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现噪声

哪里有判断，哪里就有噪声

“同罪不同罚”令人难以接受。同样的罪行，有人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有人却被判处缓刑。在许多地方，类似的事情正在发生。可以肯定的是，刑事司法制度中弥漫着偏差，但本书第1章关注的重点是噪声。一位著名的法官注意到了噪声的存在，他发现这种噪声是不道德的，并由此发起了一场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世界（但还不够彻底）的运动。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故事发生在美国，但我们相信，类似的故事在其他国家也存在，甚至情况更为严重，并且它将来依然会出现。我们使用刑事判决的例子，也是想说明噪声会导致极大的不公平。

刑事判决过程充满了戏剧性，但我们也关注私人机构，因为私人机构也可能因噪声的存在而背负很大的隐形风险。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在第2章介绍了一家大型保险公司。在该公司，核保员的任务是为客户确定保费，而理赔员必须判定理赔的额度。你可能会猜想，这些任务简单而又机械，不同的专业人员会得出大致相同的数额。为了对这一猜想进行验证，我们精心设计了一个关于噪声审查的实验，实验结果不仅令我们惊讶，也让该公司的领导层惊讶和沮丧。据我们了解，数量众多的噪声使该公司损失了大量资金。我们使用这一案例是为了说明，噪声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这两个例子所涉及的研究都是大样本研究，也就是说，在此过程·　发现噪声

哪里有判断，哪里就有噪声

“同罪不同罚”令人难以接受。同样的罪行，有人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有人却被判处缓刑。在许多地方，类似的事情正在发生。可以肯定的是，刑事司法制度中弥漫着偏差，但本书第1章关注的重点是噪声。一位著名的法官注意到了噪声的存在，他发现这种噪声是不道德的，并由此发起了一场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世界（但还不够彻底）的运动。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故事发生在美国，但我们相信，类似的故事在其他国家也存在，甚至情况更为严重，并且它将来依然会出现。我们使用刑事判决的例子，也是想说明噪声会导致极大的不公平。

刑事判决过程充满了戏剧性，但我们也关注私人机构，因为私人机构也可能因噪声的存在而背负很大的隐形风险。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在第2章介绍了一家大型保险公司。在该公司，核保员的任务是为客户确定保费，而理赔员必须判定理赔的额度。你可能会猜想，这些任务简单而又机械，不同的专业人员会得出大致相同的数额。为了对这一猜想进行验证，我们精心设计了一个关于噪声审查的实验，实验结果不仅令我们惊讶，也让该公司的领导层惊讶和沮丧。据我们了解，数量众多的噪声使该公司损失了大量资金。我们使用这一案例是为了说明，噪声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这两个例子所涉及的研究都是大样本研究，也就是说，在此过程中，有很多人做出了大量判断。但是，许多重要的判断是单一的而非重复的，比方说：如何处理一个看上去独一无二的商机；是否发布一款全新产品；如何应对一场流行病；是否雇用一个不太符合标准的人……这类独特情境中的决策是否存在噪声？我们很容易认为，此类特殊情境中不存在噪声。毕竟，噪声是不必要的变异，单一决策怎么会有变异呢？在第3章中，我们会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做出的判断，即使在看似独一无二的情境中，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也存在着大量噪声。

这三章的主题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就是：哪里有判断，哪里就有噪声，而且它比你想象的还要多。一起来看看噪声有多少吧。中，有很多人做出了大量判断。但是，许多重要的判断是单一的而非重复的，比方说：如何处理一个看上去独一无二的商机；是否发布一款全新产品；如何应对一场流行病；是否雇用一个不太符合标准的人……这类独特情境中的决策是否存在噪声？我们很容易认为，此类特殊情境中不存在噪声。毕竟，噪声是不必要的变异，单一决策怎么会有变异呢？在第3章中，我们会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做出的判断，即使在看似独一无二的情境中，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也存在着大量噪声。

这三章的主题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就是：哪里有判断，哪里就有噪声，而且它比你想象的还要多。一起来看看噪声有多少吧。第1章

