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由与责任的主题不断呼吁“减少政府干预”。这种极端化的反对在(9)对行政、公共职能制度以及“国家”的普遍批评中尤为明显，迫使多数党和政府制定连贯严密的反对言辞。然而对于作为多数党的社会党而言，进退两难的处境实难避免：公然认可为政府造成沉重负担的自由主义措施需要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这要求社会党公开放弃先前的承诺并向中产阶级寻求支持。

法国政府通过增加民意测验、创建委员会、人为组织辩论这三种具体举措，勾勒出了当时所经历的摇摆不定的时刻，执政者们竭尽全力，希望将自身所奉行的原则、对关键问题的阐释以及对行政体系的诊断展现出来。

提高公众意识敏感度或“测试”公众舆论的活动在行政调查框架内激增，这首先体现出模糊性已占据统治地位。各种民意测验体现出媒体（及供资机构）想要衡量尚处于制定过程中的诸多措施的接受程度。作为自主的评判风向标，“舆论”是寻求对某个关键问题的共同解释时可以依赖的重要资源。在这种情况下，行政包含的模糊性是根据民意调查中的矛盾来衡量的。一方面，民意测验表明，反对党正在努力吸纳支持力量来给予多数党和政府最猛烈的批判。政府因此遭受了异常激进的质疑和诋毁，被描绘为令人窒息且挥霍无度的官僚机器。1983年10月，《快报》发表了一项基于盖洛普民意测验的重大研究结果，揭示出民众“无法容忍”（13%）或“难以承受”（43%）官(10)僚主义的权重。在所有被调查者中，56%的人表示困扰尤其来源于公务员执行法律和条例的方式，54%的人表示官僚主义作风日益严重，大部分人表示“官僚主义官员”过多（62%）、太过干预公民生活（49%）并制约经济活动（50%）。同日，法国《扩展》杂志委托(8)由与责任的主题不断呼吁“减少政府干预”。这种极端化的反对在(9)对行政、公共职能制度以及“国家”的普遍批评中尤为明显，迫使多数党和政府制定连贯严密的反对言辞。然而对于作为多数党的社会党而言，进退两难的处境实难避免：公然认可为政府造成沉重负担的自由主义措施需要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这要求社会党公开放弃先前的承诺并向中产阶级寻求支持。

法国政府通过增加民意测验、创建委员会、人为组织辩论这三种具体举措，勾勒出了当时所经历的摇摆不定的时刻，执政者们竭尽全力，希望将自身所奉行的原则、对关键问题的阐释以及对行政体系的诊断展现出来。

提高公众意识敏感度或“测试”公众舆论的活动在行政调查框架内激增，这首先体现出模糊性已占据统治地位。各种民意测验体现出媒体（及供资机构）想要衡量尚处于制定过程中的诸多措施的接受程度。作为自主的评判风向标，“舆论”是寻求对某个关键问题的共同解释时可以依赖的重要资源。在这种情况下，行政包含的模糊性是根据民意调查中的矛盾来衡量的。一方面，民意测验表明，反对党正在努力吸纳支持力量来给予多数党和政府最猛烈的批判。政府因此遭受了异常激进的质疑和诋毁，被描绘为令人窒息且挥霍无度的官僚机器。1983年10月，《快报》发表了一项基于盖洛普民意测验的重大研究结果，揭示出民众“无法容忍”（13%）或“难以承受”（43%）官(10)僚主义的权重。在所有被调查者中，56%的人表示困扰尤其来源于公务员执行法律和条例的方式，54%的人表示官僚主义作风日益严重，大部分人表示“官僚主义官员”过多（62%）、太过干预公民生活（49%）并制约经济活动（50%）。同日，法国《扩展》杂志委托BVA调查公司开展关于国家危机和国家角色的调查研究，新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被列为调查项目。调查显示，公共部门和国有化部门已逐渐失去民心，相对于支持公共部门的人（25%）来说，56%的人认为最好发展私营部门，同时30%的人支持发展国家干预经济，而40%的(11)人认为最好减少国家对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干预。为了对抗这些民意测验，彼时已出任公共职能与行政改革国务秘书的阿尼塞·勒·波尔于1983年10月委托法国民众意见研究所就法国人对政府的认可程度展开调查。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公务员因工作稳定（76%）且被政府宠爱（63%）而成为“特权阶层”，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人们同时也普遍承认公务员的忠诚与能力。1984年，新任公共职能与行政简化国务秘书让·勒加雷克反其道而行之，他委托法国研究与调查学会开展定性调查来分析公务员的意见。调查结果巩固了这位国务秘书所带领团队试图树立的公务员形象：法国的公务员们往往对自己行使公共权力的事实并不敏感，服务公众才是他们工作中的强大动力。这些民意调查反映出各种质疑声音的本质：行政与国家是否总是合理的？还是从今以后将失去合理性？

