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这些问题在他们看来恰恰是法国社会演变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尽管社会的发展与经济的增长有目共睹，负责制定计划的政府高官们仍然对自身开展的改革工作心存疑虑：各政府部门是否很好地遵从了计划(4)的指导方针？如果没有的话，那么障碍又是什么？通过提供有关于行政行为的知识要素，社会学有助于更好地解读“对改变的抵抗”，但在规划工作者看来，这种改变是不可避免的。就如米歇尔·阿米奥总结的那样，“人文科学的任务是阐明在何种限度和条件下计划决策(5)才会符合‘深刻的集体意愿’”。部分研究工作和研讨会至少由三个机构（国家计划总署、国家统计局、占比较小的预算局）资助，体现了规划工作者和社会学家在“行政问题”上的互动。

米歇尔·克罗齐耶于1964年启动的“行政面对变革”项目以官僚(6)(7)制研究工作为基础，迎合了规划工作者关于这两个问题的期待：“其一，在计划方法与实践的影响下，传统行政的方法与实践是否会发生变化？其二，可能会引发哪些更为重要的变化以改变法国疲惫的(8)公共行政风格？”项目的建立源于社会学家的知识定位和计划领导者的问题二者之间的融合。米歇尔·克罗齐耶十分了解改革派高级官员，尤其是皮埃尔·马塞（时任国家计划总署署长）和让·里佩尔（前(9)者的副手），因为他们在让·穆兰俱乐部中有所接触。正是他们通过科学技术研究总特派团（DGRST）和国家计划总署资助了这个项目。项目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调查1964年地方机构的创立情况并研究国家计划对中央行政机关的影响。第二方面工作由雅克·洛特曼(10)和让-克洛德·汤尼格负责，他们阐述了调查研究工作与规划工作者诉求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

“本文旨在以程序化方式呈现社会学研究可以通过何种途径(3)这些问题在他们看来恰恰是法国社会演变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尽管社会的发展与经济的增长有目共睹，负责制定计划的政府高官们仍然对自身开展的改革工作心存疑虑：各政府部门是否很好地遵从了计划(4)的指导方针？如果没有的话，那么障碍又是什么？通过提供有关于行政行为的知识要素，社会学有助于更好地解读“对改变的抵抗”，但在规划工作者看来，这种改变是不可避免的。就如米歇尔·阿米奥总结的那样，“人文科学的任务是阐明在何种限度和条件下计划决策(5)才会符合‘深刻的集体意愿’”。部分研究工作和研讨会至少由三个机构（国家计划总署、国家统计局、占比较小的预算局）资助，体现了规划工作者和社会学家在“行政问题”上的互动。

米歇尔·克罗齐耶于1964年启动的“行政面对变革”项目以官僚(6)(7)制研究工作为基础，迎合了规划工作者关于这两个问题的期待：“其一，在计划方法与实践的影响下，传统行政的方法与实践是否会发生变化？其二，可能会引发哪些更为重要的变化以改变法国疲惫的(8)公共行政风格？”项目的建立源于社会学家的知识定位和计划领导者的问题二者之间的融合。米歇尔·克罗齐耶十分了解改革派高级官员，尤其是皮埃尔·马塞（时任国家计划总署署长）和让·里佩尔（前(9)者的副手），因为他们在让·穆兰俱乐部中有所接触。正是他们通过科学技术研究总特派团（DGRST）和国家计划总署资助了这个项目。项目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调查1964年地方机构的创立情况并研究国家计划对中央行政机关的影响。第二方面工作由雅克·洛特曼(10)和让-克洛德·汤尼格负责，他们阐述了调查研究工作与规划工作者诉求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

“本文旨在以程序化方式呈现社会学研究可以通过何种途径来解读法国规划工作对中央行政机关产生的影响。（……）事实上，我们正在努力研究计划总署的存在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中央行政机关的措施和目标发生改变，又将通过何种方式影响到这(11)些组织的未来。（……）”

