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的好坏不再是我们的责任。这似乎是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只做“他们”为你安排或决定的事情。但是要小心，你不能保证他们会把你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他们想要的是对他们（而不是对你）而言最简单、最便宜、最有效的处理方式。为此他们将制定允许极少例外的规章制度，建立一个组织有序的社会，把公民当作棋盘上的棋子。一个管理规范的社会几乎没有个体差异的空间，这就是福利国家的弊端。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出于好意，目的是为公民创造一个更安全、更有保障的世界。然而，一个无风险社会意味着实验被看作是鲁莽的，所以从来没有人尝试。“这是被允许的吗？”过去，当我妻子提出一些新的冒险想法时，孩子们常这样问。“我不知道，”她会回答，“但让我们过去看看他们会不会阻止我们，如何？”我希望你们记住这些话，因为没有尝试，一切都不会改变。

我过去常常以为掌权者更有智慧，也更了解社会状况，因此，让他们为我们决定许多事情是明智的。然而，当我得知其中一些人曾经是我的学生的那一刻，我终于醒悟了。我了解他们，他们只是普通人，为他们的主人和我们竭尽全力。他们不是全能的，就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他们经常发现当自己对一项政策有疑问的时候，虽然内心也有不安，但为了不给自己招惹麻烦，甚至因此丢掉饭碗，墨守成规也许是更好的选择。我们不应该贬低专家，但也要认识到，他们在一个受合同约束的体系内工作。我经常感到诧异和震惊的是，很少有执政者愿意冒着牺牲仕途的危险为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挺身而出。仅仅因为这样活着更容易就甘愿在虚假中生活是多么悲哀的事。我希望你能听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波洛涅斯对他儿子雷欧提斯的忠告：“愿你不舍昼夜，忠于自己。”事的好坏不再是我们的责任。这似乎是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只做“他们”为你安排或决定的事情。但是要小心，你不能保证他们会把你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他们想要的是对他们（而不是对你）而言最简单、最便宜、最有效的处理方式。为此他们将制定允许极少例外的规章制度，建立一个组织有序的社会，把公民当作棋盘上的棋子。一个管理规范的社会几乎没有个体差异的空间，这就是福利国家的弊端。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出于好意，目的是为公民创造一个更安全、更有保障的世界。然而，一个无风险社会意味着实验被看作是鲁莽的，所以从来没有人尝试。“这是被允许的吗？”过去，当我妻子提出一些新的冒险想法时，孩子们常这样问。“我不知道，”她会回答，“但让我们过去看看他们会不会阻止我们，如何？”我希望你们记住这些话，因为没有尝试，一切都不会改变。

我过去常常以为掌权者更有智慧，也更了解社会状况，因此，让他们为我们决定许多事情是明智的。然而，当我得知其中一些人曾经是我的学生的那一刻，我终于醒悟了。我了解他们，他们只是普通人，为他们的主人和我们竭尽全力。他们不是全能的，就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他们经常发现当自己对一项政策有疑问的时候，虽然内心也有不安，但为了不给自己招惹麻烦，甚至因此丢掉饭碗，墨守成规也许是更好的选择。我们不应该贬低专家，但也要认识到，他们在一个受合同约束的体系内工作。我经常感到诧异和震惊的是，很少有执政者愿意冒着牺牲仕途的危险为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挺身而出。仅仅因为这样活着更容易就甘愿在虚假中生活是多么悲哀的事。我希望你能听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波洛涅斯对他儿子雷欧提斯的忠告：“愿你不舍昼夜，忠于自己。”把责任向上推托给某些看不见的“他们”，还会有另一个无法预见的后果—在规范的社会中，没有明确规定或明文禁止的事情往往被认为是允许的。举一个例子，全球性企业通常会将利润转移到税率较低的国家，当有人对此提出抗议，认为企业应该在赚钱的地方纳税时，企业会回应说，如果他们想这样做就应该修改法律。商业道德因此被实质定义为遵守法律，这个道德定义非常低，以至于最终形成了一个愤世嫉俗、精于算计的社会。如果我们不能指望人们善待彼此，就会面临不断涌现出来的新法律。假如有人因我们的行为而受到损害，而我们并没有触犯法律，那么人们就会认为，收拾残局或通过新法律来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的责任在于他人，通常是政府，而我们无须弥补损失或承担责任。其结果就是催生出大量以保护我们安全为目的的新法律法规。然而，这些法律法规不可避免地会扼杀主动性和创造力，除非你把绕过规则寻找新方法的狂热行为算作创造力。

