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道、术、德、仁、食、俭：领导者的步步生莲

良知即是《易》。

——《传习录·黄以方录》

领导者若要取得他人发自内心的高度认同，一方面与领导者的个人素质相关，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技法。一定要明白的是，领导力不是一门科学，也不是一门技术，而是一门艺术。这个艺术的魂就是“变”。王阳明说，良知就是“易”，“易”就是变。能理解变的真谛并愿意变，这就是知行合一。

看中国特质最鲜明的两个企业的领导者——华为的任正非和福耀的曹德旺，你就会发现，他们在企业中的领导力方式始终在变，通过领导方式的变化来适应外界的变化，让他们和下属融为一体，也和企业融为一体。

在王阳明看来，任何组织无论大小，都应以“无为”为最高之理想，以足食为基本治术。和大多数儒家知识分子一样，王阳明崇尚三06 道、术、德、仁、食、俭：领导者的步步生莲

良知即是《易》。

——《传习录·黄以方录》

领导者若要取得他人发自内心的高度认同，一方面与领导者的个人素质相关，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技法。一定要明白的是，领导力不是一门科学，也不是一门技术，而是一门艺术。这个艺术的魂就是“变”。王阳明说，良知就是“易”，“易”就是变。能理解变的真谛并愿意变，这就是知行合一。

看中国特质最鲜明的两个企业的领导者——华为的任正非和福耀的曹德旺，你就会发现，他们在企业中的领导力方式始终在变，通过领导方式的变化来适应外界的变化，让他们和下属融为一体，也和企业融为一体。

在王阳明看来，任何组织无论大小，都应以“无为”为最高之理想，以足食为基本治术。和大多数儒家知识分子一样，王阳明崇尚三皇五帝和夏商周三代时期的统治，在王阳明看来，三皇五帝的统治属于道的层面，如同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卫之。三皇五帝垂衣裳而治天下，靠的就是道。这个道就是，垂衣裳是上衣下裳，代表着君臣尊卑，同时只要穿着衣裳坐在那里，天下就能大治，这是“无为”。

用领导者个人品质和树立起来的权威治理企业，就是最高的领导力，就是“道”。现在，很多企业家都做到了这点。任正非说，华为不需要他指点就可以正确向前。曹德旺说，现在企业中即使是制造玻璃的最底层工人都能和他从前一样认真地制造玻璃，不需要他监督。

两人其实说出了道的概念。所谓企业之道，是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和规模并走上正轨后，领导人的领导力与制度的完美结合。企业中的所有人把领导者和制度当成了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你不得不呼吸。

“无为”不是不为，而是不化，即：不要在组织发展过程中去刻意变化。这似乎是个初心的问题，即是说，你当初想做什么，就一直做下去，不要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掺和各种项目，哪怕它能让企业财源滚滚。任正非一门心思搞技术，对于房地产不屑一顾，认为没有一点技术含量；曹德旺死盯着玻璃，把玻璃做得让别人无路可走，他好像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赚钱项目一样，始终遵循企业的初心——自然发展之道。

王阳明说，最高领导人以身作则，用尊卑和无为示范天下，天下人自然会效仿，渐渐成为习惯，最后他们不知谁是领导者，却仍能安分守己，成为尧舜之君下的尧舜之民。皇五帝和夏商周三代时期的统治，在王阳明看来，三皇五帝的统治属于道的层面，如同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卫之。三皇五帝垂衣裳而治天下，靠的就是道。这个道就是，垂衣裳是上衣下裳，代表着君臣尊卑，同时只要穿着衣裳坐在那里，天下就能大治，这是“无为”。

用领导者个人品质和树立起来的权威治理企业，就是最高的领导力，就是“道”。现在，很多企业家都做到了这点。任正非说，华为不需要他指点就可以正确向前。曹德旺说，现在企业中即使是制造玻璃的最底层工人都能和他从前一样认真地制造玻璃，不需要他监督。

两人其实说出了道的概念。所谓企业之道，是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和规模并走上正轨后，领导人的领导力与制度的完美结合。企业中的所有人把领导者和制度当成了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你不得不呼吸。

“无为”不是不为，而是不化，即：不要在组织发展过程中去刻意变化。这似乎是个初心的问题，即是说，你当初想做什么，就一直做下去，不要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掺和各种项目，哪怕它能让企业财源滚滚。任正非一门心思搞技术，对于房地产不屑一顾，认为没有一点技术含量；曹德旺死盯着玻璃，把玻璃做得让别人无路可走，他好像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赚钱项目一样，始终遵循企业的初心——自然发展之道。

