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清点所有可行的目标，再从中选出将要实现的目标，进而选择实现目标的可行途径；项目是行政手段，旨在对所选途径进行最优构型；预算则是财政执行手段，即做出详细的预算方案并对方案的执行进行(13)监督。”

因此，预测局是在以往根据法国经济师经济核算传统发起的工作(14)活动基础上以及在初见成效的微观经济学研究基础上发起了优化公共支出行动，当然还参考了考察团对美国计划项目预算系统的观察意见。考察团从在美国的所见所闻中汲取灵感，结合法国实际情况并根据既定目标给出了技术调整方案。

“考察结束后，我们根据美国人的研究情况做了份报告，但是我们的定位与他们完全不同。我们希望找到一种尽可能中立的方法，它应该既不表现为中央集权的增加，也不表现为地方分权的增加，因为总的框架已经定好了，国家结构仍要按原样运作，我们并不负责考虑推动公共机构演变。”（居伊·维达尔访谈）

痴迷于优化公共支出想法是财政部的行政行动者们在探索之路上的最显著特点，他们试图寻求各种分析工具以遏制令人担心的事态发展。优化公共支出计划并非孤立无援。1966年3月，负责对政府部门投票通过的公共服务进行复核的部际委员会成立了。正如优化公共支出建议将预算支出结构作为反思对象，对表决通过的公共服务进行复核（即避免在新预算通过之前旧的支出预算继续有效）也体现了对公共支出以及国家机器运作合理性的质疑。

这些创举都是运用新型反思性知识（此处指微观经济学知识）的典型示例，旨在控制政府工作活动的粗放式发展，并对计划方案及计划目标做出明确批判。制订“宏大”目标的计划从此应该参考预测局首先清点所有可行的目标，再从中选出将要实现的目标，进而选择实现目标的可行途径；项目是行政手段，旨在对所选途径进行最优构型；预算则是财政执行手段，即做出详细的预算方案并对方案的执行进行(13)监督。”

因此，预测局是在以往根据法国经济师经济核算传统发起的工作(14)活动基础上以及在初见成效的微观经济学研究基础上发起了优化公共支出行动，当然还参考了考察团对美国计划项目预算系统的观察意见。考察团从在美国的所见所闻中汲取灵感，结合法国实际情况并根据既定目标给出了技术调整方案。

“考察结束后，我们根据美国人的研究情况做了份报告，但是我们的定位与他们完全不同。我们希望找到一种尽可能中立的方法，它应该既不表现为中央集权的增加，也不表现为地方分权的增加，因为总的框架已经定好了，国家结构仍要按原样运作，我们并不负责考虑推动公共机构演变。”（居伊·维达尔访谈）

痴迷于优化公共支出想法是财政部的行政行动者们在探索之路上的最显著特点，他们试图寻求各种分析工具以遏制令人担心的事态发展。优化公共支出计划并非孤立无援。1966年3月，负责对政府部门投票通过的公共服务进行复核的部际委员会成立了。正如优化公共支出建议将预算支出结构作为反思对象，对表决通过的公共服务进行复核（即避免在新预算通过之前旧的支出预算继续有效）也体现了对公共支出以及国家机器运作合理性的质疑。

这些创举都是运用新型反思性知识（此处指微观经济学知识）的典型示例，旨在控制政府工作活动的粗放式发展，并对计划方案及计划目标做出明确批判。制订“宏大”目标的计划从此应该参考预测局的专业知识要求，即考虑为实现这些目标所使用的方法是否恰当并且“最优”。通过将经济调查重心放到公共行政上，预测局划定了自身的自主权范围，并凸显了自身的新能力：除却原本关于重要社会经济领域的宏观经济预测-规划工作外，预测局还发展了有助于优化公共支出、评估重大公共投资、理性化公共服务的微观经济新知识。