规划工作非但没有立刻受到质疑，反而被米歇尔·克罗齐耶赞誉(12)在历史进程中扮演着“发酵剂”的角色，其理念与实际操作方式都(13)“有助于转变行政的精神状态和传统方法”。米歇尔·克罗齐耶的思考为规划工作者们提供了新颖的视角，并使他们获得地区化调解者的新身份，以“打破地方团体敷衍塞责、中央政府消息不灵的恶性循环”(14)。行政终于真正成为了诸多调查研究的对象，法国社会学协会首次(15)以“法国社会的转变”为主题举办的大型研讨会（1965年10月7日—9日）便是很好的例证。各行业部、中央行政机关、国家行政学院都明确参与到了对变革及其阻力的思考中。社会学家和高级官员非但没有将行政视为规划工作的可靠中继站，反而将其置于双重质疑之下：行政是变革的真正推动者吗？规划工作是否令各行业部发生转变以至可以接过计划执行的指挥棒？所有这一切表明，本应完美体现1958年新政府（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权力的体制已不再保证有效性。克罗齐耶认为，“法国式的官僚主义作风，至少在当前的形式下，(16)是注定要失败的”。组织结构集权化、分层化、僵态化，“法国的(17)官僚保护模式”也只会导致“危机下的改变”。基于这样的总体判断，米歇尔·克罗齐耶得出结论，即社会学家的职责在于在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文化框架下，思考推广新型行政作风、培养创新精神以及参与意识的可能条件。他的研究方法已经明确：只有通过观察分析“这是如何变化的”以及“人们是如何变化的”，简单来说即通过“社来解读法国规划工作对中央行政机关产生的影响。（……）事实上，我们正在努力研究计划总署的存在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中央行政机关的措施和目标发生改变，又将通过何种方式影响到这(11)些组织的未来。（……）”

规划工作非但没有立刻受到质疑，反而被米歇尔·克罗齐耶赞誉(12)在历史进程中扮演着“发酵剂”的角色，其理念与实际操作方式都(13)“有助于转变行政的精神状态和传统方法”。米歇尔·克罗齐耶的思考为规划工作者们提供了新颖的视角，并使他们获得地区化调解者的新身份，以“打破地方团体敷衍塞责、中央政府消息不灵的恶性循环”(14)。行政终于真正成为了诸多调查研究的对象，法国社会学协会首次(15)以“法国社会的转变”为主题举办的大型研讨会（1965年10月7日—9日）便是很好的例证。各行业部、中央行政机关、国家行政学院都明确参与到了对变革及其阻力的思考中。社会学家和高级官员非但没有将行政视为规划工作的可靠中继站，反而将其置于双重质疑之下：行政是变革的真正推动者吗？规划工作是否令各行业部发生转变以至可以接过计划执行的指挥棒？所有这一切表明，本应完美体现1958年新政府（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权力的体制已不再保证有效性。克罗齐耶认为，“法国式的官僚主义作风，至少在当前的形式下，(16)是注定要失败的”。组织结构集权化、分层化、僵态化，“法国的(17)官僚保护模式”也只会导致“危机下的改变”。基于这样的总体判断，米歇尔·克罗齐耶得出结论，即社会学家的职责在于在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文化框架下，思考推广新型行政作风、培养创新精神以及参与意识的可能条件。他的研究方法已经明确：只有通过观察分析“这是如何变化的”以及“人们是如何变化的”，简单来说即通过“社(18)会或制度学习”，才能够确定改革者的行动能力以及发生变革的可能性。

行政社会学主张描述各种表面形式规则背后的行政“现实”，进而为行政管理与改革提供科学依据。只有理解行政行为及隐性规则，才能够识别政府干预的手段。在此期间，国家计划总署（皮埃尔·马塞领导）的结构性影响以及国家统计局（克洛德·格吕松领导）的能动性十分显著，但与社会学之间的互动却未曾消减。就连行事素来谨慎的预算局也是如此，即便它认为自己并不太需要求助于社会科学。1960年代中期，预算局局长雷蒙德·马蒂内也开始与社会学家们接触，并准备资助有关行政管理的研究。预算局（极有可能是在1965年通过科学技术研究总特派团）开始向负责管理法国高等研究应用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第六分部（社会科学学部）研究(19)项目合同的马克·布洛赫协会提供资金。雷蒙·阿隆的实验室（即社会学研究中心）因此得以资助皮埃尔·布尔迪厄进行关于法国各类大学校的研究，以及委托阿兰·达贝尔（国家统计局官员）和多米尼克·(20)施耐佩尔主持针对行政体系和行政人员的研究。预算局同样资助了卡特琳娜·格雷米翁针对1964年政令之决策过程的调查研究，以及让-克洛德·汤尼格和艾哈德·弗里德伯格针对建设部（miistère de la Costructio）与公共工程和交通部（miistère des Travaux publics et des Trasports）合并成为设备部（miistère de l'Équipemet）的调查研究。(18)会或制度学习”，才能够确定改革者的行动能力以及发生变革的可能性。

