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服于内心的愤怒，表现得像个“野蛮人”，也可以自我疏导情绪，成为一名“勇士”；愤怒既可以是一种破坏性力量，也可以是一种建设性力量，全凭我们的自由选择。

这样的道德指导似乎已经深入人心。一个男生向研究员回忆起自己将培训内容付诸实践的经历：“我的一位老师拒收我的项目作业，因为我晚交了一两天。但我没有因此就抓狂，或者在老师的办公室里大吵大闹，而是选择了接受。”他接着问老师，是否还有其他事情是他可以做的，希望能尽量弥补一下分数。最终，老师还是收下了他的论文，但会扣掉一点儿分数。这位少年表示：“如果我当时大发脾气，我可能就会被老师赶走，说不定更会影响成绩。”

多年来，托尼·D一直持续打造“做个男人”项目。课程逐渐发展成了“四不像”的形式，融合了互助小组的自我坦白、男性导师的严厉之爱，以及认知行为疗法的元素。认知行为疗法可以帮助人们学会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从而进一步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除此之外，课程还必须得是有趣的、很酷的。毕竟，哪个少年会愿意参加治疗或者“互助小组”呢？平衡这些需求就像走钢丝一样，但效果似乎很好，项目从来就不缺学员。

托尼·D和他在“青年指导”组织的同事向“犯罪实验室”递交了一份有关“做个男人”项目情况的提案。“犯罪实验室”的领导知晓这个项目后，发现这与他们从法医报告中得出的结论存在关联。专注于认知行为疗法和愤怒管理的“做个男人”项目，是否可以成为缓解情绪冲动的抓手呢？（回想一下哈罗德·波拉克提出的有关暴力的“等式”：几个年轻人加上冲动，加上酒精，再加上一把枪。）这个项屈服于内心的愤怒，表现得像个“野蛮人”，也可以自我疏导情绪，成为一名“勇士”；愤怒既可以是一种破坏性力量，也可以是一种建设性力量，全凭我们的自由选择。

这样的道德指导似乎已经深入人心。一个男生向研究员回忆起自己将培训内容付诸实践的经历：“我的一位老师拒收我的项目作业，因为我晚交了一两天。但我没有因此就抓狂，或者在老师的办公室里大吵大闹，而是选择了接受。”他接着问老师，是否还有其他事情是他可以做的，希望能尽量弥补一下分数。最终，老师还是收下了他的论文，但会扣掉一点儿分数。这位少年表示：“如果我当时大发脾气，我可能就会被老师赶走，说不定更会影响成绩。”

多年来，托尼·D一直持续打造“做个男人”项目。课程逐渐发展成了“四不像”的形式，融合了互助小组的自我坦白、男性导师的严厉之爱，以及认知行为疗法的元素。认知行为疗法可以帮助人们学会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从而进一步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除此之外，课程还必须得是有趣的、很酷的。毕竟，哪个少年会愿意参加治疗或者“互助小组”呢？平衡这些需求就像走钢丝一样，但效果似乎很好，项目从来就不缺学员。

托尼·D和他在“青年指导”组织的同事向“犯罪实验室”递交了一份有关“做个男人”项目情况的提案。“犯罪实验室”的领导知晓这个项目后，发现这与他们从法医报告中得出的结论存在关联。专注于认知行为疗法和愤怒管理的“做个男人”项目，是否可以成为缓解情绪冲动的抓手呢？（回想一下哈罗德·波拉克提出的有关暴力的“等式”：几个年轻人加上冲动，加上酒精，再加上一把枪。）这个项目是否可以缓解或者打断一个年轻人的愤怒情绪，从而避免由一场篮球赛引发的争吵以凶杀告终呢？

2009年5月，“青年指导”组织赢得了“犯罪实验室”发起的“创新挑战”，获得了资金，可以将其工作推广至18所学校。资助的一个条件是，这项工作将接受随机对照试验的检验。检验的关键指标是：“做个男人”项目会降低逮捕数量吗？尤其是与暴力行为相关的逮捕。

