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和国行政终结》，巴黎第五大学博士论文答辩，1975年3月13日，1978年，第692—720页。(8)　皮埃尔·格雷米翁，《一项社会学工作，地方权力与中央权力，关于共和国行政终结》，第694页。(9)　1960年代时期，让·穆兰俱乐部的团队与米歇尔·克罗齐耶的同处位于若弗鲁瓦-圣-伊莱尔街的一栋建筑中。(10)　雅克·洛特曼、让-克洛德·汤尼格，《规划工作，法国某些公共行政部门中的变革动因》，载让-丹尼尔·雷诺主编，《法国社会的趋势与意愿》，巴黎，经济发展、能源、工业与服务秘书处出版社，1966年，第229—247页。(11)　同上，第230页。(12)　米歇尔·克罗齐耶，《法国规划工作的社会学分析》，载《法国社会学杂志》第6期，1965年，第159页。(13)　同上，第159页。(14)　米歇尔·克罗齐耶，《法国规划工作的社会学分析》，第161页。(15)　会议相关文件载让-丹尼尔·雷诺主编的《法国社会的趋势与意愿》中。计划总署署长皮埃尔·马塞主持了“法国人与变革”主题研讨的开幕式。(16)　米歇尔·克罗齐耶，《法国行政管理的危机与复兴》，载《劳动社会学·面对变革的行政特刊》第3期，1966年，第230页；米歇尔·克罗齐耶，《法国式的行政行动模式正在转型？》，载让-丹尼尔·雷诺主编，《法国社会的趋势与意愿》，第423—444页。(17)　米歇尔·克罗齐耶，《法国式的行政行动模式正在转型？》，第429页。(18)　米歇尔·克罗齐耶，《法国行政管理的危机与复兴》，第59页。(19)　我们以参与者们的证词为依据。(20)　研究成果分为两册出版。阿兰·达贝尔、多米尼克·施耐佩尔，《行政体关于共和国行政终结》，巴黎第五大学博士论文答辩，1975年3月13日，1978年，第692—720页。(8)　皮埃尔·格雷米翁，《一项社会学工作，地方权力与中央权力，关于共和国行政终结》，第694页。(9)　1960年代时期，让·穆兰俱乐部的团队与米歇尔·克罗齐耶的同处位于若弗鲁瓦-圣-伊莱尔街的一栋建筑中。(10)　雅克·洛特曼、让-克洛德·汤尼格，《规划工作，法国某些公共行政部门中的变革动因》，载让-丹尼尔·雷诺主编，《法国社会的趋势与意愿》，巴黎，经济发展、能源、工业与服务秘书处出版社，1966年，第229—247页。(11)　同上，第230页。(12)　米歇尔·克罗齐耶，《法国规划工作的社会学分析》，载《法国社会学杂志》第6期，1965年，第159页。(13)　同上，第159页。(14)　米歇尔·克罗齐耶，《法国规划工作的社会学分析》，第161页。(15)　会议相关文件载让-丹尼尔·雷诺主编的《法国社会的趋势与意愿》中。计划总署署长皮埃尔·马塞主持了“法国人与变革”主题研讨的开幕式。(16)　米歇尔·克罗齐耶，《法国行政管理的危机与复兴》，载《劳动社会学·面对变革的行政特刊》第3期，1966年，第230页；米歇尔·克罗齐耶，《法国式的行政行动模式正在转型？》，载让-丹尼尔·雷诺主编，《法国社会的趋势与意愿》，第423—444页。(17)　米歇尔·克罗齐耶，《法国式的行政行动模式正在转型？》，第429页。(18)　米歇尔·克罗齐耶，《法国行政管理的危机与复兴》，第59页。(19)　我们以参与者们的证词为依据。(20)　研究成果分为两册出版。阿兰·达贝尔、多米尼克·施耐佩尔，《行政体系公职人员》，巴黎，暮冬出版社，1969年；阿兰·达贝尔、多米尼克·施耐佩尔，《行政体系》，巴黎，暮冬出版社，1972年。(21)　乔治·朗格罗，《行政学专论》，巴黎，暮冬出版社，1966年。(22)　其中最著名的是让-玛丽·奥比，罗朗·德拉戈，夏尔·艾森曼，保罗-玛丽·高德梅，皮埃尔·勒让德，让·里韦罗等。(23)　其中包括高级公务员、海外研究所教授、《行政期刊》主编罗贝尔·卡特琳娜，审计法院助理监察、但已转向行政史研究的居伊·杜伊利耶，以及成为行政分析高级官员的贝尔纳·古尔奈、让·弗朗索瓦·科斯雷和吕西安·梅勒。(24)　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国务委员、前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局长罗杰·格雷戈里。(25)　乔治·朗格罗，《行政学及其在相邻学科中的地位》，载《行政学专论》，第97页。(26)　贝尔纳·古尔奈，《行政学概论》，巴黎，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出版社，1966年；贝尔纳·古尔奈、让娜·西韦克-布伊德索、让·弗朗索瓦·科斯雷，《公共行政》，巴黎，忒弥斯出版社，1967年。(27)　米歇尔·克罗齐耶是唯一在《行政学专论》中发表作品的社会学家（米歇尔·克罗齐耶，《行政行动的社会学理论》，载乔治·朗格罗主编，《行政学专论》）。(28)　例如，热拉尔·贝劳瑞，《法国政府与行政》，巴黎，阿尔芒·科兰出版社，1967年，第115页。热拉尔·贝劳瑞毕业于国家行政学院，任教于巴黎政治学院。(29)　米歇尔·克罗齐耶，《法国式的行政行动模式正在转型？》，第423—333页。(30)　同上，第442页。系公职人员》，巴黎，暮冬出版社，1969年；阿兰·达贝尔、多米尼克·施耐佩尔，《行政体系》，巴黎，暮冬出版社，1972年。(21)　乔治·朗格罗，《行政学专论》，巴黎，暮冬出版社，1966年。(22)　其中最著名的是让-玛丽·奥比，罗朗·德拉戈，夏尔·艾森曼，保罗-玛丽·高德梅，皮埃尔·勒让德，让·里韦罗等。