行政社会学主张描述各种表面形式规则背后的行政“现实”，进而为行政管理与改革提供科学依据。只有理解行政行为及隐性规则，才能够识别政府干预的手段。在此期间，国家计划总署（皮埃尔·马塞领导）的结构性影响以及国家统计局（克洛德·格吕松领导）的能动性十分显著，但与社会学之间的互动却未曾消减。就连行事素来谨慎的预算局也是如此，即便它认为自己并不太需要求助于社会科学。1960年代中期，预算局局长雷蒙德·马蒂内也开始与社会学家们接触，并准备资助有关行政管理的研究。预算局（极有可能是在1965年通过科学技术研究总特派团）开始向负责管理法国高等研究应用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第六分部（社会科学学部）研究(19)项目合同的马克·布洛赫协会提供资金。雷蒙·阿隆的实验室（即社会学研究中心）因此得以资助皮埃尔·布尔迪厄进行关于法国各类大学校的研究，以及委托阿兰·达贝尔（国家统计局官员）和多米尼克·(20)施耐佩尔主持针对行政体系和行政人员的研究。预算局同样资助了卡特琳娜·格雷米翁针对1964年政令之决策过程的调查研究，以及让-克洛德·汤尼格和艾哈德·弗里德伯格针对建设部（miistère de la Costructio）与公共工程和交通部（miistère des Travaux publics et des Trasports）合并成为设备部（miistère de l'Équipemet）的调查研究。第二节　行政，“守纪律的”对象：建立一门行政学的

尝试

1960年代的另一标志是试图构建一个新型学科，以行政管理为专门研究对象，并积极谋求“行政科学”的名号。相较于其固有的科学贡献价值，开发这个专门知识场所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对行政提出质疑。巨著《行政学专论》成为这场运动中耀眼的成就，主持工作的法(21)学家乔治·朗格罗既是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科学指导者，还是行政科学在法国高等研究应用学院的推广者。《专论》是多方意见相互交(22)融的结果，它聚集了数位法学教授和化身为行政专家的前政府高级(23)(24)官员，许多希望将自身多年“实践理论化”的现任高级官员以及一位专业社会学家米歇尔·克罗齐耶。

实证主义社会学对行政愈发关注。若将这种现象置于专业领域中进行阐释，我们可以参照高级官员和公法学家们面对社会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新知识之发展的“反应”，所有这些知识均以行政为对象，而对行政的最终解释权素来垄断在政府高级官员和公法学家们的手中。传统专家们十分好奇谈论“制度”和“行为”的学科新知识究竟能够带来怎样的贡献价值，他们逐渐发现这些新知识意欲占据行政法规与官员实践之间自由而广阔的解读空间。当这些社会科学新知识开始与法律知识竞争并使后者地位下降时，他们也觉察到了其中的危险。为了遏制这种发展势头，一个庞大的“行政科学”整合计划应运而生，它将汇聚司法知识、社会科学的“理论”乃至许多在当时备受追捧的却晦涩深奥的研究方法（比如控制论），第二节　行政，“守纪律的”对象：建立一门行政学的

尝试

1960年代的另一标志是试图构建一个新型学科，以行政管理为专门研究对象，并积极谋求“行政科学”的名号。相较于其固有的科学贡献价值，开发这个专门知识场所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对行政提出质疑。巨著《行政学专论》成为这场运动中耀眼的成就，主持工作的法(21)学家乔治·朗格罗既是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科学指导者，还是行政科学在法国高等研究应用学院的推广者。《专论》是多方意见相互交(22)融的结果，它聚集了数位法学教授和化身为行政专家的前政府高级(23)(24)官员，许多希望将自身多年“实践理论化”的现任高级官员以及一位专业社会学家米歇尔·克罗齐耶。