犯罪和充满噪声的判罚

假设某人被指控犯了罪，例如到商店行窃、私藏海洛因、袭击他人或持枪抢劫，该案件可能的判决结果是什么？

答案不应取决于该案件恰巧被指派给哪位法官、天气是冷是热，以及当地球队在前一天是输是赢。如果3个背景类似的人被指控犯有同一罪行，最后却得到截然不同的处罚，例如第一个人被判缓刑，第二个人被判2年有期徒刑，最后一个人被判10年有期徒刑，这样的结果显然会引起公愤。然而，在很多国家，这种不合理的情况时有发生——不仅在过去发生过，现在也依然可见。

长久以来，世界各地的法官对于案件的判决大都拥有自由裁量权。在许多国家，专家们对这种自由裁量权表示赞赏，认为它既公正又人道。他们坚持认为：刑事判决应基于多种因素，不仅要考虑罪行本身，还要考虑被告的性格及其所处的环境，“刑罚个别化”已成为当下主流；如果法官受到规章制度的约束，罪犯就可能受到不人道的对待，就不会被视为一个独特的个体，特殊情况也就无法被充分考量。第1章

犯罪和充满噪声的判罚

假设某人被指控犯了罪，例如到商店行窃、私藏海洛因、袭击他人或持枪抢劫，该案件可能的判决结果是什么？

答案不应取决于该案件恰巧被指派给哪位法官、天气是冷是热，以及当地球队在前一天是输是赢。如果3个背景类似的人被指控犯有同一罪行，最后却得到截然不同的处罚，例如第一个人被判缓刑，第二个人被判2年有期徒刑，最后一个人被判10年有期徒刑，这样的结果显然会引起公愤。然而，在很多国家，这种不合理的情况时有发生——不仅在过去发生过，现在也依然可见。

长久以来，世界各地的法官对于案件的判决大都拥有自由裁量权。在许多国家，专家们对这种自由裁量权表示赞赏，认为它既公正又人道。他们坚持认为：刑事判决应基于多种因素，不仅要考虑罪行本身，还要考虑被告的性格及其所处的环境，“刑罚个别化”已成为当下主流；如果法官受到规章制度的约束，罪犯就可能受到不人道的对待，就不会被视为一个独特的个体，特殊情况也就无法被充分考量。在许多人看来，正当法律程序的理念似乎要求开放的司法自由裁量权。

20世纪70年代，大众对司法自由裁量权的热情开始瓦解，原因很简单：大量的证据表明，噪声无处不在。1973年，著名法官马文·弗兰克尔（Marvi Frakel）引发了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在成为法官之前，弗兰克尔不仅是言论自由的捍卫者，还是热情的人权倡导者，他帮助创立了人权律师委员会——一个号称“人权至上”（Huma Rights First）的组织。

在人权捍卫方面，弗兰克尔有些激进，也因此他对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噪声深感愤怒。以下是他对自己帮助创立该组织的初衷的描述：

如果美国联邦银行抢劫案的一个被告被定罪，最高会被判处25年有期徒刑，这意味着刑期是0至25年不等。我很快意识到，这个数字与其说取决于案件或被告本人，不如说取决于法官，即受到不同法官的观点、偏好和偏差的影响。因此，同一起案件、同一个被告，可能会因为审理法官的不同而导致判决结果截然不同。

弗兰克尔没有提供任何统计分析来支持他的论点，但他提供了一系列强有力的事例，来证明处境相似的人受到的对待存在严重不合理的差异。比如，两名男子均无犯罪记录，都因兑现假支票触犯法律，他们兑现的金额分别为58.4美元和35.2美元，第一个人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而第二个人仅被判处30天监禁。对于两起类似的挪用公款案件，一名被告被判处117天监禁，而另一名被告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因此，弗兰克尔对美国联邦法官“几乎完全不受制衡的权力”表在许多人看来，正当法律程序的理念似乎要求开放的司法自由裁量权。

20世纪70年代，大众对司法自由裁量权的热情开始瓦解，原因很简单：大量的证据表明，噪声无处不在。1973年，著名法官马文·弗兰克尔（Marvi Frakel）引发了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在成为法官之前，弗兰克尔不仅是言论自由的捍卫者，还是热情的人权倡导者，他帮助创立了人权律师委员会——一个号称“人权至上”（Huma Rights First）的组织。

