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验证这一理论，本章运用2007—2011年的一套“企业×产品”层面微观数据和县级地区的月度最低工资数据，研究中国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产品价格的实际影响。实证研究表明：一方面，最低工资标准不仅会对低工资（更容易受到最低工资直接冲击）的人群产生影响，还会对高工资（不容易受到最低工资直接冲击）的人群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根据理论模型的设定，我们构造了衡量“自身效应”与“竞争效应”的结构性变量，发现最低工资变动时，由行业—产品内总价格变动导致的“竞争效应”在绝对值上大于由企业边际成本变动带来的“自身效应”：平均而言，最低工资每上调10%，“竞争效应”和“自身效应”导致产品价格分别上涨约0.07%和0.02%。这一结果十分显著，并且在使用省/市平均最低工资作为工具变量以及控制各类物价指数后仍保持稳健。

进一步，按照企业平均工资水平划分样本可以发现，“自身效应”对于那些接近最低工资标准的企业最为显著，而“竞争效应”对于高工资企业的作用更突出。不仅如此，对于高工资企业，“竞争效应”几乎可以解释绝大部分的价格变动。这一方面验证了本章理论分析的核心发现（“竞争效应”和“自身效应”这两大渠道的存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以往的经验研究由于只考虑自身成本变动对价格的影响，所得到的实证结果可能是有偏的。此外，分市场集中度看，市场越接近于完全竞争时，“自身效应”越突出，也就是说最低工资更多是经由企业自身成本冲击发挥作用；反之，当市场更趋于垄断时，最低工资更多通过影响产品整体价格来影响单个企业定价策略，“竞争效应”作用更明显。为验证这一理论，本章运用2007—2011年的一套“企业×产品”层面微观数据和县级地区的月度最低工资数据，研究中国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产品价格的实际影响。实证研究表明：一方面，最低工资标准不仅会对低工资（更容易受到最低工资直接冲击）的人群产生影响，还会对高工资（不容易受到最低工资直接冲击）的人群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根据理论模型的设定，我们构造了衡量“自身效应”与“竞争效应”的结构性变量，发现最低工资变动时，由行业—产品内总价格变动导致的“竞争效应”在绝对值上大于由企业边际成本变动带来的“自身效应”：平均而言，最低工资每上调10%，“竞争效应”和“自身效应”导致产品价格分别上涨约0.07%和0.02%。这一结果十分显著，并且在使用省/市平均最低工资作为工具变量以及控制各类物价指数后仍保持稳健。

进一步，按照企业平均工资水平划分样本可以发现，“自身效应”对于那些接近最低工资标准的企业最为显著，而“竞争效应”对于高工资企业的作用更突出。不仅如此，对于高工资企业，“竞争效应”几乎可以解释绝大部分的价格变动。这一方面验证了本章理论分析的核心发现（“竞争效应”和“自身效应”这两大渠道的存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以往的经验研究由于只考虑自身成本变动对价格的影响，所得到的实证结果可能是有偏的。此外，分市场集中度看，市场越接近于完全竞争时，“自身效应”越突出，也就是说最低工资更多是经由企业自身成本冲击发挥作用；反之，当市场更趋于垄断时，最低工资更多通过影响产品整体价格来影响单个企业定价策略，“竞争效应”作用更明显。本章研究的理论价值如下:（1）构建的理论模型有助于揭示最低工资影响企业决策的根本机制。最低工资本质上是一种成本冲击，企业会通过调整自身的成本加成以应对这种冲击，结果最终反映为产品定价，进而影响产出、消费者福利等一系列变量。本章通过在理论上分解“自身效应”与“竞争效应”，有助于读者更加全面地理解最低工资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尤其是解释为何那些不直接受最低工资冲击的企业也会在最低工资变动时调整产品价格。（2）有助于读者从异质性企业的视角来理解最低工资的经济效应。传统研究仅仅强调劳动力市场结构对最低工资经济效应的影响，忽略了企业特性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同的企业所面临的竞争程度不同，也会间接影响到企业面对最低工资变动时的定价决策。