创建关于行政与国家的委员会等诸多举措更加体现出政府行动的不确定性。1983年7月，法国政府开始对中央行政机关和国家派出部门的改组进行广泛思考，为此专门设立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委员会(12)（MODAC）并交由国务委员弗朗西斯·德巴克领导。委员会主要负责在各中央行政机关内部进行调查研究，并“在充分考虑到国家和地方政府之间新的职能权限分配以及随之而来的服务和人员转移的情况下，针对如何下放依附于这些中央行政机关的程序与职权以及如何更(13)加合理地组织这些中央行政机关提供解决方案”。中央行政机关组BVA调查公司开展关于国家危机和国家角色的调查研究，新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被列为调查项目。调查显示，公共部门和国有化部门已逐渐失去民心，相对于支持公共部门的人（25%）来说，56%的人认为最好发展私营部门，同时30%的人支持发展国家干预经济，而40%的(11)人认为最好减少国家对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干预。为了对抗这些民意测验，彼时已出任公共职能与行政改革国务秘书的阿尼塞·勒·波尔于1983年10月委托法国民众意见研究所就法国人对政府的认可程度展开调查。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公务员因工作稳定（76%）且被政府宠爱（63%）而成为“特权阶层”，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人们同时也普遍承认公务员的忠诚与能力。1984年，新任公共职能与行政简化国务秘书让·勒加雷克反其道而行之，他委托法国研究与调查学会开展定性调查来分析公务员的意见。调查结果巩固了这位国务秘书所带领团队试图树立的公务员形象：法国的公务员们往往对自己行使公共权力的事实并不敏感，服务公众才是他们工作中的强大动力。这些民意调查反映出各种质疑声音的本质：行政与国家是否总是合理的？还是从今以后将失去合理性？

创建关于行政与国家的委员会等诸多举措更加体现出政府行动的不确定性。1983年7月，法国政府开始对中央行政机关和国家派出部门的改组进行广泛思考，为此专门设立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委员会(12)（MODAC）并交由国务委员弗朗西斯·德巴克领导。委员会主要负责在各中央行政机关内部进行调查研究，并“在充分考虑到国家和地方政府之间新的职能权限分配以及随之而来的服务和人员转移的情况下，针对如何下放依附于这些中央行政机关的程序与职权以及如何更(13)加合理地组织这些中央行政机关提供解决方案”。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委员会所拥有的资源寥寥无几，而建立如此庞大的调查结构需要首先构建新的知识储备库，因此这项政府行动中蕴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14)。爱丽舍宫中的政治场景再次说明了政府对国家问题合理化的追求。1984年12月底，弗朗索瓦·密特朗委托哲学家、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布朗迪·巴雷-克里格尔撰写关于国家现代化的研究报告，要求其网罗有利观点以重振“法治国家”的概念，进而对抗“反对派从新自(15)由主义角度对国家的批评”。求助于高校研究人员旨在缓和甚至消除针对行政的批评，因为“必须拉近国家与民众间的距离，对您在行(16)政机器中可能发现的任何故障或反常进行坦率的批评”。得益于总统的权威与资助，布朗迪在几个主要的法律和政治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七天的研究学习并咨询了许多专家学者（法律、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和政府高级官员。学术知识被充分调动起来，以便为现代化“服务”。在这份于1985年12月提交的报告中，“法治国家”这个响亮的口号有力地反击了针对全权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批评。然而，作者在报告结尾强烈呼吁对有可能制约法国发展的“绊脚石”进行彻底改革，即进行“行政机器”的现代化改革：

