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　企业规模与实际税率

在这一节基准回归部分我们将企业规模对实际税率进行回归，并考察这一关系是否在国税、地税上存在明显差异。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我们还将主要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替换成更为客观的指标重新进行回归，以减少测量误差以及内生性带来的问题。在这一节的最后，我们还通过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这一自然实验识别观察企业规模对实际税率在国税、地税影响上的显著差异究竟是因为税种本身不同还是因为执法机构不同。

6.4.1　基准回归

我们首先考察企业规模与实际税率的关系，表6-2报告了回归结果，其中Pael A前四列的因变量是企业在2004年缴纳的总税负对应的实际税率。第（1）列是不加任何控制变量的结果，显示企业规模与其实际税率正相关，企业规模扩大1%，其实际税率增加0.6个百分点。依照以往文献，在（2）~（3）列中，我们逐步控制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固定资产增长率、是否为出口企业以及企业的所有制类型。无论是否加入这些控制变量，企业规模的系数始终是显著为正，这意味着从总的税收负担上来看，大型企业面临更高的实际税率，这似乎6.4　企业规模与实际税率

在这一节基准回归部分我们将企业规模对实际税率进行回归，并考察这一关系是否在国税、地税上存在明显差异。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我们还将主要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替换成更为客观的指标重新进行回归，以减少测量误差以及内生性带来的问题。在这一节的最后，我们还通过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这一自然实验识别观察企业规模对实际税率在国税、地税影响上的显著差异究竟是因为税种本身不同还是因为执法机构不同。

6.4.1　基准回归

我们首先考察企业规模与实际税率的关系，表6-2报告了回归结果，其中Pael A前四列的因变量是企业在2004年缴纳的总税负对应的实际税率。第（1）列是不加任何控制变量的结果，显示企业规模与其实际税率正相关，企业规模扩大1%，其实际税率增加0.6个百分点。依照以往文献，在（2）~（3）列中，我们逐步控制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固定资产增长率、是否为出口企业以及企业的所有制类型。无论是否加入这些控制变量，企业规模的系数始终是显著为正，这意味着从总的税收负担上来看，大型企业面临更高的实际税率，这似乎是与政治成本理论相契合。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都出台了各式各样的税收激励政策。此外，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或者成立于不同年份的企业享受不同的优惠，相应企业的实际税率也必定不同。为了排除这类因素的影响，我们在第（4）列进一步控制了地区固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和成立年份固定效应，发现企业规模对实际税率的影响变得不显著，这与以往文献中明确的或正或负的影响不同，说明企业规模对实际税率的影响可能是由地区、行业或者成立年份的差异引起的。

表6-2　企业规模与实际税率

续表是与政治成本理论相契合。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都出台了各式各样的税收激励政策。此外，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或者成立于不同年份的企业享受不同的优惠，相应企业的实际税率也必定不同。为了排除这类因素的影响，我们在第（4）列进一步控制了地区固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和成立年份固定效应，发现企业规模对实际税率的影响变得不显著，这与以往文献中明确的或正或负的影响不同，说明企业规模对实际税率的影响可能是由地区、行业或者成立年份的差异引起的。

表6-2　企业规模与实际税率

续表注：（1）~（4）列因变量为企业面临的总税负的实际税率，（5）~（6）列分别是国税和地税的实际税率。Y表示该变量被控制。括号内是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只简单考察总税负对应的实际税率，可能会掩盖在不同税种下的异质性反应。因此在表6-2最后两列我们区分国税、地税的实际税率分别进行回归，控制变量仍与之前的回归一致。结果与预期一致，国税对企业规模的反应显著为正，但在地税层面，规模大的企业能享受到更优惠的税率。平均而言，企业规模提高1%，地税税率将降低2.09个百分点，相当于均值（16.99%）的12.3%，这在统计意义和经济意义上都十分显著；但国税实际税率反而提高约0.4个百分点，相当于均值（27%）的1.5%，在经济意义上并不十分显著。对应于文献关于政治成本与政治力量的讨论，可以粗略地说大型企业在地税上以政治力量作用为主导，但在国税层面却不得不负担更高的税率，但是就总的税收而言，大型企业的实际税率与小企业没有明显差异。