(23)　其中包括高级公务员、海外研究所教授、《行政期刊》主编罗贝尔·卡特琳娜，审计法院助理监察、但已转向行政史研究的居伊·杜伊利耶，以及成为行政分析高级官员的贝尔纳·古尔奈、让·弗朗索瓦·科斯雷和吕西安·梅勒。(24)　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国务委员、前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局长罗杰·格雷戈里。(25)　乔治·朗格罗，《行政学及其在相邻学科中的地位》，载《行政学专论》，第97页。(26)　贝尔纳·古尔奈，《行政学概论》，巴黎，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出版社，1966年；贝尔纳·古尔奈、让娜·西韦克-布伊德索、让·弗朗索瓦·科斯雷，《公共行政》，巴黎，忒弥斯出版社，1967年。(27)　米歇尔·克罗齐耶是唯一在《行政学专论》中发表作品的社会学家（米歇尔·克罗齐耶，《行政行动的社会学理论》，载乔治·朗格罗主编，《行政学专论》）。(28)　例如，热拉尔·贝劳瑞，《法国政府与行政》，巴黎，阿尔芒·科兰出版社，1967年，第115页。热拉尔·贝劳瑞毕业于国家行政学院，任教于巴黎政治学院。(29)　米歇尔·克罗齐耶，《法国式的行政行动模式正在转型？》，第423—333页。(30)　同上，第442页。(31)　米歇尔·克罗齐耶，《法国行政管理的危机与复兴》，第442页。(32)　米歇尔·克罗齐耶，《法国式的行政行动模式正在转型？》，第429页。(33)　关于俱乐部的历史，参见克莱尔·安德鲁，《出于对共和国的热爱：让·穆兰俱乐部（1958—1970）》，巴黎，法雅出版社，2002年。(34)　关于此情节，参见戴尔芬·杜隆，《政治现代化》，第253—286页。(35)　研究小组的思考，《实现政府国有化》，巴黎，瑟伊出版社，1968年。(36)　例如：让·里佩尔（计划总署副署长）、雅克·德洛尔（时任国家计划总署社会事业处处长）、米歇尔·卢斯洛（设施部国际经济事务处前处长、地区与城市处处长）、伊夫·于尔莫（国家计划总署经济处处长）、让·圣-格乌尔（任预测局局长至1967年，后成为里昂信贷银行副总经理）以及西蒙·诺拉（财政总监察官、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的前技术顾问，后来在沙邦-戴尔马内阁内任职，起草了“新社会”的演讲稿）。(37)　此外还有克劳德·阿尔方德里（巴黎房地产建设公司行政总裁）和奥利维耶·谢弗里荣（最高行政法院审理长，后来成为媒体联盟副总裁，联盟创建了《快报》，1970年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又于1972年创建《观点报》，在1972—1985年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38)　保罗·弗拉芒（瑟伊出版社创始人、社长）；菲利普·维昂耐（国家记者培训中心创始人、格伦纳斯航海学校创始人）。(39)　1960年代初期，克罗齐耶曾领导让·穆兰俱乐部内的“行动和方法”小组，并撰写《公民》一章，载让·穆兰俱乐部，《国家与公民》，巴黎，瑟伊出版社，1961年。(40)　让·穆兰俱乐部，《国家与公民》。(41)　研究小组的思考，《实现政府国有化》，第8页。(31)　米歇尔·克罗齐耶，《法国行政管理的危机与复兴》，第442页。(32)　米歇尔·克罗齐耶，《法国式的行政行动模式正在转型？》，第429页。(33)　关于俱乐部的历史，参见克莱尔·安德鲁，《出于对共和国的热爱：让·穆兰俱乐部（1958—1970）》，巴黎，法雅出版社，2002年。(34)　关于此情节，参见戴尔芬·杜隆，《政治现代化》，第253—286页。(35)　研究小组的思考，《实现政府国有化》，巴黎，瑟伊出版社，1968年。(36)　例如：让·里佩尔（计划总署副署长）、雅克·德洛尔（时任国家计划总署社会事业处处长）、米歇尔·卢斯洛（设施部国际经济事务处前处长、地区与城市处处长）、伊夫·于尔莫（国家计划总署经济处处长）、让·圣-格乌尔（任预测局局长至1967年，后成为里昂信贷银行副总经理）以及西蒙·诺拉（财政总监察官、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的前技术顾问，后来在沙邦-戴尔马内阁内任职，起草了“新社会”的演讲稿）。(37)　此外还有克劳德·阿尔方德里（巴黎房地产建设公司行政总裁）和奥利维耶·谢弗里荣（最高行政法院审理长，后来成为媒体联盟副总裁，联盟创建了《快报》，1970年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又于1972年创建《观点报》，在1972—1985年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38)　保罗·弗拉芒（瑟伊出版社创始人、社长）；菲利普·维昂耐（国家记者培训中心创始人、格伦纳斯航海学校创始人）。(39)　1960年代初期，克罗齐耶曾领导让·穆兰俱乐部内的“行动和方法”小组，并撰写《公民》一章，载让·穆兰俱乐部，《国家与公民》，巴黎，瑟伊出版社，1961年。(40)　让·穆兰俱乐部，《国家与公民》。(41)　研究小组的思考，《实现政府国有化》，第8页。第四章