王阳明说，最高领导人以身作则，用尊卑和无为示范天下，天下人自然会效仿，渐渐成为习惯，最后他们不知谁是领导者，却仍能安分守己，成为尧舜之君下的尧舜之民。三皇五帝的甜蜜岁月很快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夏商周三代，“道”不能行，只能以“术”治天下。为什么三皇五帝时代所施行的以道管理突然不行了呢，是不是百姓不行了？王阳明的答案是，不是百姓不行了，而是领导人不行了。

在这个世界上，领导人不行的事情数不胜数，在用“道”无法管理企业、树立权威后，只能采用“术”。

“道”看似虚无缥缈，不可掌握，但在王阳明看来，“道”的法则是自然。人吃两个馒头就可以饱，这是经过无数人实践过的，所以人对食物的要求就应该是两个馒头，这就是自然，让百姓顺应这个自然，就是“道”。但在让百姓顺应这个自然前，领导者自己要先做到。领导者应师法天地，天地所生的一切比如土地、空气、森林、山水等都是天地的财产，而天地生成这些财产，并非为了据为己有。所以领导者纵然是万民的首领，也没有资格把这些财产据为己有，三皇五帝时代的领导人，只有分配土地给百姓的权力，没有纳入自己囊中的权力，这就是效法自然。

企业原本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但它绝对不是只为企业家本人盈利的，所有参与企业建设的人，都应该分得肉羹。“道”之所以不行，全在于领导者把企业当成了只为自己盈利的组织。

尧舜时代，尧舜能做到；可大禹时代，大禹就做不到了。最先破坏“道”的就是大禹本人，他私自积累粮食，划分给家族最好的土地，建立城堡，于是私有开始。

这种情况下，“道”无用，只能用“术”。三代的领导们建立军三皇五帝的甜蜜岁月很快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夏商周三代，“道”不能行，只能以“术”治天下。为什么三皇五帝时代所施行的以道管理突然不行了呢，是不是百姓不行了？王阳明的答案是，不是百姓不行了，而是领导人不行了。

在这个世界上，领导人不行的事情数不胜数，在用“道”无法管理企业、树立权威后，只能采用“术”。

“道”看似虚无缥缈，不可掌握，但在王阳明看来，“道”的法则是自然。人吃两个馒头就可以饱，这是经过无数人实践过的，所以人对食物的要求就应该是两个馒头，这就是自然，让百姓顺应这个自然，就是“道”。但在让百姓顺应这个自然前，领导者自己要先做到。领导者应师法天地，天地所生的一切比如土地、空气、森林、山水等都是天地的财产，而天地生成这些财产，并非为了据为己有。所以领导者纵然是万民的首领，也没有资格把这些财产据为己有，三皇五帝时代的领导人，只有分配土地给百姓的权力，没有纳入自己囊中的权力，这就是效法自然。

企业原本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但它绝对不是只为企业家本人盈利的，所有参与企业建设的人，都应该分得肉羹。“道”之所以不行，全在于领导者把企业当成了只为自己盈利的组织。

尧舜时代，尧舜能做到；可大禹时代，大禹就做不到了。最先破坏“道”的就是大禹本人，他私自积累粮食，划分给家族最好的土地，建立城堡，于是私有开始。

这种情况下，“道”无用，只能用“术”。三代的领导们建立军队、法庭和监狱，来统治万民，这是以各种法术来让万民安分守己。可老子说过，民如果不畏惧死亡，军队、法庭和监狱根本毫无用处。

制度存在的根基事实上不是制度本身，稻盛和夫就说过：“没有人性化渗入制度中，制度只是个摆设。”所谓“人性化”即是企业领导者的个人品质和权威，所以，看似制度严密、能打胜仗的企业，只是纸老虎，因为当群龙不认同那条最大的龙时，制度越是无懈可击，就越是囚笼，所有的龙都成了乌合之众。

一些聪明的领导人注意到了“硬来”不如“软化”，于是在“术”之后，就有了“德”。王阳明指出，此“德”非道德教化，而是一种巧妙的洗脑。领导者发现自己的贪婪会让百姓贫穷，百姓贫穷不是问题，三皇五帝时代，老百姓都很穷。但当百姓发现他们吃糠咽菜时，领导者却在大鱼大肉，这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老实的百姓会抱怨，胆大的百姓则会造反。

领导者解决这个问题有两条路：第一，恢复“道”的统治，这显然不现实；第二，给百姓洗脑，让他们无欲无求。于是，德治在统治者那里应运而生。统治者们大力宣传人活着只需要一日三餐，吃什么不是吃啊，吃饱就可以，同时，统治者还神化自己说，我是上天之子，来统治你们，你们不要作妖，要安分守己，我向你们收取工作的赋税，你看似在为我工作，其实是在为自己工作。

但是，老百姓不信。领导者只能拿出第四种统治方式——“仁”。仁是与生俱来的生生不息的美好品德，领导者教导大家，只要遵守这种美德，就能生万物，你就能获取到更多利益，但取得利益队、法庭和监狱，来统治万民，这是以各种法术来让万民安分守己。可老子说过，民如果不畏惧死亡，军队、法庭和监狱根本毫无用处。

