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柯莱特·伊斯马尔，《右翼政党的经济纲领》，载《政治经济批评》第31期，1985年4—6月，第63—67页；布鲁诺·泰雷，《公共缺陷，私人利益：法国新自由主义者的选举经济主张》，载《政治经济批评》第31期，1985年4—6月，第77—134页。(9)　参见柯莱特·伊斯马尔，《明日右翼》，巴黎，格拉塞出版社，1984年。(10)　《官僚主义：令人窒息》，载《快报》，1983年10月7—13日。(11)　埃利·科恩，《社会党人与经济》，第85—86页。(12)　1983年7月20日颁布的第83—658号政令，《官方公报》，1983年7月21日。(13)　同上。(14)　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委员会的工作成果（16项具体的部门研究、7项部门管理研究和5项横向研究）将在很久以后发布。参见呈交总理的《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委员会提案思考与总结报告》，未公开文件，1989年9月18日。(15)　布朗迪·巴雷-克里格尔，《国家与民主：致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报告》，巴黎，法国文献局，1985年。(16)　同上。(17)　布朗迪·巴雷-克里格尔，《国家与民主：致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报告》，第117页。(18)　克里斯蒂安·托帕洛夫主编，《新世纪实验室：法国的改革星云及其网络（1880—1914）》，第38—40页。(19)　让·勒加雷克代表政府发表的声明，《国民议会官方公报：议会辩论》，1985年11月26日第二次会议，第4894页。(20)　尼尔斯·布伦森、约翰·P.奥尔森，《改革中的组织》，第42—44页。(8)　柯莱特·伊斯马尔，《右翼政党的经济纲领》，载《政治经济批评》第31期，1985年4—6月，第63—67页；布鲁诺·泰雷，《公共缺陷，私人利益：法国新自由主义者的选举经济主张》，载《政治经济批评》第31期，1985年4—6月，第77—134页。(9)　参见柯莱特·伊斯马尔，《明日右翼》，巴黎，格拉塞出版社，1984年。(10)　《官僚主义：令人窒息》，载《快报》，1983年10月7—13日。(11)　埃利·科恩，《社会党人与经济》，第85—86页。(12)　1983年7月20日颁布的第83—658号政令，《官方公报》，1983年7月21日。(13)　同上。(14)　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委员会的工作成果（16项具体的部门研究、7项部门管理研究和5项横向研究）将在很久以后发布。参见呈交总理的《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委员会提案思考与总结报告》，未公开文件，1989年9月18日。(15)　布朗迪·巴雷-克里格尔，《国家与民主：致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报告》，巴黎，法国文献局，1985年。(16)　同上。(17)　布朗迪·巴雷-克里格尔，《国家与民主：致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报告》，第117页。(18)　克里斯蒂安·托帕洛夫主编，《新世纪实验室：法国的改革星云及其网络（1880—1914）》，第38—40页。(19)　让·勒加雷克代表政府发表的声明，《国民议会官方公报：议会辩论》，1985年11月26日第二次会议，第4894页。(20)　尼尔斯·布伦森、约翰·P.奥尔森，《改革中的组织》，第42—44页。第二章

负责现代化管理剧目的作坊：行政管理的专门

知识场所

整个1980年代上半叶，身处外围的改革专家们（顾问、大学研究人员、企业经理、管理学专家）积极建言献策，各种旨在改善行政能力、实现行政目标、控制行政成本的管理技术因此得到推广。1980年代上半叶相互矛盾的政策所留下的认知和制度“空洞”逐渐被各种改革小团体占据，它们各自为战、相互竞争，围绕着来源于预算选择理性化、公共管理、短期管理或组织社会学的某项知识、某个工具或某种干预哲学奋力发展。1981年至1986年，这些小团体之间仍无法协调。它们以自主的方式在外围发展，不受中央政府各部的控制，却受益于与政府间的临时关系有时甚至是合同关系。在这些改革小团体中，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提出普适学说，但每一个都有自己所擅长的诸如政策评价、管理监督、质量圈、组织战略分析等某种特定管理方法或工具。尽管这些小团体之间的竞争关系丝毫没有减弱，但它们针对组织和组织行为给出的改革方法却具有许多共同之处。受管理知识的影响，这些方法建议直接作用于行政体系的内部运作，以便实现行政现代化并提高行政效率。因此这些方法本身就蕴含着对“官僚主义”行政形式的批评。这些改革方法还以干预行为的实验性和有限性为特征：其目的是局部引进新的实践方法，而不对法国行政体系的第二章