对于“青年指导”组织来说，同意这一条件冒了极大的风险。一般而言，在一项社会科学的随机对照试验中，找到显著因果关系的概率非常低。这也不难理解。人类生活是一个错综复杂、相互关联的系统，干预措施可能只会对其中的一两个变量发挥作用。更大的问题在于，万一研究证实项目无效，该组织的资金来源可能就从此断了。没有哪个捐赠者会愿意支持一项被证明无效的干预措施。但从另外的角度看，许多资助者反倒会基于坊间反馈，愿意支持那些未经检验的干预项目。在社会领域，正是这一现实激励了鸵鸟政策：把头埋在沙子里，逃避真相，自欺欺人。

雪上加霜的是，在进行大规模检验之前，人们还必须先扩大项目的规模，这就又增加了一个风险因素。此前，这个项目一直是托尼·D的独角戏。虽然“青年指导”组织在好几所学校开展过项目，但这一次，研究涉及的是18所学校。如果托尼·D是唯一一个能够兼顾治疗、趣味性、自我控制和严厉之爱的人，那该怎么办呢？

几个月后，团队又招募了13名导师，而托尼·D则忙得不可开目是否可以缓解或者打断一个年轻人的愤怒情绪，从而避免由一场篮球赛引发的争吵以凶杀告终呢？

2009年5月，“青年指导”组织赢得了“犯罪实验室”发起的“创新挑战”，获得了资金，可以将其工作推广至18所学校。资助的一个条件是，这项工作将接受随机对照试验的检验。检验的关键指标是：“做个男人”项目会降低逮捕数量吗？尤其是与暴力行为相关的逮捕。

对于“青年指导”组织来说，同意这一条件冒了极大的风险。一般而言，在一项社会科学的随机对照试验中，找到显著因果关系的概率非常低。这也不难理解。人类生活是一个错综复杂、相互关联的系统，干预措施可能只会对其中的一两个变量发挥作用。更大的问题在于，万一研究证实项目无效，该组织的资金来源可能就从此断了。没有哪个捐赠者会愿意支持一项被证明无效的干预措施。但从另外的角度看，许多资助者反倒会基于坊间反馈，愿意支持那些未经检验的干预项目。在社会领域，正是这一现实激励了鸵鸟政策：把头埋在沙子里，逃避真相，自欺欺人。

雪上加霜的是，在进行大规模检验之前，人们还必须先扩大项目的规模，这就又增加了一个风险因素。此前，这个项目一直是托尼·D的独角戏。虽然“青年指导”组织在好几所学校开展过项目，但这一次，研究涉及的是18所学校。如果托尼·D是唯一一个能够兼顾治疗、趣味性、自我控制和严厉之爱的人，那该怎么办呢？

几个月后，团队又招募了13名导师，而托尼·D则忙得不可开交，尝试将他自制的课程讲义转换成一套适合培训新导师的正式“课程”。因为无法在新学期开始前完成课程制定，所以导师们接受的是滚动式的指导。（“这是你们下周要在课堂上做的事。”）

在2009—2010学年，每所参与学校的“青年指导”导师都开展了27次每周一小时的“做个男人”课程。坊间的反馈是积极正面的：男生来报名参加了，他们全情投入，似乎受益匪浅。令人惊讶的是，在扩大规模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周复一周，员工的印象也普遍是积极正面的。但对于那个最关键的问题，也就是项目能否减少逮捕数量，组织几乎一无所知。组织无法获得准确的数据，而唯一可见的证据又往往是负面的，比如当导师得知他们的一名学员被捕时。

学年结束后，“犯罪实验室”的研究人员需要9个月的时间来分析数据，等待结果出来简直度日如年。

最后，2011年春，“犯罪实验室”的哈罗德·波拉克召集了“青年指导”组织的团队，向他们公布研究结果。

在参与项目的学生中，被捕的人数相比对照组下降了28%。因暴力犯罪被捕的人数减少了接近一半（下降了45%）。当时在座的所有人目瞪口呆。波拉克表示，那是“我整个职业生涯中的高光时刻之一。他们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因为在参与课程的学生身上看到了太多的悲剧——有人被枪杀，有人挂科，有人被刑拘。但他们永远看不到的是，如果他们没去开课，那又会是怎样一番图景”。

“犯罪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做个男人”项目已经成功地让中学男生在高危场景下保持冷静。在篮球比赛中，一场因裁判交，尝试将他自制的课程讲义转换成一套适合培训新导师的正式“课程”。因为无法在新学期开始前完成课程制定，所以导师们接受的是滚动式的指导。（“这是你们下周要在课堂上做的事。”）

