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回归聚类在县级层面回归中控制了企业自身......《企业的策略调整》摘录

管理类 日期 2023-07-29
注:回归聚类在县级层面,回归中控制了企业自身最低工资,其他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同基准回归列(3);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相比于“盈利预期”,要想“干净”地识别“要素替代”渠道则更为困难,因为几乎所有影响要素相对价格的因素都会同时改变企业盈利预期。尽管很难找到一个只有“要素替代”效应的情形,但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相对比较分析:“要素替代”效应应该在低工资企业中更为明显,原因在于那些低工资企业往往工资水平更接近最低工资,因此受到最低工资上升的直接冲击也更大。为此,本章以“行业×年份”为单位,将企业按照工资水平进行划分,得到最低25%的企业,记为“低工资企业”。将其对应的虚拟变量与最低工资进行交互,所得交互项前面系数表明低工资企业的长期杠杆率增幅显著高于其余企业(见表3-11)。而低工资企业恰恰是“要素替代”效应最明显的企业,这一结论可用来佐证“要素替代”效应的存在。值得一提的是,与表3-10中的结果一致,这里总杠杆率的变化与长期杠杆率的变化十分一致,即表现为与最低工资的同向变化,并且在低工资企业中更加明显。

表3-11 “要素替代”主导效果分析注:回归聚类在县级层面,回归中控制了企业自身最低工资,其他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同基准回归列(3);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相比于“盈利预期”,要想“干净”地识别“要素替代”渠道则更为困难,因为几乎所有影响要素相对价格的因素都会同时改变企业盈利预期。尽管很难找到一个只有“要素替代”效应的情形,但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相对比较分析:“要素替代”效应应该在低工资企业中更为明显,原因在于那些低工资企业往往工资水平更接近最低工资,因此受到最低工资上升的直接冲击也更大。为此,本章以“行业×年份”为单位,将企业按照工资水平进行划分,得到最低25%的企业,记为“低工资企业”。将其对应的虚拟变量与最低工资进行交互,所得交互项前面系数表明低工资企业的长期杠杆率增幅显著高于其余企业(见表3-11)。而低工资企业恰恰是“要素替代”效应最明显的企业,这一结论可用来佐证“要素替代”效应的存在。值得一提的是,与表3-10中的结果一致,这里总杠杆率的变化与长期杠杆率的变化十分一致,即表现为与最低工资的同向变化,并且在低工资企业中更加明显。

表3-11 “要素替代”主导效果分析注:回归聚类在县级层面,其他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同基准回归列(3);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注:回归聚类在县级层面,其他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同基准回归列(3);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3.6 小结

本章基于2007—2012年全国县级最低工资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数据,考察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提升对不同期限杠杆率的影响截然不同,表现为长期杠杆率上升和短期杠杆率下降,净效果是总杠杆率上升。本章尝试用多种最低工资度量指标,结论依旧稳健。对此,本章给出了机制解释,即最低工资提高时会产生两种效应,一是资本—劳动的“要素替代”效应,这使得企业增加资本使用,表现为债务的增加;二是企业整体生产成本的上升,这会恶化企业盈利预期,这一“盈利预期”效应会使企业投融资决策出现整体收缩,对应于杠杆率的下降。由于前者一般对应长久期债务,而后者则反应更为迅速,因此两者将分别主要体现在长期和短期杠杆率上面。为验证这两种效应假说,本章从多方面进行了实证检验。一是以资本—劳动比率和盈利水平/风险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了中介效应回归,直接验证“要素替代”和“盈利预期”效应的存在。二是以高/低劳动密集度和高/低市场竞争度对企业进行了异质性区分,通过两种效应在不同类型企业间的强弱比较间接验证两种效应的存在。3.6 小结

本章基于2007—2012年全国县级最低工资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数据,考察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提升对不同期限杠杆率的影响截然不同,表现为长期杠杆率上升和短期杠杆率下降,净效果是总杠杆率上升。本章尝试用多种最低工资度量指标,结论依旧稳健。对此,本章给出了机制解释,即最低工资提高时会产生两种效应,一是资本—劳动的“要素替代”效应,这使得企业增加资本使用,表现为债务的增加;二是企业整体生产成本的上升,这会恶化企业盈利预期,这一“盈利预期”效应会使企业投融资决策出现整体收缩,对应于杠杆率的下降。由于前者一般对应长久期债务,而后者则反应更为迅速,因此两者将分别主要体现在长期和短期杠杆率上面。为验证这两种效应假说,本章从多方面进行了实证检验。一是以资本—劳动比率和盈利水平/风险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了中介效应回归,直接验证“要素替代”和“盈利预期”效应的存在。二是以高/低劳动密集度和高/低市场竞争度对企业进行了异质性区分,通过两种效应在不同类型企业间的强弱比较间接验证两种效应的存在。第4章