负责现代化管理剧目的作坊：行政管理的专门

知识场所

整个1980年代上半叶，身处外围的改革专家们（顾问、大学研究人员、企业经理、管理学专家）积极建言献策，各种旨在改善行政能力、实现行政目标、控制行政成本的管理技术因此得到推广。1980年代上半叶相互矛盾的政策所留下的认知和制度“空洞”逐渐被各种改革小团体占据，它们各自为战、相互竞争，围绕着来源于预算选择理性化、公共管理、短期管理或组织社会学的某项知识、某个工具或某种干预哲学奋力发展。1981年至1986年，这些小团体之间仍无法协调。它们以自主的方式在外围发展，不受中央政府各部的控制，却受益于与政府间的临时关系有时甚至是合同关系。在这些改革小团体中，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提出普适学说，但每一个都有自己所擅长的诸如政策评价、管理监督、质量圈、组织战略分析等某种特定管理方法或工具。尽管这些小团体之间的竞争关系丝毫没有减弱，但它们针对组织和组织行为给出的改革方法却具有许多共同之处。受管理知识的影响，这些方法建议直接作用于行政体系的内部运作，以便实现行政现代化并提高行政效率。因此这些方法本身就蕴含着对“官僚主义”行政形式的批评。这些改革方法还以干预行为的实验性和有限性为特征：其目的是局部引进新的实践方法，而不对法国行政体系的结构性规则进行质疑，尽管这些结构性规则是其批评的对象。

这些共享属性并非偶然结果，它们反映出行政制度和政治场域对管理专门知识发展的限制。事实上，改革构型以及通过改革构型形成的法国特有的行政制度，产生出特定的知识生产条件和公共管理类型。借用马里翁·福尔卡德-古兰沙所言，这些制度“使某些知识联盟(1)的缔结成为可能，也使其他某些知识联盟的缔结成为不可能”。因此，1980年代的专业、行政和政治约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管理知识的成形。这些知识在与行政改革政策的相互作用中获得发展，而这些政策在提供机遇的同时也会构成约束，这要求管理工具的推动者必须能够与之协调。四个决定影响着以提高效率为名对行政进行干预的知识本身、知识的生产条件以及生产过程中的可用资源。管理专门知识首先必须能够与勒·波尔在公共职能法规改革中着重强调的平均主义和自我调节准则（这是公务员参与现代化建设需要遵循的准则）相兼容。地方分权政策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管理知识的支持，因为这项政策引发了关于权力下放部门重组的诸多质疑。然而管理专门知识却未能得到预算部的支持，因为预算部偏好用于预算调节的初级工具。管理专门知识最终面临着在行政改革方面缺乏政治视野的问题：因此发展不依赖强大政治目标的改革工具是重中之重。(2)我们将依据美国社会学家安德鲁·阿伯特的观点来分析行政运作方面专家领域的构成：他将专家们之间为界定和垄断权限而展开的竞争视为专业领域重组的驱动力。各种专门知识的捍卫者相互竞争，都希望将自己的知识打造成为与众不同的，并将其推向唯一正统的地位。对阿伯特而言，这种竞争集中在专业知识的核心上，即集中在所给出的诊断、解决方案和推论结果（诊断与治疗之间的逻辑联系）上。结构性规则进行质疑，尽管这些结构性规则是其批评的对象。

