映出某些更为普遍的现象：破坏历史规则的新型思维方式和政府组织方式正在缓慢取得合法地位，与新公共管理相关的工具与理论影响力不断增长，政治行政精英对行政机器的关注日益密切。接下来的目标变得更加谱系化：我必须了解我所说的“国家的自我关注”的起源。

从1998年末开始，通过对已有文献资料（特别是报刊文章）进行更加全面的梳理，我也试图更加系统地确定“公共服务复兴”之前的重要“时刻”。例如1960年代制定预算选择理性化政策、1970年末出台数项关于行政相对人的法律，以及某些针对行政的却并未被强制贴上“行政改革”标签的改革时刻：1980年代推行紧缩政策、1982年至1984年重塑公共职能法规、1981年至1984年实施地方分权。我的研究从那时起变得更具历史性，并着重依据多种材料考察1960年代至1980年代的改革阶段。我与在这些时期参与改革的政治行政精英们以及就改革作出诊断并提供解决方法的专家学者们进行了访谈。我还全面统计了关于改革的二手研究，这样既有助于避免重复进行实证调查，又可以充盈论文论证过程所需的资料库。针对每个改革阶段，我也设法调动最恰当的一手资源：对预算局的前高级官员们进行了极富“技术性”的访谈以把握1980年代紧缩政策的形式；也对曾经参与预算选择理性化改革的退休官员们进行了“历史性”的访谈；查阅针对关于行政相对人的法律（1978—1979）、关于地方分权的法律（1981—1984）以及关于公共职能法规的法律（1982—1984）而进行的议会辩论记录，并辅以与数位相关议员以及工会组织代表的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