考察回归中的其他解释变量，可以发现企业盈利能力（ROA）对实际税率（包括国税和地税）都有负向影响，这一点与注：（1）~（4）列因变量为企业面临的总税负的实际税率，（5）~（6）列分别是国税和地税的实际税率。Y表示该变量被控制。括号内是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只简单考察总税负对应的实际税率，可能会掩盖在不同税种下的异质性反应。因此在表6-2最后两列我们区分国税、地税的实际税率分别进行回归，控制变量仍与之前的回归一致。结果与预期一致，国税对企业规模的反应显著为正，但在地税层面，规模大的企业能享受到更优惠的税率。平均而言，企业规模提高1%，地税税率将降低2.09个百分点，相当于均值（16.99%）的12.3%，这在统计意义和经济意义上都十分显著；但国税实际税率反而提高约0.4个百分点，相当于均值（27%）的1.5%，在经济意义上并不十分显著。对应于文献关于政治成本与政治力量的讨论，可以粗略地说大型企业在地税上以政治力量作用为主导，但在国税层面却不得不负担更高的税率，但是就总的税收而言，大型企业的实际税率与小企业没有明显差异。

考察回归中的其他解释变量，可以发现企业盈利能力（ROA）对实际税率（包括国税和地税）都有负向影响，这一点与Wilkie（1988）以及Adhikari等（2006）的发现一致，也与Derashid和Zhag（2003）对马来西亚的研究发现部分一致。后者将结果中盈利性强的企业反而面临更低税率这一现象与马来西亚的产业政策联系起来，认为这是政府以税收优惠形式向高效企业提供补贴的表现，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十分常见。增长率（GROWTH）对整体实际税率以及国税税率并无显著影响，但与地税税率显著负相关。Kim和Limpaphayom（1998）将观察到的增长率与实际税率间的负相关性解释为政府会基于观察到的企业成长情况预测未来增长潜力，并决定是否予以扶持。如果这一假说成立，那么结合我们之前的分析，这种政府有意为之的倾斜性优惠政策会更多反映在地税上，这就可以部分解释为何只在地税层面观察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此外，是否为出口企业（EXPORT）这一虚拟变量始终为负，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出口企业享受的国家税收优惠政策有关。在地税层面，出口企业的税收政策优势变得不显著，因为出口企业的税收优惠主要来源于国税税种（尤其是增值税），反映了国家宏观层面鼓励出口的政策效应。

6.4.2　稳健性检验

1.测量误差

本章主要使用税负与息税前利润来衡量实际税率。如果企业通过低报利润来逃税，本章使用的ETR指标就存在测量偏误。由于不知道缴税和利润哪个被低报的幅度更大，因而无法判断偏误的方向。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法是使用客观指标做稳健性检验，本章使用税负与固定资产的比值作为替代指标进行分析，结果报告在Pael B。我们重点Wilkie（1988）以及Adhikari等（2006）的发现一致，也与Derashid和Zhag（2003）对马来西亚的研究发现部分一致。后者将结果中盈利性强的企业反而面临更低税率这一现象与马来西亚的产业政策联系起来，认为这是政府以税收优惠形式向高效企业提供补贴的表现，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十分常见。增长率（GROWTH）对整体实际税率以及国税税率并无显著影响，但与地税税率显著负相关。Kim和Limpaphayom（1998）将观察到的增长率与实际税率间的负相关性解释为政府会基于观察到的企业成长情况预测未来增长潜力，并决定是否予以扶持。如果这一假说成立，那么结合我们之前的分析，这种政府有意为之的倾斜性优惠政策会更多反映在地税上，这就可以部分解释为何只在地税层面观察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此外，是否为出口企业（EXPORT）这一虚拟变量始终为负，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出口企业享受的国家税收优惠政策有关。在地税层面，出口企业的税收政策优势变得不显著，因为出口企业的税收优惠主要来源于国税税种（尤其是增值税），反映了国家宏观层面鼓励出口的政策效应。