公共政策与政治方案中的知识体现：预算选择

理性化和“新社会”

认识和想去认识是一回事，而赋予这种认识怎样的地位和角色则是另一回事。“认识政府”意愿的多样性、要求改革的呼声或是参与者网络组织的存在均不足以构成“改革”，即便这些意愿已经融入许多实践和手段之中。换言之，只要公共政策没有革新和稳定（也即行政参与者联盟所构想的旨在不加区别地应用于所有各部的一系列措施，得到政治当局认可与支持），整个1960年代新知识的构成和传播渠道的存在就不能产生“改革行动”。从1968年起，行政与政治双重动力开始发挥作用。一方面，经济学知识以及部分社会学知识为行政改革框架内预算选择理性化这个特殊项目的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该项目自1966年开始筹备，通过1968年1月4日颁布的政令正式面世，它标志着国家对1960年代发展起来的实践成果给予了制度上的认可。另一方面，1969年9月，时任法国总理雅克·沙邦-戴尔马就“新社会”发表纲领性讲话，将政府改革提高到亟待实施行动清单的核心位置。这次重要讲话受到让·穆兰俱乐部中改革派年轻高级官员们的强烈影响，预算选择理性化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因此也得到了这位政治领导人的维护。第四章

公共政策与政治方案中的知识体现：预算选择

理性化和“新社会”