在人权捍卫方面，弗兰克尔有些激进，也因此他对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噪声深感愤怒。以下是他对自己帮助创立该组织的初衷的描述：

如果美国联邦银行抢劫案的一个被告被定罪，最高会被判处25年有期徒刑，这意味着刑期是0至25年不等。我很快意识到，这个数字与其说取决于案件或被告本人，不如说取决于法官，即受到不同法官的观点、偏好和偏差的影响。因此，同一起案件、同一个被告，可能会因为审理法官的不同而导致判决结果截然不同。

弗兰克尔没有提供任何统计分析来支持他的论点，但他提供了一系列强有力的事例，来证明处境相似的人受到的对待存在严重不合理的差异。比如，两名男子均无犯罪记录，都因兑现假支票触犯法律，他们兑现的金额分别为58.4美元和35.2美元，第一个人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而第二个人仅被判处30天监禁。对于两起类似的挪用公款案件，一名被告被判处117天监禁，而另一名被告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因此，弗兰克尔对美国联邦法官“几乎完全不受制衡的权力”表示谴责，并认为这导致美国每天都在发生着残酷专断的行为。他认为，在法治而非人治的社会存在这种现象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弗兰克尔呼吁美国国会结束这种残酷专断的“歧视”。他所说的歧视主要所指就是噪声，即量刑中存在的难以解释的差异性；同时，他也关注由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所导致的偏差。为了消除噪声和偏差，弗兰克尔敦促改革，主张不应允许存在对刑事被告人量刑上的差异，除非这种差异可以“通过足够客观的测试来说明其合理性，以确保该结果不是特定官员、法官或其他人独断专行的产物”。不仅如此，弗兰克尔还主张通过制定“详细的影响因素清单”来减少噪声，这些清单“应尽可能包括某种形式的数字，或其他客观的评分”。

弗兰克尔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写下了这样的话，因此不是在提倡“用机器取代人”这个主张。但当时他已经很接近这一目标了，这真令人难以置信。他认为“法治需要一套在多种情况下都适用的客观的规则，从而可以对法官和其他人进行约束”。他明确主张使用计算机作为量刑时有序思考的辅助工具，此外，他还主张成立一个量刑委员会。

弗兰克尔的著作成为刑事司法史上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不仅在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皆是如此。他的著作有一个缺点：存在一定程度的非正式性，不够严谨。但他指出的事实令人错愕，也令人印象深刻。为了验证刑事判决中是否确实存在噪声，一些研究者紧随其后，展开了进一步研究。

1974年，弗兰克尔主导了一项早期的大规模研究。研究人员要示谴责，并认为这导致美国每天都在发生着残酷专断的行为。他认为，在法治而非人治的社会存在这种现象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弗兰克尔呼吁美国国会结束这种残酷专断的“歧视”。他所说的歧视主要所指就是噪声，即量刑中存在的难以解释的差异性；同时，他也关注由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所导致的偏差。为了消除噪声和偏差，弗兰克尔敦促改革，主张不应允许存在对刑事被告人量刑上的差异，除非这种差异可以“通过足够客观的测试来说明其合理性，以确保该结果不是特定官员、法官或其他人独断专行的产物”。不仅如此，弗兰克尔还主张通过制定“详细的影响因素清单”来减少噪声，这些清单“应尽可能包括某种形式的数字，或其他客观的评分”。

弗兰克尔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写下了这样的话，因此不是在提倡“用机器取代人”这个主张。但当时他已经很接近这一目标了，这真令人难以置信。他认为“法治需要一套在多种情况下都适用的客观的规则，从而可以对法官和其他人进行约束”。他明确主张使用计算机作为量刑时有序思考的辅助工具，此外，他还主张成立一个量刑委员会。

弗兰克尔的著作成为刑事司法史上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不仅在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皆是如此。他的著作有一个缺点：存在一定程度的非正式性，不够严谨。但他指出的事实令人错愕，也令人印象深刻。为了验证刑事判决中是否确实存在噪声，一些研究者紧随其后，展开了进一步研究。

1974年，弗兰克尔主导了一项早期的大规模研究。研究人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