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公司的一切“大掌柜”井植岁男都打理得井井有条，没什么可担心的，于是，幸之助便想要隐退了，甚至连自己在隐退后的号都已经想好了，叫作“阳洲”。但现实却并不容他打这样的如意算盘，因为正治在这时病倒了。

昭和十六年（1941年），井植岁男的弟弟井植薰单身远赴上海，创设了上海松下电业，并且还在南京、汉口等地建设工厂，将业务范围拓展得很大。

为了让平田正治学习到海外发展的相关知识，幸之助也将他派到了上海，与井植薰住在一起。到此为止，一切还都正常，可不久他就很不走运地患上了结核病。休养是必不可少的，而痊愈则足足花了两年的时间。因此，幸之助根本无法隐退。由于公司的一切“大掌柜”井植岁男都打理得井井有条，没什么可担心的，于是，幸之助便想要隐退了，甚至连自己在隐退后的号都已经想好了，叫作“阳洲”。但现实却并不容他打这样的如意算盘，因为正治在这时病倒了。

昭和十六年（1941年），井植岁男的弟弟井植薰单身远赴上海，创设了上海松下电业，并且还在南京、汉口等地建设工厂，将业务范围拓展得很大。

为了让平田正治学习到海外发展的相关知识，幸之助也将他派到了上海，与井植薰住在一起。到此为止，一切还都正常，可不久他就很不走运地患上了结核病。休养是必不可少的，而痊愈则足足花了两年的时间。因此，幸之助根本无法隐退。  第十章 

指出前进目标是领导者理所当然的责任

由于公司发展过快，常有人会问“松下电器到底要发展到什么地步才算到头啊？”但幸之助的回答几乎是千扁一律的：“这可不是我或者我们公司所能决定的，这是由社会决定的。”他曾经说过，自己所作出的经营判断，就等同于跟看不见的一般大众签订“无声的条约”“看不见的合同”，只有能够履行这种“看不见的合同”，才能得风气之先，自然而然地起到引领社会的作用。在尊重所谓“看不见的合同”的前提下，幸之助于昭和三十一年（1956 年）一月，发表了一项划时代的计划——“松下电器发展五年计划”。幸之助一贯主张，指出前进目标是领导者理所当然的责任。因此，作为社长就必须向员工们展示，五年后，公司应该是个什么样。

昭和二十年（1945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联军司令部为了使日本不会再次发动战争，要抽去日本产业的骨干，使其无法再度振兴。最早着手的便是财阀解体，命令三菱、三井、住友、安田四大财阀进行公司拆分。

幸之助从不认为自己也是财阀，因此他觉得发生在三菱、三井公  第十章 

指出前进目标是领导者理所当然的责任

由于公司发展过快，常有人会问“松下电器到底要发展到什么地步才算到头啊？”但幸之助的回答几乎是千扁一律的：“这可不是我或者我们公司所能决定的，这是由社会决定的。”他曾经说过，自己所作出的经营判断，就等同于跟看不见的一般大众签订“无声的条约”“看不见的合同”，只有能够履行这种“看不见的合同”，才能得风气之先，自然而然地起到引领社会的作用。在尊重所谓“看不见的合同”的前提下，幸之助于昭和三十一年（1956 年）一月，发表了一项划时代的计划——“松下电器发展五年计划”。幸之助一贯主张，指出前进目标是领导者理所当然的责任。因此，作为社长就必须向员工们展示，五年后，公司应该是个什么样。

昭和二十年（1945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联军司令部为了使日本不会再次发动战争，要抽去日本产业的骨干，使其无法再度振兴。最早着手的便是财阀解体，命令三菱、三井、住友、安田四大财阀进行公司拆分。

幸之助从不认为自己也是财阀，因此他觉得发生在三菱、三井公司的事情跟自己毫无关系。同时，由于已经从联军司令部那里接到了电暖炉、电热器等产品的大量订单，他甚至以为：“我们公司是被寄予战后复兴希望的。”

但事实证明，他这样的形势判断是大错特错的。因为没过多久，联军司令部就将矛头同时对准“松下电器”和“松下家”。

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三月十四日，首先是松下电器产业总部和松下金属、松下造船等三十二个关联企业被指定为“受限公司”。所谓“受限公司”就是将来要解体的公司，而在尚未解体前，公司不得解散，其资产处理将受到限制。目的在于防止公司隐瞒、转移资产。