这些共享属性并非偶然结果，它们反映出行政制度和政治场域对管理专门知识发展的限制。事实上，改革构型以及通过改革构型形成的法国特有的行政制度，产生出特定的知识生产条件和公共管理类型。借用马里翁·福尔卡德-古兰沙所言，这些制度“使某些知识联盟(1)的缔结成为可能，也使其他某些知识联盟的缔结成为不可能”。因此，1980年代的专业、行政和政治约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管理知识的成形。这些知识在与行政改革政策的相互作用中获得发展，而这些政策在提供机遇的同时也会构成约束，这要求管理工具的推动者必须能够与之协调。四个决定影响着以提高效率为名对行政进行干预的知识本身、知识的生产条件以及生产过程中的可用资源。管理专门知识首先必须能够与勒·波尔在公共职能法规改革中着重强调的平均主义和自我调节准则（这是公务员参与现代化建设需要遵循的准则）相兼容。地方分权政策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管理知识的支持，因为这项政策引发了关于权力下放部门重组的诸多质疑。然而管理专门知识却未能得到预算部的支持，因为预算部偏好用于预算调节的初级工具。管理专门知识最终面临着在行政改革方面缺乏政治视野的问题：因此发展不依赖强大政治目标的改革工具是重中之重。(2)我们将依据美国社会学家安德鲁·阿伯特的观点来分析行政运作方面专家领域的构成：他将专家们之间为界定和垄断权限而展开的竞争视为专业领域重组的驱动力。各种专门知识的捍卫者相互竞争，都希望将自己的知识打造成为与众不同的，并将其推向唯一正统的地位。对阿伯特而言，这种竞争集中在专业知识的核心上，即集中在所给出的诊断、解决方案和推论结果（诊断与治疗之间的逻辑联系）上。各种管理专门知识都竭力捍卫自身的特殊性并框定自己的领地，因此我们的工作关键是要观察这些管理专门知识在相互竞争中的发展过程。竞争推动了干预行政的专业领域的构建。1981年到1986年，四个专门知识团体需要我们分析：支持公共政策评估的公职人员（曾参与预算选择理性化政策的制定与落实）团体、公共管理支持者团体、质量圈推动者（主要为咨询公司）团体以及克罗齐耶社会学拥护者团体。

第一节　公共政策评估的成功

首个发展行政运作专门知识的团体是由预算选择理性化领域的“老人儿”们组成的。1980年代初，随着预算局和预测局逐渐减少投入，预算选择理性化政策已日迫西山。这些官员们于是决定重新调整自己的主张，他们放弃“成本效益”微观经济学方法，转而将视线投向公共政策评估。公共政策评估的飞速发展基于知识方向的调整，但也同样反映出财政部门（预测局和预算局）难以摆脱的行政束缚。万(3)桑·斯彭勒豪尔详细描述了预测局内部的技术转变路线。罗贝尔·普瓦萨尔和贝尔纳·瓦里泽都是预测局下属行业研究分局的成员，他们坚持捍卫“预算选择理性化精神”并积极寻求方法使其得以延续：“公共政策评估”的冉冉升起为两人提供了机遇，使他们从中看到将预算选择理性化的既得成果进行转化的可能。我们需要稍作回顾。自1970年代末以来，在国家企业管理教育基金会的资助下，社会学和管理学方面的教授和研究人员纷纷前往美国，他们把在那发现的“政策分析法”（policy aalysis）和“评价研究法”再次引进法国。在各种管理专门知识都竭力捍卫自身的特殊性并框定自己的领地，因此我们的工作关键是要观察这些管理专门知识在相互竞争中的发展过程。竞争推动了干预行政的专业领域的构建。1981年到1986年，四个专门知识团体需要我们分析：支持公共政策评估的公职人员（曾参与预算选择理性化政策的制定与落实）团体、公共管理支持者团体、质量圈推动者（主要为咨询公司）团体以及克罗齐耶社会学拥护者团体。

