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米伦出版社，1993年；基斯·狄克逊，《市场的传教士：英国知识分子与新自由主义》，巴黎，行动理由出版社，1998年。(24)　帕特里克·吉贝尔，《公共管理，公共力量的管理》，载《政策与公共管理》第4卷第2期，1986年，第10页。(25)　帕特里克·吉贝尔、玛丽安娜·安德罗，《监督管理或评价政策》，载《政策与公共管理》第2卷第2期，1984年，第123—133页。(26)　克里斯托弗·波利特，《管理主义与公共服务：英美经验》，第1—27页。(27)　奥迪勒·亨利，《知识与权力之间：专业知识与咨询人员》，载《社会科学研究论文集》第95期，1992年12月，第37—54页。(28)　丹尼斯·圣-马丁，《建设新管理主义国家》，第167页。(29)　贝特朗·朱斯林·德诺雷，《国际质量运动》，载V.拉布谢，《全面质量条约》，巴黎，迪诺出版社，1990年，第3—12页。(30)　贝特朗·朱斯林·德诺雷，《国际质量运动》，第9页。日本在当时被视为组织楷模。参见企顾司首席奥克塔夫·热利尼耶，《竞争道德：对法国有益的日本经验》，布洛涅-比扬古省，人类与技术出版社，1981年。(31)　乔治·阿奇耶、埃尔韦·赛里耶斯，《太阳从西方升起》，巴黎，索菲迪尔出版社，1981年。(32)　吉贝尔·拉弗楼、弗朗索瓦斯·马里尼耶《法国质量圈》，巴黎，现代企业出版社，1984年第4版；贝尔纳·蒙泰伊、米歇尔·佩里戈尔、吉贝尔·拉弗楼，《质量圈管理工具》，巴黎，组织出版社，1985年。(33)　例如，企顾司，《质量圈实践》，巴黎，人类与技术出版社，1982年。(34)　此研究方向的主要作品有：吉贝尔·拉弗楼、弗朗索瓦斯·马里尼耶，《法国质量圈》，巴黎，现代企业出版社，1983年；贝尔纳·蒙泰伊，《质量进步圈：获取新的竞争力》，巴黎，组织出版社，1983年。麦克米伦出版社，1993年；基斯·狄克逊，《市场的传教士：英国知识分子与新自由主义》，巴黎，行动理由出版社，1998年。(24)　帕特里克·吉贝尔，《公共管理，公共力量的管理》，载《政策与公共管理》第4卷第2期，1986年，第10页。(25)　帕特里克·吉贝尔、玛丽安娜·安德罗，《监督管理或评价政策》，载《政策与公共管理》第2卷第2期，1984年，第123—133页。(26)　克里斯托弗·波利特，《管理主义与公共服务：英美经验》，第1—27页。(27)　奥迪勒·亨利，《知识与权力之间：专业知识与咨询人员》，载《社会科学研究论文集》第95期，1992年12月，第37—54页。(28)　丹尼斯·圣-马丁，《建设新管理主义国家》，第167页。(29)　贝特朗·朱斯林·德诺雷，《国际质量运动》，载V.拉布谢，《全面质量条约》，巴黎，迪诺出版社，1990年，第3—12页。(30)　贝特朗·朱斯林·德诺雷，《国际质量运动》，第9页。日本在当时被视为组织楷模。参见企顾司首席奥克塔夫·热利尼耶，《竞争道德：对法国有益的日本经验》，布洛涅-比扬古省，人类与技术出版社，1981年。(31)　乔治·阿奇耶、埃尔韦·赛里耶斯，《太阳从西方升起》，巴黎，索菲迪尔出版社，1981年。(32)　吉贝尔·拉弗楼、弗朗索瓦斯·马里尼耶《法国质量圈》，巴黎，现代企业出版社，1984年第4版；贝尔纳·蒙泰伊、米歇尔·佩里戈尔、吉贝尔·拉弗楼，《质量圈管理工具》，巴黎，组织出版社，1985年。(33)　例如，企顾司，《质量圈实践》，巴黎，人类与技术出版社，1982年。(34)　此研究方向的主要作品有：吉贝尔·拉弗楼、弗朗索瓦斯·马里尼耶，《法国质量圈》，巴黎，现代企业出版社，1983年；贝尔纳·蒙泰伊，《质量进步圈：获取新的竞争力》，巴黎，组织出版社，1983年。(35)　乔治·阿奇耶、埃尔韦·赛里耶斯，《第三类企业》，巴黎，瑟伊出版社，1984年。(36)　雅克·谢瓦利耶，《关于行政质量的讲话》，《法国公共行政杂志》第46期，1988年4—6月，第287—309页。(37)　伊莎贝尔·奥尔戈格佐，《在行政管理中推行质量圈：为什么不呢？》，载《时事关注》第116期，1985年12月，第23—31页。(38)　伊莎贝尔·奥尔戈格佐，《质量悖论》，巴黎，组织出版社，1987年（序言作者为欧洲团队家具制造公司主席埃尔韦·赛里耶斯）；伊莎贝尔·奥尔戈格佐、埃尔韦·赛里耶斯，《改变：与官僚制诀别》，巴黎，瑟伊出版社，1989年。(39)　弗雷德里克·米斯佩尔布洛姆·拜耶，《质量之外》，巴黎，塞日出版社，1999年，第117—118页。(40)　同上。(41)　省长让·库西鲁在他对1985年开始的蒙彼利埃全面质量试验的叙述中，将改善公共服务定义为质量圈的首要目标。其次是全面提高生活和工作质量、降低成本，并“赋予国家以现代化的面貌”（让·库西鲁，《质量与公共行政》，载V.拉布谢，《全面质量条约》，第165—173页）。(42)　伊莎贝尔·奥尔戈格佐，《在行政管理中推行质量圈：为什么不呢？》，载《时事关注》第116期，1985年12月，第29页。(43)　维里亚托-曼努埃尔·桑托、皮埃尔-埃里克·维里尔，《公共管理》，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6页。