停战之后，松下电器各种资产的库存量还是相当大的，如果能够全部用于民用产品的生产，国民自会受惠不浅。可是，刚有这样的打算时，这些库存就已经被冻结了，实在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紧接着，矛头又直接指向了幸之助本人。

同年六月，与三井、三菱、安田、住友、鲇川、浅野、古河、川崎、中岛、野村、大河内、大仓、涩泽这十三家一起，松下家也被指定为“财阀家族”，资产遭到了冻结。被指定为“财阀家族”后，财阀本家及其代理人的财产买卖、赠送等是被禁止的，就连日常的小额支出也必须得到许可。

“我怎么也是财阀了呢？”

上述十三家的家主全都从财阀企业的社长位子上退了下来，幸之助坚持不肯退位，因为他怎么也不能接受。被指定为“财阀企业”后，司的事情跟自己毫无关系。同时，由于已经从联军司令部那里接到了电暖炉、电热器等产品的大量订单，他甚至以为：“我们公司是被寄予战后复兴希望的。”

但事实证明，他这样的形势判断是大错特错的。因为没过多久，联军司令部就将矛头同时对准“松下电器”和“松下家”。

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三月十四日，首先是松下电器产业总部和松下金属、松下造船等三十二个关联企业被指定为“受限公司”。所谓“受限公司”就是将来要解体的公司，而在尚未解体前，公司不得解散，其资产处理将受到限制。目的在于防止公司隐瞒、转移资产。

停战之后，松下电器各种资产的库存量还是相当大的，如果能够全部用于民用产品的生产，国民自会受惠不浅。可是，刚有这样的打算时，这些库存就已经被冻结了，实在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紧接着，矛头又直接指向了幸之助本人。

同年六月，与三井、三菱、安田、住友、鲇川、浅野、古河、川崎、中岛、野村、大河内、大仓、涩泽这十三家一起，松下家也被指定为“财阀家族”，资产遭到了冻结。被指定为“财阀家族”后，财阀本家及其代理人的财产买卖、赠送等是被禁止的，就连日常的小额支出也必须得到许可。

“我怎么也是财阀了呢？”

上述十三家的家主全都从财阀企业的社长位子上退了下来，幸之助坚持不肯退位，因为他怎么也不能接受。被指定为“财阀企业”后，他马上就提出了异议。

这时，为他全力出面交涉的是当时的常务高桥荒太郎。此外还有一名员工也为此事作出了巨大的努力，那就是翻译提交材料并为幸之助与联军司令部之间的交流担任翻译的卡尔・斯库里巴（Karl Scriba）。卡尔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日本人，自己则是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的高材生，在昭和十年（1935年）进入松下电器贸易。他为人诚实敦厚，深受众人喜爱，曾担任进口部部长、出口部部长。幸之助也经常亲切地叫他“斯库君，斯库君”，每逢要跟外国客户谈生意时都让他做翻译。

开战后，由于卡尔・斯库里巴是德国国籍，而德国与日本是同盟国，所以，他自身没遇到什么麻烦，可他在美国留学时结识并与之成婚的妻子波灵是美国人，所以斯库里巴也一直处于特高课警察的监视之下。因此，在战争时期，他们家的日子过得也是相当艰难的。

像卡尔・斯库里巴这样的情况，在战争年代里遭解雇是很正常的事，但幸之助说：“斯库君做过什么坏事吗？什么坏事也没做过，有什么理由解雇他呢？”所以幸之助一直对他关怀备至。

对幸之助怀有报恩之心的卡尔・斯库里巴当时将全部精力都倾注在翻译大量的说明材料上，所翻译的调查书，竟多达五千页。他的英语自然是完美的，在联军司令部内部也获得了好评；但是联军司令部的作派是极端高压的，往往一个电话过来就是“在某月某日之前，把某某文件资料送过来”，根本不考虑对方的具体情况。因此，在那段日子里，只要一听到东京来的电话，幸之助和高桥荒太郎就会不寒而他马上就提出了异议。