最低工资调整对企业定价策略的影响

4.1 引言

最低工资政策被各国政府广泛用于保护劳动者权益,中国也不例外。以往对于最低工资效果评估的研究多集中在最低工资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上,但是,最低工资还会通过改变企业行为——尤其是产品定价行为——产生更加深远的宏观层面的影响。不少政策制定者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担心,也正是来自以下忧虑:过高的最低工资会推高产品价格,从而带来通货膨胀压力,并最终损害消费者福利。

在此背景下,探讨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对产品价格的影响,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早在大半个世纪之前,Stigler(1946)首次论及最低工资可能对产品价格产生的影响。他认为,其影响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在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下,提高最低工资会带来价第4章

最低工资调整对企业定价策略的影响

4.1 引言

最低工资政策被各国政府广泛用于保护劳动者权益,中国也不例外。以往对于最低工资效果评估的研究多集中在最低工资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上,但是,最低工资还会通过改变企业行为——尤其是产品定价行为——产生更加深远的宏观层面的影响。不少政策制定者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担心,也正是来自以下忧虑:过高的最低工资会推高产品价格,从而带来通货膨胀压力,并最终损害消费者福利。

在此背景下,探讨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对产品价格的影响,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早在大半个世纪之前,Stigler(1946)首次论及最低工资可能对产品价格产生的影响。他认为,其影响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在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下,提高最低工资会带来价格上升和就业减少;而在买方垄断劳动力市场下,提高最低工资会带来价格下降和就业上升。但在当时,由于价格数据的缺乏,有关最低工资影响价格的经验研究并不多见。直到近些年来,随着微观层面产品价格信息的可得性不断提高,相关研究逐渐丰富起来。例如,Katz和Krueger(1992)、Aaroso(2001)、Basker和Kha(2013)等以美国餐饮业作为研究对象,考察提高最低工资对餐饮价格的影响。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案例,例如Lemos(2004,2007)、Gidlig和Terrell(2005)分别讨论了巴西和哥斯达黎加的最低工资标准对价格的影响。

然而,尽管最低工资主要是通过企业行为影响产品定价,但是迄今为止很少有研究通过将最低工资理论与企业理论相结合来探讨此问题。本章的主要贡献是,将异质性企业理论运用于对最低工资的研究,发现理论上最低工资对企业的影响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1)边际成本冲击;(2)竞争性冲击。一方面,企业可能会聘用最低工资人群,因此提高最低工资会直接提高企业成本,迫使企业提高产品价格,不妨称这类影响为“自身效应”;另一方面,企业会与其他招聘最低工资人群的企业相互竞争,这种企业间的竞争会使产品定价间接地受到最低工资的影响,不妨称之为“竞争效应”。前者是局部均衡效应,后者是一般均衡效应。以往有关最低工资遵守的相关文献发现,我国工资总额直接受最低工资影响的员工比重较低(仅占4.5%~6.6%,叶林祥,等,2015),但本章的一个重要推论就是由于“竞争效应”的存在,最低工资不仅会对那些招聘最低工资员工的企业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对那些不招聘最低工资员工或者不遵守最低工资标准的企业产生间接影响。格上升和就业减少;而在买方垄断劳动力市场下,提高最低工资会带来价格下降和就业上升。但在当时,由于价格数据的缺乏,有关最低工资影响价格的经验研究并不多见。直到近些年来,随着微观层面产品价格信息的可得性不断提高,相关研究逐渐丰富起来。例如,Katz和Krueger(1992)、Aaroso(2001)、Basker和Kha(2013)等以美国餐饮业作为研究对象,考察提高最低工资对餐饮价格的影响。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案例,例如Lemos(2004,2007)、Gidlig和Terrell(2005)分别讨论了巴西和哥斯达黎加的最低工资标准对价格的影响。

然而,尽管最低工资主要是通过企业行为影响产品定价,但是迄今为止很少有研究通过将最低工资理论与企业理论相结合来探讨此问题。本章的主要贡献是,将异质性企业理论运用于对最低工资的研究,发现理论上最低工资对企业的影响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1)边际成本冲击;(2)竞争性冲击。一方面,企业可能会聘用最低工资人群,因此提高最低工资会直接提高企业成本,迫使企业提高产品价格,不妨称这类影响为“自身效应”;另一方面,企业会与其他招聘最低工资人群的企业相互竞争,这种企业间的竞争会使产品定价间接地受到最低工资的影响,不妨称之为“竞争效应”。前者是局部均衡效应,后者是一般均衡效应。以往有关最低工资遵守的相关文献发现,我国工资总额直接受最低工资影响的员工比重较低(仅占4.5%~6.6%,叶林祥,等,2015),但本章的一个重要推论就是由于“竞争效应”的存在,最低工资不仅会对那些招聘最低工资员工的企业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对那些不招聘最低工资员工或者不遵守最低工资标准的企业产生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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