(44)　米歇尔·克罗齐耶、埃哈尔·费埃德伯格，《行动者与系统》，巴黎，瑟伊出版社，1977年（1981年以袖珍本形式发行）；让-克洛德·汤尼格、弗朗索瓦·迪皮伊，《法国行政社会学》，巴黎，阿尔芒·科兰出版社，1983年；菲利普·贝尔努，《组织社会学》，巴黎，瑟伊出版社，1985年。(35)　乔治·阿奇耶、埃尔韦·赛里耶斯，《第三类企业》，巴黎，瑟伊出版社，1984年。(36)　雅克·谢瓦利耶，《关于行政质量的讲话》，《法国公共行政杂志》第46期，1988年4—6月，第287—309页。(37)　伊莎贝尔·奥尔戈格佐，《在行政管理中推行质量圈：为什么不呢？》，载《时事关注》第116期，1985年12月，第23—31页。(38)　伊莎贝尔·奥尔戈格佐，《质量悖论》，巴黎，组织出版社，1987年（序言作者为欧洲团队家具制造公司主席埃尔韦·赛里耶斯）；伊莎贝尔·奥尔戈格佐、埃尔韦·赛里耶斯，《改变：与官僚制诀别》，巴黎，瑟伊出版社，1989年。(39)　弗雷德里克·米斯佩尔布洛姆·拜耶，《质量之外》，巴黎，塞日出版社，1999年，第117—118页。(40)　同上。(41)　省长让·库西鲁在他对1985年开始的蒙彼利埃全面质量试验的叙述中，将改善公共服务定义为质量圈的首要目标。其次是全面提高生活和工作质量、降低成本，并“赋予国家以现代化的面貌”（让·库西鲁，《质量与公共行政》，载V.拉布谢，《全面质量条约》，第165—173页）。(42)　伊莎贝尔·奥尔戈格佐，《在行政管理中推行质量圈：为什么不呢？》，载《时事关注》第116期，1985年12月，第29页。(43)　维里亚托-曼努埃尔·桑托、皮埃尔-埃里克·维里尔，《公共管理》，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6页。(44)　米歇尔·克罗齐耶、埃哈尔·费埃德伯格，《行动者与系统》，巴黎，瑟伊出版社，1977年（1981年以袖珍本形式发行）；让-克洛德·汤尼格、弗朗索瓦·迪皮伊，《法国行政社会学》，巴黎，阿尔芒·科兰出版社，1983年；菲利普·贝尔努，《组织社会学》，巴黎，瑟伊出版社，1985年。(45)　米歇尔·克罗齐耶，《政令改变不了社会》，巴黎，格拉塞出版社，1981年。1984年发行增订版，讨论1981年以来的变化情况；米歇尔·克罗齐耶，《现代化国家，适度化国家：新的改变策略》，巴黎，法雅出版社，1987年；让-克洛德·汤尼格、弗朗索瓦·迪皮伊，《粉碎的行政管理》，巴黎，法雅出版社，1985年。(46)　大卫·库尔帕松，《限制行动：自由主义组织与统治》，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6页。(47)　米歇尔·克罗齐耶、埃哈尔·费埃德伯格，《行动者与系统》，第285页。(48)　同上，第383页。(49)　同上，第383—384页。(50)　米歇尔·克罗齐耶，《政令改变不了社会》，第110—111页。(51)　米歇尔·克罗齐耶，《现代化国家，适度化国家》，第177页。(52)　大卫·库尔帕松，《限制行动》，第94页。(53)　米歇尔·克罗齐耶，《现代化国家，适度化国家》，第227页。(54)　米歇尔·克罗齐耶，《面临环境转变的公共管理问题》，1985年重新收录于米歇尔·克罗齐耶，《组织社会学有何用？》，第159—176页。(55)　同上，第159页。(56)　米歇尔·克罗齐耶，《面临环境转变的公共管理问题》，1985年重新收录于米歇尔·克罗齐耶，《组织社会学有何用？》，第174—175页。(57)　同上，第176页。(58)　安德鲁·阿伯特，《职业制度》，第48—49页。(45)　米歇尔·克罗齐耶，《政令改变不了社会》，巴黎，格拉塞出版社，1981年。1984年发行增订版，讨论1981年以来的变化情况；米歇尔·克罗齐耶，《现代化国家，适度化国家：新的改变策略》，巴黎，法雅出版社，1987年；让-克洛德·汤尼格、弗朗索瓦·迪皮伊，《粉碎的行政管理》，巴黎，法雅出版社，1985年。(46)　大卫·库尔帕松，《限制行动：自由主义组织与统治》，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6页。(47)　米歇尔·克罗齐耶、埃哈尔·费埃德伯格，《行动者与系统》，第285页。(48)　同上，第383页。(49)　同上，第383—384页。(50)　米歇尔·克罗齐耶，《政令改变不了社会》，第110—111页。(51)　米歇尔·克罗齐耶，《现代化国家，适度化国家》，第177页。(52)　大卫·库尔帕松，《限制行动》，第94页。(53)　米歇尔·克罗齐耶，《现代化国家，适度化国家》，第227页。(54)　米歇尔·克罗齐耶，《面临环境转变的公共管理问题》，1985年重新收录于米歇尔·克罗齐耶，《组织社会学有何用？》，第159—176页。(55)　同上，第159页。(56)　米歇尔·克罗齐耶，《面临环境转变的公共管理问题》，1985年重新收录于米歇尔·克罗齐耶，《组织社会学有何用？》，第174—175页。(57)　同上，第176页。(58)　安德鲁·阿伯特，《职业制度》，第48—49页。第三章