这时，为他全力出面交涉的是当时的常务高桥荒太郎。此外还有一名员工也为此事作出了巨大的努力，那就是翻译提交材料并为幸之助与联军司令部之间的交流担任翻译的卡尔・斯库里巴（Karl Scriba）。卡尔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日本人，自己则是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的高材生，在昭和十年（1935年）进入松下电器贸易。他为人诚实敦厚，深受众人喜爱，曾担任进口部部长、出口部部长。幸之助也经常亲切地叫他“斯库君，斯库君”，每逢要跟外国客户谈生意时都让他做翻译。

开战后，由于卡尔・斯库里巴是德国国籍，而德国与日本是同盟国，所以，他自身没遇到什么麻烦，可他在美国留学时结识并与之成婚的妻子波灵是美国人，所以斯库里巴也一直处于特高课警察的监视之下。因此，在战争时期，他们家的日子过得也是相当艰难的。

像卡尔・斯库里巴这样的情况，在战争年代里遭解雇是很正常的事，但幸之助说：“斯库君做过什么坏事吗？什么坏事也没做过，有什么理由解雇他呢？”所以幸之助一直对他关怀备至。

对幸之助怀有报恩之心的卡尔・斯库里巴当时将全部精力都倾注在翻译大量的说明材料上，所翻译的调查书，竟多达五千页。他的英语自然是完美的，在联军司令部内部也获得了好评；但是联军司令部的作派是极端高压的，往往一个电话过来就是“在某月某日之前，把某某文件资料送过来”，根本不考虑对方的具体情况。因此，在那段日子里，只要一听到东京来的电话，幸之助和高桥荒太郎就会不寒而栗，面面相觑。

当时的铁路交通比战前差得太多了，要到东京去，就必须到大阪的湊町车站乘坐头班列车到名古屋。在名古屋住上一晚后，于第二天凌晨四点，再乘坐头班列车去东京。当时既没有快车，也没有一等车、二等车的区别。在去的时候，因为有联军司令部寄来的“传唤证明书”，所以还能坐到座位。回程时什么证明也没有，就不能保证有座位了，有时竟要一路站着回来。车厢里多的是扛着黑市物资的复员军人，幸之助和高桥荒太郎常常置身于他们所散发的臭气中，脸色阴沉地眺望着车窗外的夜色。

联军司令部只会按照美国的常识来思考问题，看到递交上来的松下家的财产目录后，就问：“其他财阀的老板都有别墅，为什么松下没有？”

“松下将个人财产全都投入到公司业务中去了，所以公司才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

高桥据实回答后，联军司令部却并不认同。按照他们的常识，没有什么经营危机，有谁会将自己个人的财产投到公司里去呢？仅仅这一点就不难看出，解除指定的道路艰辛异常。幸之助自己曾去过东京五十多次，高桥荒太郎则去了将近一百次。

他们二人常去的联军司令部财阀课是蚕丝会馆内的“四一四号”房间，这个号码是幸之助终生难忘的。

松下电器因战败所遭受的经济创伤是很深重的。首先是军部方面栗，面面相觑。

当时的铁路交通比战前差得太多了，要到东京去，就必须到大阪的湊町车站乘坐头班列车到名古屋。在名古屋住上一晚后，于第二天凌晨四点，再乘坐头班列车去东京。当时既没有快车，也没有一等车、二等车的区别。在去的时候，因为有联军司令部寄来的“传唤证明书”，所以还能坐到座位。回程时什么证明也没有，就不能保证有座位了，有时竟要一路站着回来。车厢里多的是扛着黑市物资的复员军人，幸之助和高桥荒太郎常常置身于他们所散发的臭气中，脸色阴沉地眺望着车窗外的夜色。

联军司令部只会按照美国的常识来思考问题，看到递交上来的松下家的财产目录后，就问：“其他财阀的老板都有别墅，为什么松下没有？”

“松下将个人财产全都投入到公司业务中去了，所以公司才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

高桥据实回答后，联军司令部却并不认同。按照他们的常识，没有什么经营危机，有谁会将自己个人的财产投到公司里去呢？仅仅这一点就不难看出，解除指定的道路艰辛异常。幸之助自己曾去过东京五十多次，高桥荒太郎则去了将近一百次。

他们二人常去的联军司令部财阀课是蚕丝会馆内的“四一四号”房间，这个号码是幸之助终生难忘的。

松下电器因战败所遭受的经济创伤是很深重的。首先是军部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