实证主义社会学对行政愈发关注。若将这种现象置于专业领域中进行阐释，我们可以参照高级官员和公法学家们面对社会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新知识之发展的“反应”，所有这些知识均以行政为对象，而对行政的最终解释权素来垄断在政府高级官员和公法学家们的手中。传统专家们十分好奇谈论“制度”和“行为”的学科新知识究竟能够带来怎样的贡献价值，他们逐渐发现这些新知识意欲占据行政法规与官员实践之间自由而广阔的解读空间。当这些社会科学新知识开始与法律知识竞争并使后者地位下降时，他们也觉察到了其中的危险。为了遏制这种发展势头，一个庞大的“行政科学”整合计划应运而生，它将汇聚司法知识、社会科学的“理论”乃至许多在当时备受追捧的却晦涩深奥的研究方法（比如控制论），以及高级官员的实践知识。《专论》主要负责人的下列表述完美体现了对这项事业的绝对维护：

“正是‘行政事实’圈定了所有公共行政研究的活动范围并指引研究人员的视角。（……）因此，就各自特定的研究方法而言，现有的社会科学均不足以为行政研究提供恰如其分的研究方向。如果说行政之于社会相当于语法之于语言，那么我们可以从中推断出，任何片面的研究方法都会对研究领域带来限制，进而导致严重后果，如同完全不考虑口语的演变及不同影响因素就武(25)断地应用语法知识一样。”

在力图通过综合性尝试来集中所有知识以圈定某个研究领域的经典专业策略框架下，作为国家传统诠释者的许多行政法学家和学者型高级官员（知识分子出身）们转而开始研究自身实践经验中所蕴含的科学，他们主张建立一门“纯粹”的科学，区别于那些由其他法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咨询顾问群体所支撑的“唯利是图的”应用型知识。

《专论》很好地概述了这些国家传统诠释者们对于发展行政专业知识的强烈愿望，他们对于社会科学的贡献很敏锐，但同时也担心会将其中的一些言论带入整体的理论化进程中。然而《专论》并非行政科学独立的唯一论据。同时期几位高级官员撰写的多部著作占领了行政科学领地：审计法院高级官员贝尔纳·古尔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自1959年起在巴黎政治学院担任“法国行政生活”主题工作组及(26)研修班的组织者。尽管这些作品仍然停留在对行政机构的描述上，但它们反映出了对行政现实认识不足的事实。开创行政这个崭新的、以及高级官员的实践知识。《专论》主要负责人的下列表述完美体现了对这项事业的绝对维护：

“正是‘行政事实’圈定了所有公共行政研究的活动范围并指引研究人员的视角。（……）因此，就各自特定的研究方法而言，现有的社会科学均不足以为行政研究提供恰如其分的研究方向。如果说行政之于社会相当于语法之于语言，那么我们可以从中推断出，任何片面的研究方法都会对研究领域带来限制，进而导致严重后果，如同完全不考虑口语的演变及不同影响因素就武(25)断地应用语法知识一样。”

在力图通过综合性尝试来集中所有知识以圈定某个研究领域的经典专业策略框架下，作为国家传统诠释者的许多行政法学家和学者型高级官员（知识分子出身）们转而开始研究自身实践经验中所蕴含的科学，他们主张建立一门“纯粹”的科学，区别于那些由其他法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咨询顾问群体所支撑的“唯利是图的”应用型知识。

《专论》很好地概述了这些国家传统诠释者们对于发展行政专业知识的强烈愿望，他们对于社会科学的贡献很敏锐，但同时也担心会将其中的一些言论带入整体的理论化进程中。然而《专论》并非行政科学独立的唯一论据。同时期几位高级官员撰写的多部著作占领了行政科学领地：审计法院高级官员贝尔纳·古尔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自1959年起在巴黎政治学院担任“法国行政生活”主题工作组及(26)研修班的组织者。尽管这些作品仍然停留在对行政机构的描述上，但它们反映出了对行政现实认识不足的事实。开创行政这个崭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