在2009—2010学年，每所参与学校的“青年指导”导师都开展了27次每周一小时的“做个男人”课程。坊间的反馈是积极正面的：男生来报名参加了，他们全情投入，似乎受益匪浅。令人惊讶的是，在扩大规模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周复一周，员工的印象也普遍是积极正面的。但对于那个最关键的问题，也就是项目能否减少逮捕数量，组织几乎一无所知。组织无法获得准确的数据，而唯一可见的证据又往往是负面的，比如当导师得知他们的一名学员被捕时。

学年结束后，“犯罪实验室”的研究人员需要9个月的时间来分析数据，等待结果出来简直度日如年。

最后，2011年春，“犯罪实验室”的哈罗德·波拉克召集了“青年指导”组织的团队，向他们公布研究结果。

在参与项目的学生中，被捕的人数相比对照组下降了28%。因暴力犯罪被捕的人数减少了接近一半（下降了45%）。当时在座的所有人目瞪口呆。波拉克表示，那是“我整个职业生涯中的高光时刻之一。他们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因为在参与课程的学生身上看到了太多的悲剧——有人被枪杀，有人挂科，有人被刑拘。但他们永远看不到的是，如果他们没去开课，那又会是怎样一番图景”。

“犯罪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做个男人”项目已经成功地让中学男生在高危场景下保持冷静。在篮球比赛中，一场因裁判的判罚而大声吵嚷的比赛可能仍然免不了面红耳赤，但不会再升级为枪战。针对波拉克提出的犯罪等式中有关冲动的部分，“犯罪实验室”找到了一个抓手。（有关该项目后续测试的说明，请参阅脚注。）

虽然上游工作的每个领域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等式，因此相应的抓手也各不相同，但“犯罪实验室”的领导者所采用的寻找抓手的策略则是有一定普适性的：让自己沉浸在问题中。

还记得吗？“犯罪实验室”的领导一开始就仔细研究了200多份法医报告。他们不满足于对暴力的常识性解释，于是追溯到了源头。北加州的永久医疗集团（Permaete Medical Group）也采用了类似的策略。2008年，负责医疗质量和安全事务的主任艾伦·韦皮敦促各大医院的领导减少可预防的失误和感染，这是导致病人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她要求这些领导对他们各自医院的最近50名死亡病人进行详细的案例分析。令他们惊讶的是，大约1/3的死亡都是败血症所致，而在当时，几乎没有哪家医院会关注败血症的问题。到2011年，医院领导将败血症患者的死亡率降低了60%。通过对问题的深入了解，他们找到了预防不必要死亡的抓手。对问题的事后分析可以变成解决方案的序曲。

如果你研究的是一个非致命的问题，那还有其他的策略可以帮你深入研究。美国库根建筑设计事务所负责规划机场和学校等公共建筑，公司的两名建筑师希望预测老年人走在这些建筑物里时会遇到什么困难。该如何深入了解这个问题呢？或许可以采访一下老年人，问问他们的过往经历？陪他们一起走走，获取更加直观的感受？你也可以查阅事故报告，了解事故和跌倒发生的细节以及地点。不过，建筑师的判罚而大声吵嚷的比赛可能仍然免不了面红耳赤，但不会再升级为枪战。针对波拉克提出的犯罪等式中有关冲动的部分，“犯罪实验室”找到了一个抓手。（有关该项目后续测试的说明，请参阅脚注。）

虽然上游工作的每个领域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等式，因此相应的抓手也各不相同，但“犯罪实验室”的领导者所采用的寻找抓手的策略则是有一定普适性的：让自己沉浸在问题中。

还记得吗？“犯罪实验室”的领导一开始就仔细研究了200多份法医报告。他们不满足于对暴力的常识性解释，于是追溯到了源头。北加州的永久医疗集团（Permaete Medical Group）也采用了类似的策略。2008年，负责医疗质量和安全事务的主任艾伦·韦皮敦促各大医院的领导减少可预防的失误和感染，这是导致病人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她要求这些领导对他们各自医院的最近50名死亡病人进行详细的案例分析。令他们惊讶的是，大约1/3的死亡都是败血症所致，而在当时，几乎没有哪家医院会关注败血症的问题。到2011年，医院领导将败血症患者的死亡率降低了60%。通过对问题的深入了解，他们找到了预防不必要死亡的抓手。对问题的事后分析可以变成解决方案的序曲。