“复兴公共服务，促进行政现代化。这就是现在要做的，总统先生，我希望向您阐述采取怎样的行动方式才能够实现这两个目标。正如您所看到的，关于如何更好地发展法治国家和福利国家，我向您建议的措施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能撼动根本。（……）但这些改变必须明确地影响到政府，并直接触及公共服务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毋庸置疑，我们必须面临巨大的转变。我认为必须要够彻底，才可以与昔日令公民窒息、使经济及社会发展阻滞的高压监管划清界限。因此，我们真的需要复兴公共服织委员会所拥有的资源寥寥无几，而建立如此庞大的调查结构需要首先构建新的知识储备库，因此这项政府行动中蕴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14)。爱丽舍宫中的政治场景再次说明了政府对国家问题合理化的追求。1984年12月底，弗朗索瓦·密特朗委托哲学家、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布朗迪·巴雷-克里格尔撰写关于国家现代化的研究报告，要求其网罗有利观点以重振“法治国家”的概念，进而对抗“反对派从新自(15)由主义角度对国家的批评”。求助于高校研究人员旨在缓和甚至消除针对行政的批评，因为“必须拉近国家与民众间的距离，对您在行(16)政机器中可能发现的任何故障或反常进行坦率的批评”。得益于总统的权威与资助，布朗迪在几个主要的法律和政治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七天的研究学习并咨询了许多专家学者（法律、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和政府高级官员。学术知识被充分调动起来，以便为现代化“服务”。在这份于1985年12月提交的报告中，“法治国家”这个响亮的口号有力地反击了针对全权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批评。然而，作者在报告结尾强烈呼吁对有可能制约法国发展的“绊脚石”进行彻底改革，即进行“行政机器”的现代化改革：

“复兴公共服务，促进行政现代化。这就是现在要做的，总统先生，我希望向您阐述采取怎样的行动方式才能够实现这两个目标。正如您所看到的，关于如何更好地发展法治国家和福利国家，我向您建议的措施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能撼动根本。（……）但这些改变必须明确地影响到政府，并直接触及公共服务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毋庸置疑，我们必须面临巨大的转变。我认为必须要够彻底，才可以与昔日令公民窒息、使经济及社会发展阻滞的高压监管划清界限。因此，我们真的需要复兴公共服(17)务。”

报告中所推荐的解决方案主要来自法学和政治学教授，因此仍然具有浓重的法律色彩，并顺带流露出对管理学方法的批评。但行政运作终于被塑造成为了“公共问题”。

1985年11月26日，政府在国民议会发表关于行政现代化的宣言，随后国民议会针对该宣言开展了无表决辩论，此举有效促进了(18)“改革常识”的生成。对于作为组织者的国务秘书让·勒加雷克而言，这场关于行政现代化的政府宣言构成解决行政问题的手段，它促使议员们接受政府的新措辞，并通过重申政府官员的顾虑来消除工会组织的不信任。国民议会辩论的开场白明确强调了局势的紧迫性：“女士们，先生们，反对派每天都在重复其关于公共职能、公务员和国家的言论。其行径极其卑劣，言辞极不公正。在针对国家的批评浪潮中，最大的缺席者是国家本身，它消失了，被吞噬了。因此，在国家代表(19)面前组织这场辩论是十分必要的。”就在立法选举前几个月，面对右翼政党愈发激进的言论，仅依靠社会党支持的法比尤斯政府开始“试验”其团队正在制定的现代化方案。政府希望使辩论更富技术性，同时采用易于接受的政治叙述来描绘自身准备实施的措施，以期更好地揭露和压制反对派言论的党派性质。相反，反对派议员通过谴责应用于公共职能体系的紧缩措施和“国家干预过多”现象，试图将“被技术化”的辩论拉向政治化。在辩论期间，技术化的尝试和政治化的反击反映出双方都企图操纵公共议程的焦灼局面。在工会组织的助推之下，公务员对政府的不满（公务员反对政府推行的工资政策，双方在1984年未能达成协议）被媒体大肆报道，在选举方面对政府构成严重的政治威胁，1985年11月，政府寻求做出妥协以平息这个棘手(17)务。”