本章研究还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政策制定者担心最低工资标准的持续提高在更广泛的宏观层面会产生负面影响，但是未考虑最低工资是否会对不同类型的企业有不同的影响。本章的研究发现，尽管在加总层面最低工资对价格水平的影响有限，但是不同类型的企业对最低工资的反应却是差异迥然，这不仅取决于企业内部最低工资雇员所占比例，还取决于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程度。在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企业会更倾向于对最低工资的冲击做出反应。此外，最低工资是较为外生的变量，探讨最低工资冲击对价格的影响，也为我们深刻理解劳动力成本对价格的影响提供了理想案例。

回顾2.2节中有关最低工资对于企业定价影响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到，除了实证文献代表性不足这一缺憾外，在理论方面也一直没有实质性突破——绝大多数研究仍是沿着局部均衡的思路，考虑最低工本章研究的理论价值如下:（1）构建的理论模型有助于揭示最低工资影响企业决策的根本机制。最低工资本质上是一种成本冲击，企业会通过调整自身的成本加成以应对这种冲击，结果最终反映为产品定价，进而影响产出、消费者福利等一系列变量。本章通过在理论上分解“自身效应”与“竞争效应”，有助于读者更加全面地理解最低工资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尤其是解释为何那些不直接受最低工资冲击的企业也会在最低工资变动时调整产品价格。（2）有助于读者从异质性企业的视角来理解最低工资的经济效应。传统研究仅仅强调劳动力市场结构对最低工资经济效应的影响，忽略了企业特性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同的企业所面临的竞争程度不同，也会间接影响到企业面对最低工资变动时的定价决策。

本章研究还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政策制定者担心最低工资标准的持续提高在更广泛的宏观层面会产生负面影响，但是未考虑最低工资是否会对不同类型的企业有不同的影响。本章的研究发现，尽管在加总层面最低工资对价格水平的影响有限，但是不同类型的企业对最低工资的反应却是差异迥然，这不仅取决于企业内部最低工资雇员所占比例，还取决于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程度。在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企业会更倾向于对最低工资的冲击做出反应。此外，最低工资是较为外生的变量，探讨最低工资冲击对价格的影响，也为我们深刻理解劳动力成本对价格的影响提供了理想案例。

回顾2.2节中有关最低工资对于企业定价影响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到，除了实证文献代表性不足这一缺憾外，在理论方面也一直没有实质性突破——绝大多数研究仍是沿着局部均衡的思路，考虑最低工资如何通过单个企业的边际成本进而影响产品定价。但最低工资调整——作为一种特殊的边际成本变动，并非针对单个企业，而是适用于一定地区内的所有企业，因此会在中观层面对产品的加总价格产生影响。为引入这一机制，本章参考国际经济学中价格传递（pass-through）这支文献，将加总价格变动带来的“竞争效应”考虑在内，不仅在模型上对这一影响渠道进行了分析，而且在实证部分对此做了验证。结果显示，这一“竞争效应”在经济意义和统计意义上都十分显著，并且更甚于基于边际成本的“自身效应”。这也说明在以往的经验研究中，由于仅考虑自身边际成本变动，所得到的回归结果可能是有偏的。

相比于已有文献，本章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贡献：第一，就我们掌握的资料而言，这是第一份使用中国微观数据研究最低工资如何影响产品层面价格水平的学术研究。已有研究虽然也讨论最低工资的价格传递效应，但其中的价格更多的是宏观层面的物价指数，如消费者物价指数（盛龙飞，2013；王于鹤和王雅琦，2014）。第二，不同于以往研究多限于餐饮、房屋维护（Machi et al., 2003）等不可贸易领域，本章研究的行业涉及37个国民大类行业，包含63988家企业，产品种类共计254种，在微观层面代表性更强，因此，本章的研究结论适用范围更广。第三，本章使用的最低工资数据质量更高，是北京师范大学最低工资课题组收集的县级行政区域最低工资月度标准。数据层面更细，意味着观察值具有更大的波动性，这有助于提高实证研究的识别精度。第四，本章较好地解决了内生性问题。由于最低工资标准的设定对于单个企业而言可视为外生，因此相较于其他微观层面的影响，利用最低工资在时间、地区间的变动可以较好地识别其对产品资如何通过单个企业的边际成本进而影响产品定价。但最低工资调整——作为一种特殊的边际成本变动，并非针对单个企业，而是适用于一定地区内的所有企业，因此会在中观层面对产品的加总价格产生影响。为引入这一机制，本章参考国际经济学中价格传递（pass-through）这支文献，将加总价格变动带来的“竞争效应”考虑在内，不仅在模型上对这一影响渠道进行了分析，而且在实证部分对此做了验证。结果显示，这一“竞争效应”在经济意义和统计意义上都十分显著，并且更甚于基于边际成本的“自身效应”。这也说明在以往的经验研究中，由于仅考虑自身边际成本变动，所得到的回归结果可能是有偏的。