我希望你记住，你对“他们”是谁以及“他们”的权威是什么负有一定责任。即使英式英语常常把你称为“臣民”来混淆视听，你也不是一枚棋子，而是一个公民，这个社会是由你这样的人组成的。你生活在民主制度（democracy）中，从字面上看，意味着权力属于人民（demos，古希腊语，意为人民）。掌权者是我们选择的，我们抱怨的“他们”最终也都是被我们大家选择的、和我们每个人一样的人。我们实行代议制民主，选举出众议员来代表我们做决策，尽管当我们选出的议员偶尔让我们直接做决策时会令人感到困惑。（在我看来，除特殊情况外，应该禁止全民公投，就像德国一样。因为公投推翻了我们选举出做这些决策的人的决定。一个国家可以有一种形式的民主，也可以有另一种形式的民主，但不能两者兼而有之。）把责任向上推托给某些看不见的“他们”，还会有另一个无法预见的后果—在规范的社会中，没有明确规定或明文禁止的事情往往被认为是允许的。举一个例子，全球性企业通常会将利润转移到税率较低的国家，当有人对此提出抗议，认为企业应该在赚钱的地方纳税时，企业会回应说，如果他们想这样做就应该修改法律。商业道德因此被实质定义为遵守法律，这个道德定义非常低，以至于最终形成了一个愤世嫉俗、精于算计的社会。如果我们不能指望人们善待彼此，就会面临不断涌现出来的新法律。假如有人因我们的行为而受到损害，而我们并没有触犯法律，那么人们就会认为，收拾残局或通过新法律来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的责任在于他人，通常是政府，而我们无须弥补损失或承担责任。其结果就是催生出大量以保护我们安全为目的的新法律法规。然而，这些法律法规不可避免地会扼杀主动性和创造力，除非你把绕过规则寻找新方法的狂热行为算作创造力。

我希望你记住，你对“他们”是谁以及“他们”的权威是什么负有一定责任。即使英式英语常常把你称为“臣民”来混淆视听，你也不是一枚棋子，而是一个公民，这个社会是由你这样的人组成的。你生活在民主制度（democracy）中，从字面上看，意味着权力属于人民（demos，古希腊语，意为人民）。掌权者是我们选择的，我们抱怨的“他们”最终也都是被我们大家选择的、和我们每个人一样的人。我们实行代议制民主，选举出众议员来代表我们做决策，尽管当我们选出的议员偶尔让我们直接做决策时会令人感到困惑。（在我看来，除特殊情况外，应该禁止全民公投，就像德国一样。因为公投推翻了我们选举出做这些决策的人的决定。一个国家可以有一种形式的民主，也可以有另一种形式的民主，但不能两者兼而有之。）无论采取哪种形式的民主，都需要你尽自己的一份力量。首先，你必须投票，否则你无权抱怨“他们”。在澳大利亚，法律规定投票是强制性的，而在英国，投票是自愿的。如果投票日出现雨雪天气，你可能会觉得出门投票太过麻烦，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为什么天气情况能影响我们行使自己的选择权？除了投票，你自己甚至可以成为那些被选举出来的决策者之一。民主包含很多层面，从你自己的社区开始，像我妻子一样参加教区委员会的选举就是一件有趣又有益的事。不止于此，你还可以在越来越高的层次为国家服务。也许你从代表你的学校或大学的委员会开始，在比较小的程度上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样的话，你可能会对他们的问题更有共鸣。

然而，公民权不仅仅指选举。如果你关注社会上的任何重大问题，都不要只在私下里与你的朋友嘀咕和抱怨，而是要有所作为。有一个朋友主动召集了200多家大型组织支持她发起的运动，该运动旨在将家庭暴力定为违法行为，并鼓励所有人将其视为不道德的、对身陷其中的人造成伤害的行为。这些组织的负责人一致同意把这个运动宣传给他们的员工，并说服员工认真对待。没有人要求她这样做，她是在履行公民职责，还有我在公共场所看到的主动捡起地上垃圾的老先生，他也是一位好公民。唯有更多人认真对待自己的公民身份和责任，我们才不需要那么多令人头疼的规定。如果你担心气候变化，就不能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政府，也要尽力而为，比如尽可能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每周只吃一次肉，说服别人跟从你的做法，最重要的是投票。

更进一步，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辅助性原则。尽管它常常在理论中被提起，但较少被认真实践。辅助性原则指的是责任应始终无论采取哪种形式的民主，都需要你尽自己的一份力量。首先，你必须投票，否则你无权抱怨“他们”。在澳大利亚，法律规定投票是强制性的，而在英国，投票是自愿的。如果投票日出现雨雪天气，你可能会觉得出门投票太过麻烦，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为什么天气情况能影响我们行使自己的选择权？除了投票，你自己甚至可以成为那些被选举出来的决策者之一。民主包含很多层面，从你自己的社区开始，像我妻子一样参加教区委员会的选举就是一件有趣又有益的事。不止于此，你还可以在越来越高的层次为国家服务。也许你从代表你的学校或大学的委员会开始，在比较小的程度上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样的话，你可能会对他们的问题更有共鸣。