为专门知识“确定方向”：公共服务协会中的

现代化者

四种形式的专门知识各自具有特定的方向。它们彼此之间互不相容，却又具有着某些共同特征。这四种分散的专门知识若想在行政改革方案的制定过程中产生影响，就必须经过整合过程形成一种更具综合性的学说，除工具之外，还能够提供关于行政的论述。1980年代，由高级官员和专家组成的公共服务协会便发挥了大熔炉的作用，并成为在更广泛的“现代化”章程框架下传播专门知识的媒介。尽管公共服务协会将这些单一工具的专门知识进行综合并呈现出来，却也同样受到改革构型中行政和政治制约因素的限制。正是这个公共服务协会的改革派高级官员们和专家们编织成的网络促进了现代化管理剧目的出现，在面对新自由主义的攻击时，通过引入创新型管理举措，捍卫了公共服务的合法地位。

第一节　将改革思想纳入国家的载体：公共服务协会

公共服务协会成立于1980年12月，数位发起者均是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他们在审计法院中任职，并与社会党关系密切（甚至是加入了其中）。1981年4月，《宣言》呈现的初始成员名单中有许多重要第三章

为专门知识“确定方向”：公共服务协会中的

现代化者

四种形式的专门知识各自具有特定的方向。它们彼此之间互不相容，却又具有着某些共同特征。这四种分散的专门知识若想在行政改革方案的制定过程中产生影响，就必须经过整合过程形成一种更具综合性的学说，除工具之外，还能够提供关于行政的论述。1980年代，由高级官员和专家组成的公共服务协会便发挥了大熔炉的作用，并成为在更广泛的“现代化”章程框架下传播专门知识的媒介。尽管公共服务协会将这些单一工具的专门知识进行综合并呈现出来，却也同样受到改革构型中行政和政治制约因素的限制。正是这个公共服务协会的改革派高级官员们和专家们编织成的网络促进了现代化管理剧目的出现，在面对新自由主义的攻击时，通过引入创新型管理举措，捍卫了公共服务的合法地位。