相比于已有文献，本章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贡献：第一，就我们掌握的资料而言，这是第一份使用中国微观数据研究最低工资如何影响产品层面价格水平的学术研究。已有研究虽然也讨论最低工资的价格传递效应，但其中的价格更多的是宏观层面的物价指数，如消费者物价指数（盛龙飞，2013；王于鹤和王雅琦，2014）。第二，不同于以往研究多限于餐饮、房屋维护（Machi et al., 2003）等不可贸易领域，本章研究的行业涉及37个国民大类行业，包含63988家企业，产品种类共计254种，在微观层面代表性更强，因此，本章的研究结论适用范围更广。第三，本章使用的最低工资数据质量更高，是北京师范大学最低工资课题组收集的县级行政区域最低工资月度标准。数据层面更细，意味着观察值具有更大的波动性，这有助于提高实证研究的识别精度。第四，本章较好地解决了内生性问题。由于最低工资标准的设定对于单个企业而言可视为外生，因此相较于其他微观层面的影响，利用最低工资在时间、地区间的变动可以较好地识别其对产品价格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核心变量之间的内生关联。除此之外，我们还通过加入省各类物价指数，以及利用省平均最低工资作为工具变量等方式，尽可能减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第五，本章在理论和实证上区分了“自身效应”和“竞争效应”，并定量分析了上述两种效应如何随着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以及市场垄断力量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价格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核心变量之间的内生关联。除此之外，我们还通过加入省各类物价指数，以及利用省平均最低工资作为工具变量等方式，尽可能减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第五，本章在理论和实证上区分了“自身效应”和“竞争效应”，并定量分析了上述两种效应如何随着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以及市场垄断力量的不同而发生变化。4.2　理论模型

4.2.1　消费者偏好

为了分析最低工资变动对产品价格的影响，本章建立了一个包括企业、产品两个层次的微观经济模型加以分析。假设市场上存在I种不同类型的产品，每一种产品（i）都有J家企业生产，每家企业生产i的产品都具有差异化、不可完全替代的特征。我们假定消费者具有Dixit和Stiglitz（1977）描述的多元化偏好，由一个两层的CES函数来刻画。首先，假设不同类型产品之间具有相等的替代弹性，总量消费q如下：

式中，i∈{1，2，…，I}代表第i种产品；q是市场上第i种产品的i消费量；η是不同产品之间的常替代弹性。按照标准的成本最小化方式求解，可以得到总价格指数和消费者对第k种产品的反需求函数4.2　理论模型

4.2.1　消费者偏好

为了分析最低工资变动对产品价格的影响，本章建立了一个包括企业、产品两个层次的微观经济模型加以分析。假设市场上存在I种不同类型的产品，每一种产品（i）都有J家企业生产，每家企业生产i的产品都具有差异化、不可完全替代的特征。我们假定消费者具有Dixit和Stiglitz（1977）描述的多元化偏好，由一个两层的CES函数来刻画。首先，假设不同类型产品之间具有相等的替代弹性，总量消费q如下：

式中，i∈{1，2，…，I}代表第i种产品；q是市场上第i种产品的i消费量；η是不同产品之间的常替代弹性。按照标准的成本最小化方式求解，可以得到总价格指数和消费者对第k种产品的反需求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