如果你研究的是一个非致命的问题，那还有其他的策略可以帮你深入研究。美国库根建筑设计事务所负责规划机场和学校等公共建筑，公司的两名建筑师希望预测老年人走在这些建筑物里时会遇到什么困难。该如何深入了解这个问题呢？或许可以采访一下老年人，问问他们的过往经历？陪他们一起走走，获取更加直观的感受？你也可以查阅事故报告，了解事故和跌倒发生的细节以及地点。不过，建筑师迈克·斯坦纳和萨曼莎·弗洛雷斯更进了一步。他们穿上了“年龄模拟服”，亲身体验了一把衰老的感觉。

斯坦纳向电台节目《此时此地》（Here & Now）的主持人这样描述他的模拟服：“服装配套的带子会降低你的肢体灵活性，还可以通过人为增重模拟人在衰老时的身体状况。肘部的束缚可以让你体会关节无法自由运动时的感受。随着年龄的增长，手指会逐渐失去灵活性，服装配套的手套就可以模拟这种状态。”服装的重量会让你感觉肢体笨重。护目镜模拟视力下降，耳机模拟听力下降。套鞋会模拟脚神经受损，让你更难察觉地面的位置。

斯坦纳和弗洛雷斯穿着这套服装走过达拉斯－沃思堡国际机场（商务旅客一定知道，这个机场真的去一次就能让人老一回）。“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弗洛雷斯在节目中表示，“就是穿上这套服装，我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到达不同的地方，所以需要时不时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因此机场内就需要有更多的长椅，要有更多的扶手让人们可以抓一下。通常，我们会把机场大厅设计成开阔的空间，以便容纳巨大的客流量。但如果你突然失去了平衡，或者只是需要休息一会儿，大厅里其实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你抓一抓、靠一靠。”他们还注意到，坡道会让人失去方向感，需要设计指示标语告知地面会出现倾斜。此外，如果在扶梯升降前只有两级平行于地面的台阶，要想站上扶梯就会很困难。库根建筑设计事务所现在会建议在机场的公共场所安装三步式的自动扶梯。

当你深入研究一个问题时，你到底在寻找什么？怎样才能一眼就发现潜在的杠杆和支点？正如冰岛的领导者所做的那样，在寻找可行迈克·斯坦纳和萨曼莎·弗洛雷斯更进了一步。他们穿上了“年龄模拟服”，亲身体验了一把衰老的感觉。

斯坦纳向电台节目《此时此地》（Here & Now）的主持人这样描述他的模拟服：“服装配套的带子会降低你的肢体灵活性，还可以通过人为增重模拟人在衰老时的身体状况。肘部的束缚可以让你体会关节无法自由运动时的感受。随着年龄的增长，手指会逐渐失去灵活性，服装配套的手套就可以模拟这种状态。”服装的重量会让你感觉肢体笨重。护目镜模拟视力下降，耳机模拟听力下降。套鞋会模拟脚神经受损，让你更难察觉地面的位置。

斯坦纳和弗洛雷斯穿着这套服装走过达拉斯－沃思堡国际机场（商务旅客一定知道，这个机场真的去一次就能让人老一回）。“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弗洛雷斯在节目中表示，“就是穿上这套服装，我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到达不同的地方，所以需要时不时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因此机场内就需要有更多的长椅，要有更多的扶手让人们可以抓一下。通常，我们会把机场大厅设计成开阔的空间，以便容纳巨大的客流量。但如果你突然失去了平衡，或者只是需要休息一会儿，大厅里其实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你抓一抓、靠一靠。”他们还注意到，坡道会让人失去方向感，需要设计指示标语告知地面会出现倾斜。此外，如果在扶梯升降前只有两级平行于地面的台阶，要想站上扶梯就会很困难。库根建筑设计事务所现在会建议在机场的公共场所安装三步式的自动扶梯。

当你深入研究一个问题时，你到底在寻找什么？怎样才能一眼就发现潜在的杠杆和支点？正如冰岛的领导者所做的那样，在寻找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