6.4.2　稳健性检验

1.测量误差

本章主要使用税负与息税前利润来衡量实际税率。如果企业通过低报利润来逃税，本章使用的ETR指标就存在测量偏误。由于不知道缴税和利润哪个被低报的幅度更大，因而无法判断偏误的方向。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法是使用客观指标做稳健性检验，本章使用税负与固定资产的比值作为替代指标进行分析，结果报告在Pael B。我们重点关注最后两列，企业规模对国税实际税率和地税实际税率的影响仍然是一正一负，与Pael A完全一致。对于核心解释变量SIZE，囿于数据限制我们使用固定资产而非总资产的对数衡量，这也可能造成估计的偏误，比如不同行业或者采用不同生产技术的企业可能有着巨大的资产结构差异，以至于固定资产的多寡反映的不仅是规模的大小，还有行业特征或者企业技术特质的差别。为消除这方面的疑虑，我们在Pael C使用2003年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对数衡量企业规模。结果仍然与Pael A保持一致，即企业规模对总实际税率可能没有显著影响，但是仍然与国税实际税率正相关，并与地税实际税率负相关。

2.是税种差异还是执法机构差异检验

从回归中我们得到的一个初步结论是由地税局征收的税种中，大型企业将面临更低的税率；而在国税局负责征收的税种中，则存在相反的关系。但企业规模对税率的不同影响可能是由于税种本身特性导致的，而不是因为征税主体不同而导致的。为了进一步探究企业规模对实际税率影响的渠道，我们必须首先区分上述差异产生的根源。为此，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检验，并在表6-3中报告了结果。

首先，我们将国税局负责征收的两种重要税收（增值税和消费税）单独进行回归，控制变量仍同之前回归（第（1）~（2）列）。企业规模对增值税的实际税率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我国的增值税是进销项抵扣，税务部门是利用增值税发票来管理增值税的征收，因此税收征管简单直接，没有太多可以调整的空间。企业规模对消费税实际税率的正向影响显著存在，企业规模每增加1%，增值税税率将上升0.06个百分点。考虑到样本企业消费税的平均实际税率关注最后两列，企业规模对国税实际税率和地税实际税率的影响仍然是一正一负，与Pael A完全一致。对于核心解释变量SIZE，囿于数据限制我们使用固定资产而非总资产的对数衡量，这也可能造成估计的偏误，比如不同行业或者采用不同生产技术的企业可能有着巨大的资产结构差异，以至于固定资产的多寡反映的不仅是规模的大小，还有行业特征或者企业技术特质的差别。为消除这方面的疑虑，我们在Pael C使用2003年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对数衡量企业规模。结果仍然与Pael A保持一致，即企业规模对总实际税率可能没有显著影响，但是仍然与国税实际税率正相关，并与地税实际税率负相关。

2.是税种差异还是执法机构差异检验

从回归中我们得到的一个初步结论是由地税局征收的税种中，大型企业将面临更低的税率；而在国税局负责征收的税种中，则存在相反的关系。但企业规模对税率的不同影响可能是由于税种本身特性导致的，而不是因为征税主体不同而导致的。为了进一步探究企业规模对实际税率影响的渠道，我们必须首先区分上述差异产生的根源。为此，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检验，并在表6-3中报告了结果。

首先，我们将国税局负责征收的两种重要税收（增值税和消费税）单独进行回归，控制变量仍同之前回归（第（1）~（2）列）。企业规模对增值税的实际税率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我国的增值税是进销项抵扣，税务部门是利用增值税发票来管理增值税的征收，因此税收征管简单直接，没有太多可以调整的空间。企业规模对消费税实际税率的正向影响显著存在，企业规模每增加1%，增值税税率将上升0.06个百分点。考虑到样本企业消费税的平均实际税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