制度存在的根基事实上不是制度本身，稻盛和夫就说过：“没有人性化渗入制度中，制度只是个摆设。”所谓“人性化”即是企业领导者的个人品质和权威，所以，看似制度严密、能打胜仗的企业，只是纸老虎，因为当群龙不认同那条最大的龙时，制度越是无懈可击，就越是囚笼，所有的龙都成了乌合之众。

一些聪明的领导人注意到了“硬来”不如“软化”，于是在“术”之后，就有了“德”。王阳明指出，此“德”非道德教化，而是一种巧妙的洗脑。领导者发现自己的贪婪会让百姓贫穷，百姓贫穷不是问题，三皇五帝时代，老百姓都很穷。但当百姓发现他们吃糠咽菜时，领导者却在大鱼大肉，这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老实的百姓会抱怨，胆大的百姓则会造反。

领导者解决这个问题有两条路：第一，恢复“道”的统治，这显然不现实；第二，给百姓洗脑，让他们无欲无求。于是，德治在统治者那里应运而生。统治者们大力宣传人活着只需要一日三餐，吃什么不是吃啊，吃饱就可以，同时，统治者还神化自己说，我是上天之子，来统治你们，你们不要作妖，要安分守己，我向你们收取工作的赋税，你看似在为我工作，其实是在为自己工作。

但是，老百姓不信。领导者只能拿出第四种统治方式——“仁”。仁是与生俱来的生生不息的美好品德，领导者教导大家，只要遵守这种美德，就能生万物，你就能获取到更多利益，但取得利益的途径有适宜和不适宜之分，所以要让大家讲究适宜地取得利益，也就是“义”。

“义”出现后，很多人都大义凛然，做那些自认为适宜的事，难免有粗鲁莽撞之嫌，于是领导者又提倡礼，做人做事必须有个尺度，这个尺度就是“礼”。礼秉承规范，让人很多时候施展不开手脚，所以统治者又提倡“智”，要用智慧去守礼行义。智慧百出后，大家都全用智，巧取豪夺，各种鬼机灵层出不穷，所以领导者只好提倡“信”，做人要守信用。

这一套仁（仁义礼智信）的方案，不但要让百姓遵守，统治者本人也要遵守。

在王阳明看来，仁的统治术，三代是最好的，但春秋战国时期，仁义礼智信就彻底沦落，成为大家的脚底泥。全中国无论领导还是百姓都不眠不休地上演着不仁不义、无礼无信的狡诈大戏。

按照王阳明的看法，当天下不仁不义的行为不胜枚举时，说明责任在领导人。如果领导人能本着忠恕之心，行推恩之政，天下百姓不会不仁不义。到了这种地步，任何的术，任何的严刑峻法已无能为力，可谓是扬汤止沸。

在一团乱糟糟之下，国计民生凋敝，领导者只能再退而求其次，用“食”和“俭”的招数。管仲说过，衣食足而知荣辱，只要让百姓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百姓就不会胡闹。这种办法完全正确，民以食为天，食物是维持生命所必需，人欲之基本。只有解决了百姓食的问题，才能重回仁治、德治、术治和道治。的途径有适宜和不适宜之分，所以要让大家讲究适宜地取得利益，也就是“义”。

“义”出现后，很多人都大义凛然，做那些自认为适宜的事，难免有粗鲁莽撞之嫌，于是领导者又提倡礼，做人做事必须有个尺度，这个尺度就是“礼”。礼秉承规范，让人很多时候施展不开手脚，所以统治者又提倡“智”，要用智慧去守礼行义。智慧百出后，大家都全用智，巧取豪夺，各种鬼机灵层出不穷，所以领导者只好提倡“信”，做人要守信用。

这一套仁（仁义礼智信）的方案，不但要让百姓遵守，统治者本人也要遵守。

在王阳明看来，仁的统治术，三代是最好的，但春秋战国时期，仁义礼智信就彻底沦落，成为大家的脚底泥。全中国无论领导还是百姓都不眠不休地上演着不仁不义、无礼无信的狡诈大戏。

按照王阳明的看法，当天下不仁不义的行为不胜枚举时，说明责任在领导人。如果领导人能本着忠恕之心，行推恩之政，天下百姓不会不仁不义。到了这种地步，任何的术，任何的严刑峻法已无能为力，可谓是扬汤止沸。

在一团乱糟糟之下，国计民生凋敝，领导者只能再退而求其次，用“食”和“俭”的招数。管仲说过，衣食足而知荣辱，只要让百姓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百姓就不会胡闹。这种办法完全正确，民以食为天，食物是维持生命所必需，人欲之基本。只有解决了百姓食的问题，才能重回仁治、德治、术治和道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