报告中所推荐的解决方案主要来自法学和政治学教授，因此仍然具有浓重的法律色彩，并顺带流露出对管理学方法的批评。但行政运作终于被塑造成为了“公共问题”。

1985年11月26日，政府在国民议会发表关于行政现代化的宣言，随后国民议会针对该宣言开展了无表决辩论，此举有效促进了(18)“改革常识”的生成。对于作为组织者的国务秘书让·勒加雷克而言，这场关于行政现代化的政府宣言构成解决行政问题的手段，它促使议员们接受政府的新措辞，并通过重申政府官员的顾虑来消除工会组织的不信任。国民议会辩论的开场白明确强调了局势的紧迫性：“女士们，先生们，反对派每天都在重复其关于公共职能、公务员和国家的言论。其行径极其卑劣，言辞极不公正。在针对国家的批评浪潮中，最大的缺席者是国家本身，它消失了，被吞噬了。因此，在国家代表(19)面前组织这场辩论是十分必要的。”就在立法选举前几个月，面对右翼政党愈发激进的言论，仅依靠社会党支持的法比尤斯政府开始“试验”其团队正在制定的现代化方案。政府希望使辩论更富技术性，同时采用易于接受的政治叙述来描绘自身准备实施的措施，以期更好地揭露和压制反对派言论的党派性质。相反，反对派议员通过谴责应用于公共职能体系的紧缩措施和“国家干预过多”现象，试图将“被技术化”的辩论拉向政治化。在辩论期间，技术化的尝试和政治化的反击反映出双方都企图操纵公共议程的焦灼局面。在工会组织的助推之下，公务员对政府的不满（公务员反对政府推行的工资政策，双方在1984年未能达成协议）被媒体大肆报道，在选举方面对政府构成严重的政治威胁，1985年11月，政府寻求做出妥协以平息这个棘手问题。

我们所审查的以上三种表现（民意测验、行政机器专门知识、议会辩论），足以证明政府对构建新的行动剧目的关切，这个新的行动剧目需要能够促进各方达成协议，以便对局势作出共同解释。三种表现反映出三个相互矛盾的政策互相冲突所造成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正如尼尔斯·布伦森和约翰·P.奥尔森所启示的那样，改革行动产生了(20)需求、留下了尚未解决的问题、提高了先导者的期望。1980年代上半叶影响法国行政的即时改革，在下半叶开辟出了行政运作如何实现问题化及如何适应新环境的空间。正是在这个空间构成的熔炉中，一个关于行政的专业领域形成了，它虽处于国家之外却与国家相互作用，接受着管理知识的给养。

(1)　让-古斯塔夫·帕迪奥洛，《公共行动的社会科学实践》，载《行动者与理性》，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47页。模糊性的概念既不同于在对某项行动进行风险评估时所使用的“难以预料性”概念，又区别于在对某个问题进行定义时所使用的“不确定性”概念。(2)　同上。(3)　公用事业协会，《明天公用事业会如何？》研讨会，1985年10月18—19日，准备资料，第27页。(4)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种“模棱性”，参见雅克·龙丹，《名人的加冕》，巴黎，法雅出版社，1985年。(5)　阿尼塞·勒·波尔，《有效国家》，巴黎，罗贝尔·拉丰出版社，1985年。(6)　阿尼塞·勒·波尔，《矛盾》，巴黎，社会出版社，1984年，第49—50页。(7)　雅克·梅尼耶、席琳·维纳，《走向另一种行政？》，载《法国公共行政杂志》第26期特刊“行政与社会”，第15、17页。问题。

我们所审查的以上三种表现（民意测验、行政机器专门知识、议会辩论），足以证明政府对构建新的行动剧目的关切，这个新的行动剧目需要能够促进各方达成协议，以便对局势作出共同解释。三种表现反映出三个相互矛盾的政策互相冲突所造成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正如尼尔斯·布伦森和约翰·P.奥尔森所启示的那样，改革行动产生了(20)需求、留下了尚未解决的问题、提高了先导者的期望。1980年代上半叶影响法国行政的即时改革，在下半叶开辟出了行政运作如何实现问题化及如何适应新环境的空间。正是在这个空间构成的熔炉中，一个关于行政的专业领域形成了，它虽处于国家之外却与国家相互作用，接受着管理知识的给养。

(1)　让-古斯塔夫·帕迪奥洛，《公共行动的社会科学实践》，载《行动者与理性》，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47页。模糊性的概念既不同于在对某项行动进行风险评估时所使用的“难以预料性”概念，又区别于在对某个问题进行定义时所使用的“不确定性”概念。(2)　同上。(3)　公用事业协会，《明天公用事业会如何？》研讨会，1985年10月18—19日，准备资料，第27页。(4)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种“模棱性”，参见雅克·龙丹，《名人的加冕》，巴黎，法雅出版社，1985年。(5)　阿尼塞·勒·波尔，《有效国家》，巴黎，罗贝尔·拉丰出版社，1985年。(6)　阿尼塞·勒·波尔，《矛盾》，巴黎，社会出版社，1984年，第49—50页。(7)　雅克·梅尼耶、席琳·维纳，《走向另一种行政？》，载《法国公共行政杂志》第26期特刊“行政与社会”，第15、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