第二节　测量公共职能的增长以控制国家

对各领域公共投资理性化的重视并非1960年代“国家的自我关注”的唯一表现形式。预算局和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分别收集数据对公共职能演变进行日常追踪，工资和编制人数成为1960年代最新调查工作的两个重点对象。在建设政府理性的事业中，行政职能的统计成为重要课题。要建立能够控制行政过程的反思性行政科学，就需要了解公职人员的数量（编制人数），并准确衡量其在行政运作开支中所占的分量（工资）。行政调查的发展体现出政府工作中自省的重要性，而“行政的政府”也在此过程中成为了政府工作的目标。自(15)1965年起，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局长马索·隆决定从传统知识中另辟蹊径，探索公共职能经济领域。虽然最初这似乎只是马索·隆的个人意愿，却也反映出许多政府官员对揭示公共职能“真实”运作情况的关切。若想治理国家，首先需要治理行政部门，前提是能够发现行政运作的“真相”。两项关键举措由此发展起来。(16)落实的首项举措涉及公共职能部门中的工资计算。1960年代初的小小举动，虽未产生巨大的公共影响，却也为探究合理知识以便更好地描述行政运作奠定了基础。1962年冬的矿工罢工事件发生后的专业知识要求，即考虑为实现这些目标所使用的方法是否恰当并且“最优”。通过将经济调查重心放到公共行政上，预测局划定了自身的自主权范围，并凸显了自身的新能力：除却原本关于重要社会经济领域的宏观经济预测-规划工作外，预测局还发展了有助于优化公共支出、评估重大公共投资、理性化公共服务的微观经济新知识。

第二节　测量公共职能的增长以控制国家

对各领域公共投资理性化的重视并非1960年代“国家的自我关注”的唯一表现形式。预算局和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分别收集数据对公共职能演变进行日常追踪，工资和编制人数成为1960年代最新调查工作的两个重点对象。在建设政府理性的事业中，行政职能的统计成为重要课题。要建立能够控制行政过程的反思性行政科学，就需要了解公职人员的数量（编制人数），并准确衡量其在行政运作开支中所占的分量（工资）。行政调查的发展体现出政府工作中自省的重要性，而“行政的政府”也在此过程中成为了政府工作的目标。自(15)1965年起，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局长马索·隆决定从传统知识中另辟蹊径，探索公共职能经济领域。虽然最初这似乎只是马索·隆的个人意愿，却也反映出许多政府官员对揭示公共职能“真实”运作情况的关切。若想治理国家，首先需要治理行政部门，前提是能够发现行政运作的“真相”。两项关键举措由此发展起来。(16)落实的首项举措涉及公共职能部门中的工资计算。1960年代初的小小举动，虽未产生巨大的公共影响，却也为探究合理知识以便更好地描述行政运作奠定了基础。1962年冬的矿工罢工事件发生后的翌年，一个由最高行政法院财政庭庭长杜德、法国信托局局长布洛歇-莱内、审计法院审计法官（coseiller-maître）马塞林组成的委员(17)会就公共企业工资支出计量展开了“创新的”技术推理。这项被称为“工资总额推理（RMS，raisoemet e masse salariale）”的新机制逐步取代了195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揭示政府部门与工会组织间(18)权力关系的旧机制。在1963年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杜德委员会的研究改变了公共职能部门工资总额的计算方法。为实现优化和发展国有化企业中工资议价与调解程序的公共目标，委员会打造了计算“整体工资总额”的技术方法，为一般加薪措施增加了两个新元素。一方(19)面，这个方法融合了适应公司内部行业和组织特征的各种措施，这些措施通过工资梯级化从其他方面来补充薪酬，且增加了公共职能部门的工资成本。另一方面，这个方法将变动-工龄-技术性指数（GVT）纳入考量范畴，包括编制人员的人事变动、按照工龄来增加薪酬（当编制人员年龄增长时，工资总额也相应增长）、在招聘中提高专业资质要求（招聘资历和水平更高的人员时，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资，工资总额也相应增加）。若要计算国有化企业乃至国家公共职能部门的“实际”工资成本，就必须在基本工资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到分类措施的影响以及新职位增加、工龄增长、人员编制结构变化等变量因素。新方法很快就被预算局及其下属的文职与军职人员管理分局（sous-directio PCM，PCM即persoels civils et militaires）非正式地应用起来，这显示出行政运作“客观具体化”的表现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更表露出相关部门希望增加国家行政构成机制的可读性，以便更好地控制内生性与外生性经济影响。通过要求明确国有化部门、随后(20)是公共职能部门工资增长的真实情况，杜德委员会以非常具体的方式体现着“国家的自我关注”，即通过了解政府的“现实”以实现更的翌年，一个由最高行政法院财政庭庭长杜德、法国信托局局长布洛歇-莱内、审计法院审计法官（coseiller-maître）马塞林组成的委员(17)会就公共企业工资支出计量展开了“创新的”技术推理。这项被称为“工资总额推理（RMS，raisoemet e masse salariale）”的新机制逐步取代了195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揭示政府部门与工会组织间(18)权力关系的旧机制。在1963年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杜德委员会的研究改变了公共职能部门工资总额的计算方法。为实现优化和发展国有化企业中工资议价与调解程序的公共目标，委员会打造了计算“整体工资总额”的技术方法，为一般加薪措施增加了两个新元素。一方(19)面，这个方法融合了适应公司内部行业和组织特征的各种措施，这些措施通过工资梯级化从其他方面来补充薪酬，且增加了公共职能部门的工资成本。另一方面，这个方法将变动-工龄-技术性指数（GVT）纳入考量范畴，包括编制人员的人事变动、按照工龄来增加薪酬（当编制人员年龄增长时，工资总额也相应增长）、在招聘中提高专业资质要求（招聘资历和水平更高的人员时，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资，工资总额也相应增加）。若要计算国有化企业乃至国家公共职能部门的“实际”工资成本，就必须在基本工资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到分类措施的影响以及新职位增加、工龄增长、人员编制结构变化等变量因素。新方法很快就被预算局及其下属的文职与军职人员管理分局（sous-directio PCM，PCM即persoels civils et militaires）非正式地应用起来，这显示出行政运作“客观具体化”的表现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更表露出相关部门希望增加国家行政构成机制的可读性，以便更好地控制内生性与外生性经济影响。通过要求明确国有化部门、随后(20)是公共职能部门工资增长的真实情况，杜德委员会以非常具体的方式体现着“国家的自我关注”，即通过了解政府的“现实”以实现更好地管理。