第一节　公共政策评估的成功

首个发展行政运作专门知识的团体是由预算选择理性化领域的“老人儿”们组成的。1980年代初，随着预算局和预测局逐渐减少投入，预算选择理性化政策已日迫西山。这些官员们于是决定重新调整自己的主张，他们放弃“成本效益”微观经济学方法，转而将视线投向公共政策评估。公共政策评估的飞速发展基于知识方向的调整，但也同样反映出财政部门（预测局和预算局）难以摆脱的行政束缚。万(3)桑·斯彭勒豪尔详细描述了预测局内部的技术转变路线。罗贝尔·普瓦萨尔和贝尔纳·瓦里泽都是预测局下属行业研究分局的成员，他们坚持捍卫“预算选择理性化精神”并积极寻求方法使其得以延续：“公共政策评估”的冉冉升起为两人提供了机遇，使他们从中看到将预算选择理性化的既得成果进行转化的可能。我们需要稍作回顾。自1970年代末以来，在国家企业管理教育基金会的资助下，社会学和管理学方面的教授和研究人员纷纷前往美国，他们把在那发现的“政策分析法”（policy aalysis）和“评价研究法”再次引进法国。在1979年5月28—30日举行的“公共管理将何去何从？”主题研讨会上，罗贝尔·普瓦萨尔和贝尔纳·瓦里泽首次把从美国的教育和研究成果中汲取而来的“公共政策分析”和“公共政策评估”方法公开展示出来。然而在彼时的法国，以居伊·特尔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方法支持者们正在传播更为激进的针对官僚制的公共选择理论，因此预算选择理性化捍卫者们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方法支持者们之间呈现出强烈对峙。公共政策评估因此成为妥协的产物，它部分吸纳了预算选择理性化捍卫者们的建议，并将这些建议在新的理论框架下进行重新编排：将公共政策定义为分析单位，对方法进行评价，对实施情况进行评价，对影响进行评价，对效能、效率和满意度进行评价。在此次研讨会之后，罗贝尔·普瓦萨尔计划将各部的预算选择理性化单位转型成为政策分析单位，并提议创建国家公共政策委员会。他在让-克洛德·米勒隆面前为自己的方案辩护，后者于1981年接替皮埃尔·科尔泰斯成为预测局新任局长。公共政策评估逐渐成为“可能取代预算选(4)择理性化成为公共决策研究的新型方法论”。尽管罗贝尔·普瓦萨尔的方案最终没有被接受，却仍然促成了召开公共政策评估研讨会的决(5)定，令人一时间误以为计划总署、预测局和预算局这三个成立于1960年代的机构将会再次展开合作。1983年初，行业研究分局新任局长米歇尔·德罗在预测局局长让-克洛德·米勒隆的授意下，建议罗贝尔·普瓦萨尔联合让-皮埃尔·尼奥什开展公共政策评估的研究与开发工(6)作。于是二人决定于1983年12月15—16日组织一场针对高级公务员的大型研讨会作为初步试探，此举获得了显著的成功（共收到700份回复，有440位参与者），与会者包括众多来自各部的高级官员、部长办公室成员、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还有来自国家行政学院和高等(7)商学院的学生。然而研讨会的成功并不能够“无条件地”证明公共1979年5月28—30日举行的“公共管理将何去何从？”主题研讨会上，罗贝尔·普瓦萨尔和贝尔纳·瓦里泽首次把从美国的教育和研究成果中汲取而来的“公共政策分析”和“公共政策评估”方法公开展示出来。然而在彼时的法国，以居伊·特尔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方法支持者们正在传播更为激进的针对官僚制的公共选择理论，因此预算选择理性化捍卫者们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方法支持者们之间呈现出强烈对峙。公共政策评估因此成为妥协的产物，它部分吸纳了预算选择理性化捍卫者们的建议，并将这些建议在新的理论框架下进行重新编排：将公共政策定义为分析单位，对方法进行评价，对实施情况进行评价，对影响进行评价，对效能、效率和满意度进行评价。在此次研讨会之后，罗贝尔·普瓦萨尔计划将各部的预算选择理性化单位转型成为政策分析单位，并提议创建国家公共政策委员会。他在让-克洛德·米勒隆面前为自己的方案辩护，后者于1981年接替皮埃尔·科尔泰斯成为预测局新任局长。公共政策评估逐渐成为“可能取代预算选(4)择理性化成为公共决策研究的新型方法论”。尽管罗贝尔·普瓦萨尔的方案最终没有被接受，却仍然促成了召开公共政策评估研讨会的决(5)定，令人一时间误以为计划总署、预测局和预算局这三个成立于1960年代的机构将会再次展开合作。1983年初，行业研究分局新任局长米歇尔·德罗在预测局局长让-克洛德·米勒隆的授意下，建议罗贝尔·普瓦萨尔联合让-皮埃尔·尼奥什开展公共政策评估的研究与开发工(6)作。于是二人决定于1983年12月15—16日组织一场针对高级公务员的大型研讨会作为初步试探，此举获得了显著的成功（共收到700份回复，有440位参与者），与会者包括众多来自各部的高级官员、部长办公室成员、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还有来自国家行政学院和高等(7)商学院的学生。然而研讨会的成功并不能够“无条件地”证明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