认识和想去认识是一回事，而赋予这种认识怎样的地位和角色则是另一回事。“认识政府”意愿的多样性、要求改革的呼声或是参与者网络组织的存在均不足以构成“改革”，即便这些意愿已经融入许多实践和手段之中。换言之，只要公共政策没有革新和稳定（也即行政参与者联盟所构想的旨在不加区别地应用于所有各部的一系列措施，得到政治当局认可与支持），整个1960年代新知识的构成和传播渠道的存在就不能产生“改革行动”。从1968年起，行政与政治双重动力开始发挥作用。一方面，经济学知识以及部分社会学知识为行政改革框架内预算选择理性化这个特殊项目的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该项目自1966年开始筹备，通过1968年1月4日颁布的政令正式面世，它标志着国家对1960年代发展起来的实践成果给予了制度上的认可。另一方面，1969年9月，时任法国总理雅克·沙邦-戴尔马就“新社会”发表纲领性讲话，将政府改革提高到亟待实施行动清单的核心位置。这次重要讲话受到让·穆兰俱乐部中改革派年轻高级官员们的强烈影响，预算选择理性化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因此也得到了这位政治领导人的维护。第一节　预算选择理性化——“国家的自我关注”的

制度化表达

预算选择理性化首先标志着自1962年以来改革计划下各种实践活动的制度化。预算选择理性化是预测局和预算局围绕“优化公共支出”结盟的结果，这次联盟与三个人物的个性与抱负有直接联系：预测局先后两任局长让·圣-格乌尔和1968年起继任的让·塞里塞以及预(1)算局局长雷诺·德·拉·热尼耶尔。由于预测局和预算局（更甚）内部的团队并不完全认同各自“上司”的理念，因此这个三人组的意气相投便显得尤为重要了。尽管由财政部组织的首次美国之行联结了部分(2)预算局成员，但有小道消息透露，雷诺·德·拉·热尼耶尔仍是局内少(3)数捍卫类似计划项目预算系统新工具的人。让·圣-格乌尔表示，当(4)他还在犹豫是否要加入时，是雷诺·德·拉·热尼耶尔说服了他；让·塞里塞也清楚记得，德·拉·热尼耶尔本就对微观经济学理论十分关注，并且“他产生了对于一个预算局局长来说十分危险的想法，即希望基于这些微观经济学推理进行预算选择”（让·塞里塞访谈）。

除个人因素之外，这两个部门的联盟是建立在不言而喻的利益与互相依靠的关系上的。预测局的参与并不意外。在涉及社会经济学重要领域的宏观经济类的预测规划以外，预测局还希望掌握一种可以支撑公共支出优化与大型公共投资评估的微观经济学知识。这在预测局(5)的结构演变上体现得淋漓尽致：1967年，局内几个分支机构（“投资效益”、“公共经济行动”、“生产结构”）重组成为“微观经济研究分局（sous-directio）”，并在1969年改为“预算选择理性化分局”。第一节　预算选择理性化——“国家的自我关注”的

制度化表达

预算选择理性化首先标志着自1962年以来改革计划下各种实践活动的制度化。预算选择理性化是预测局和预算局围绕“优化公共支出”结盟的结果，这次联盟与三个人物的个性与抱负有直接联系：预测局先后两任局长让·圣-格乌尔和1968年起继任的让·塞里塞以及预(1)算局局长雷诺·德·拉·热尼耶尔。由于预测局和预算局（更甚）内部的团队并不完全认同各自“上司”的理念，因此这个三人组的意气相投便显得尤为重要了。尽管由财政部组织的首次美国之行联结了部分(2)预算局成员，但有小道消息透露，雷诺·德·拉·热尼耶尔仍是局内少(3)数捍卫类似计划项目预算系统新工具的人。让·圣-格乌尔表示，当(4)他还在犹豫是否要加入时，是雷诺·德·拉·热尼耶尔说服了他；让·塞里塞也清楚记得，德·拉·热尼耶尔本就对微观经济学理论十分关注，并且“他产生了对于一个预算局局长来说十分危险的想法，即希望基于这些微观经济学推理进行预算选择”（让·塞里塞访谈）。

除个人因素之外，这两个部门的联盟是建立在不言而喻的利益与互相依靠的关系上的。预测局的参与并不意外。在涉及社会经济学重要领域的宏观经济类的预测规划以外，预测局还希望掌握一种可以支撑公共支出优化与大型公共投资评估的微观经济学知识。这在预测局(5)的结构演变上体现得淋漓尽致：1967年，局内几个分支机构（“投资效益”、“公共经济行动”、“生产结构”）重组成为“微观经济研究分局（sous-directio）”，并在1969年改为“预算选择理性化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