同时，对公共职能部门编制人数预测的相关思考更加证明，对公共职能部门内部进行协调构型已成为当代政府管理的必经之路。若想更好地确定公职人员的数量、工资成本和其他变量，就需要更加专业(21)的相关知识。通过预测局局长让·圣-格乌尔的参会记录以及行政与(22)公共职能管理总局局长马索·隆的文章便能够略见一斑。1960年代中期，正值第五个计划的准备阶段，对公共职能部门编制人数的横向调查成为了工作重点。当时的主导观念认为行政人员数目演变机制尚不明确，应该落实研究方案对其进行准确计量，以最终实现演变机制的理性化。对公共职能部门展开调查在方法上说不无困难，因为在那(23)之前从未对与公共职能部门相关的数据进行过系统性整合。自1962年起，在让·福拉斯蒂埃的带领下，劳动力管理委员会（Commissio de la mai-d'œuvre）将公职人员的数量问题纳入重要议题，即把法国经济计划目标与对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对培训的需求（以培训水平和专业特长为依据）联系起来。考虑到政府部门就像雇主一样需要了解自身在编人员数量及用人需求，且政府在劳动力市场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对公职人员的相关数据进行整理势在必行。尤其在1958年至1962年期间，面对招聘困难的局面，公共职能部意识到极有必要进行关于用人需求的前瞻性研究并开发编制人员测算工具，以根据国家工作任务的变化情况提前做好招聘工作。然而彼时的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本身并不具备任何可以进行这项研究的手段或专业知识。1965年，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向国家统计局求助，因为后者会定期对国家公职人员进行普查，最近一次普查时间是1962年。为了完善数据，1965年，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又好地管理。