第一节　将改革思想纳入国家的载体：公共服务协会

公共服务协会成立于1980年12月，数位发起者均是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他们在审计法院中任职，并与社会党关系密切（甚至是加入了其中）。1981年4月，《宣言》呈现的初始成员名单中有许多重要人物，我们不难发现这首先是个政府高级官员组织。

首任主席雅克·富尼耶（很快被任命为爱丽舍宫副秘书长）、让-弗朗索瓦·拉尔热（第二任主席）、克里斯蒂安·茹安-朗贝尔（第四任主席，审计法院全民投票顾问，随后任教育部部长阿兰·萨瓦里的特派团成员）、塞尔日·艾里捷（国民教育部高级官员）、塞戈莱纳·罗亚尔和弗朗索瓦·奥朗德（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西尔维·弗朗索瓦（国家行政学院1980届毕业生，国家家庭管理秘书处技术顾问、后任总理罗卡尔技术顾问、社会党成员）、伊冯·罗贝尔（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国家教育部技术顾问、总理罗卡尔技术顾问）以及加布里埃尔·米尼奥（法国工商就业协会前会长）。

罗贝尔·弗赖斯也迅速加入协会，这位巴黎综合工科学院毕业生曾是1970年代著名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柯尔德（CORDES）的负责人并在国家计划总署任职，他很快成为公共服务协会的中流砥柱，并自1985年起担任协会主席。1981年4月，在协会发布的首次公报中，介绍了这个团体的初始目标就是反对以下言论，并试图对这些言论进行影响：将公共服务当成我国摆脱经济危机的一个负担、将他们努力实现的团结一致当成发展的绊脚石、将他们提供的帮助当成对自由的限制；目标还包括“最大限度地接近其想要满足的需求，构思新的组织(1)管理形式”。因此，协会力求更新有关公共服务以及公共管理的剖析及专门知识，同时反对右翼的自由主义立场、表现出对捍卫公共服务的关注并与现存规定的单一重申划清界限。协会表现出的三个方向体现了其对管理知识以及管理问询的极大兴趣：1）鉴于危机，需要对公共管理进行维护以及扩展；2）试图对行政管理的缺陷做出分析，(2)并“寻找公共财产的最佳投资方式”；3）“众多服务的地方分权以人物，我们不难发现这首先是个政府高级官员组织。

首任主席雅克·富尼耶（很快被任命为爱丽舍宫副秘书长）、让-弗朗索瓦·拉尔热（第二任主席）、克里斯蒂安·茹安-朗贝尔（第四任主席，审计法院全民投票顾问，随后任教育部部长阿兰·萨瓦里的特派团成员）、塞尔日·艾里捷（国民教育部高级官员）、塞戈莱纳·罗亚尔和弗朗索瓦·奥朗德（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西尔维·弗朗索瓦（国家行政学院1980届毕业生，国家家庭管理秘书处技术顾问、后任总理罗卡尔技术顾问、社会党成员）、伊冯·罗贝尔（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国家教育部技术顾问、总理罗卡尔技术顾问）以及加布里埃尔·米尼奥（法国工商就业协会前会长）。

罗贝尔·弗赖斯也迅速加入协会，这位巴黎综合工科学院毕业生曾是1970年代著名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柯尔德（CORDES）的负责人并在国家计划总署任职，他很快成为公共服务协会的中流砥柱，并自1985年起担任协会主席。1981年4月，在协会发布的首次公报中，介绍了这个团体的初始目标就是反对以下言论，并试图对这些言论进行影响：将公共服务当成我国摆脱经济危机的一个负担、将他们努力实现的团结一致当成发展的绊脚石、将他们提供的帮助当成对自由的限制；目标还包括“最大限度地接近其想要满足的需求，构思新的组织(1)管理形式”。因此，协会力求更新有关公共服务以及公共管理的剖析及专门知识，同时反对右翼的自由主义立场、表现出对捍卫公共服务的关注并与现存规定的单一重申划清界限。协会表现出的三个方向体现了其对管理知识以及管理问询的极大兴趣：1）鉴于危机，需要对公共管理进行维护以及扩展；2）试图对行政管理的缺陷做出分析，(2)并“寻找公共财产的最佳投资方式”；3）“众多服务的地方分权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