然而，公民权不仅仅指选举。如果你关注社会上的任何重大问题，都不要只在私下里与你的朋友嘀咕和抱怨，而是要有所作为。有一个朋友主动召集了200多家大型组织支持她发起的运动，该运动旨在将家庭暴力定为违法行为，并鼓励所有人将其视为不道德的、对身陷其中的人造成伤害的行为。这些组织的负责人一致同意把这个运动宣传给他们的员工，并说服员工认真对待。没有人要求她这样做，她是在履行公民职责，还有我在公共场所看到的主动捡起地上垃圾的老先生，他也是一位好公民。唯有更多人认真对待自己的公民身份和责任，我们才不需要那么多令人头疼的规定。如果你担心气候变化，就不能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政府，也要尽力而为，比如尽可能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每周只吃一次肉，说服别人跟从你的做法，最重要的是投票。

更进一步，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辅助性原则。尽管它常常在理论中被提起，但较少被认真实践。辅助性原则指的是责任应始终落在最低实践点上，它赞成最大限度地授权，或者更恰当地说，它赞成反向授权，即个体公民和家庭的向上授权。换句话说，尽管国家可能会提建议，但它不应该告诉家庭如何抚养孩子；即使民众有很多想法，也不能决定国家把钱花在哪里。家庭无法自行决定的任何事项均应提交上级政府部门，但是否向上授权则由下级机构自行决定。社会的真正权力应该在于公民，他们向上授权他们自己无法做的事情。可悲的是，我们的权力被窃取了，我们得把它拿回来。辅助性原则意味着你不应该等着别人告诉你该做什么—只管去做就是了。落在最低实践点上，它赞成最大限度地授权，或者更恰当地说，它赞成反向授权，即个体公民和家庭的向上授权。换句话说，尽管国家可能会提建议，但它不应该告诉家庭如何抚养孩子；即使民众有很多想法，也不能决定国家把钱花在哪里。家庭无法自行决定的任何事项均应提交上级政府部门，但是否向上授权则由下级机构自行决定。社会的真正权力应该在于公民，他们向上授权他们自己无法做的事情。可悲的是，我们的权力被窃取了，我们得把它拿回来。辅助性原则意味着你不应该等着别人告诉你该做什么—只管去做就是了。第13封信　人生的变化曲线

想必很多读者已经厌烦了我的“通往戴维酒吧的路”的故事，但它对我意义重大，所以在此我还是要和你们分享。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当年，我开车去爱尔兰的一个小镇阿沃卡，在穿过威克洛山脉的一片美丽但空旷的山林湖泊地带时，我不太确定我是否迷路了，此时我看到一个正在路边遛狗的人，于是停车问他这是否为去阿沃卡的路。

“这条路是对的，你沿着山路一直向上开到山顶，然后向下看远处的小斜坡，你会看到一条小溪上面有座桥，小溪的另一边是戴维酒吧。你肯定不会找不到它，因为它是亮红色的。这些你都记下了吗？”他问我。

“记下了，”我答道，“往上直行，沿着斜坡向下到小溪，旁边是戴维酒吧。”

“非常好，”他说，“在你离戴维酒吧还有一公里的时候，向右转往山上开，那就是去往阿沃卡的路。”

这条路听他说起来多么清晰明了！在还没意识到这就是传奇的爱尔兰式指路时，我就把车开走了。当开车到达山顶时，我果然看到下面的戴维酒吧。我继续开车，留意右边那条路，但一直没有看到。我没有经过任何路口就到了戴维酒吧。可恶的家伙，我想。当我掉头回到山上时，我发现路在山的另一边。我那乐于助人的向导并没有告诉我，在我到达山顶和看到戴维酒吧之前，我要向右转的路就已经到了。第13封信　人生的变化曲线

想必很多读者已经厌烦了我的“通往戴维酒吧的路”的故事，但它对我意义重大，所以在此我还是要和你们分享。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当年，我开车去爱尔兰的一个小镇阿沃卡，在穿过威克洛山脉的一片美丽但空旷的山林湖泊地带时，我不太确定我是否迷路了，此时我看到一个正在路边遛狗的人，于是停车问他这是否为去阿沃卡的路。

“这条路是对的，你沿着山路一直向上开到山顶，然后向下看远处的小斜坡，你会看到一条小溪上面有座桥，小溪的另一边是戴维酒吧。你肯定不会找不到它，因为它是亮红色的。这些你都记下了吗？”他问我。

“记下了，”我答道，“往上直行，沿着斜坡向下到小溪，旁边是戴维酒吧。”

“非常好，”他说，“在你离戴维酒吧还有一公里的时候，向右转往山上开，那就是去往阿沃卡的路。”

这条路听他说起来多么清晰明了！在还没意识到这就是传奇的爱尔兰式指路时，我就把车开走了。当开车到达山顶时，我果然看到下面的戴维酒吧。我继续开车，留意右边那条路，但一直没有看到。我没有经过任何路口就到了戴维酒吧。可恶的家伙，我想。当我掉头回到山上时，我发现路在山的另一边。我那乐于助人的向导并没有告诉我，在我到达山顶和看到戴维酒吧之前，我要向右转的路就已经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