同时，对公共职能部门编制人数预测的相关思考更加证明，对公共职能部门内部进行协调构型已成为当代政府管理的必经之路。若想更好地确定公职人员的数量、工资成本和其他变量，就需要更加专业(21)的相关知识。通过预测局局长让·圣-格乌尔的参会记录以及行政与(22)公共职能管理总局局长马索·隆的文章便能够略见一斑。1960年代中期，正值第五个计划的准备阶段，对公共职能部门编制人数的横向调查成为了工作重点。当时的主导观念认为行政人员数目演变机制尚不明确，应该落实研究方案对其进行准确计量，以最终实现演变机制的理性化。对公共职能部门展开调查在方法上说不无困难，因为在那(23)之前从未对与公共职能部门相关的数据进行过系统性整合。自1962年起，在让·福拉斯蒂埃的带领下，劳动力管理委员会（Commissio de la mai-d'œuvre）将公职人员的数量问题纳入重要议题，即把法国经济计划目标与对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对培训的需求（以培训水平和专业特长为依据）联系起来。考虑到政府部门就像雇主一样需要了解自身在编人员数量及用人需求，且政府在劳动力市场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对公职人员的相关数据进行整理势在必行。尤其在1958年至1962年期间，面对招聘困难的局面，公共职能部意识到极有必要进行关于用人需求的前瞻性研究并开发编制人员测算工具，以根据国家工作任务的变化情况提前做好招聘工作。然而彼时的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本身并不具备任何可以进行这项研究的手段或专业知识。1965年，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向国家统计局求助，因为后者会定期对国家公职人员进行普查，最近一次普查时间是1962年。为了完善数据，1965年，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又向预测局求助，以建立一套能够将规划工作与公共职能部门及公职人员联系起来的方法论，并对各个行业领域部门的调查结果进行综合与分析。当前在编人数（1965年）、1970年编制人数预测、1965年至1970年的招聘人数需求（考虑正常退休和提前退休情况）这三类数(24)据成为研究对象。预测局的文件很好地总结了计划的脆弱性以及获取公职人员数量及其演变相关可靠数据的困难性。预测局认为所有数据的准确性不同（因为预算职位和实际职位之间可能存在差距）且并不一致（因为各部门的数据汇总并不是同一时间完成的），而对1970年的预测往往会受到行业领域行政部门的“误导”（这些部门以标准化视角而非“客观”视角衡量人员变动情况从而导致数字膨胀）。预测局就此给出些许可行的改进建议，但也承认自身参与的局限性。这些创举可能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预测结果，却仍具有重要意义：由预测局打造适用于各部的共同知识，供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使用，(25)这正是马索·隆所主张的。

在编制人数与工资权重双重视角下对“行政人口”的关注，使人不禁联想起将17世纪国家新机构的兴起以及“政府理性”概念的出(26)现视为治国艺术的那群人。这两大创举见证着关键问题的转移：政府管理能力从此需要一种特定的手段，即行政管理本身的调节，其重点在于开发一整套能够使国家力量更好地适应需求与制约因素的技术并加以运用。问题是要了解行政部门的编制人数和人力成本，掌握人员变动情况，衡量人员变动所产生的影响，最终使其工作活动理性化。国家机器的所有行为从此都应被公开被量化，以使其具有可预见性。政府管理离不开对公共职能部门的“算计”，不仅要对全部公职人员进行总体上的把握，还要切实了解每位公职人员的具体情况。行政手向预测局求助，以建立一套能够将规划工作与公共职能部门及公职人员联系起来的方法论，并对各个行业领域部门的调查结果进行综合与分析。当前在编人数（1965年）、1970年编制人数预测、1965年至1970年的招聘人数需求（考虑正常退休和提前退休情况）这三类数(24)据成为研究对象。预测局的文件很好地总结了计划的脆弱性以及获取公职人员数量及其演变相关可靠数据的困难性。预测局认为所有数据的准确性不同（因为预算职位和实际职位之间可能存在差距）且并不一致（因为各部门的数据汇总并不是同一时间完成的），而对1970年的预测往往会受到行业领域行政部门的“误导”（这些部门以标准化视角而非“客观”视角衡量人员变动情况从而导致数字膨胀）。预测局就此给出些许可行的改进建议，但也承认自身参与的局限性。这些创举可能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预测结果，却仍具有重要意义：由预测局打造适用于各部的共同知识，供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使用，(25)这正是马索·隆所主张的。

在编制人数与工资权重双重视角下对“行政人口”的关注，使人不禁联想起将17世纪国家新机构的兴起以及“政府理性”概念的出(26)现视为治国艺术的那群人。这两大创举见证着关键问题的转移：政府管理能力从此需要一种特定的手段，即行政管理本身的调节，其重点在于开发一整套能够使国家力量更好地适应需求与制约因素的技术并加以运用。问题是要了解行政部门的编制人数和人力成本，掌握人员变动情况，衡量人员变动所产生的影响，最终使其工作活动理性化。国家机器的所有行为从此都应被公开被量化，以使其具有可预见性。政府管理离不开对公共职能部门的“算计”，不仅要对全部公职人员进行总体上的把握，还要切实了解每位公职人员的具体情况。行政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