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是哪一天可能因为不同的国家和宗教而异。即使是上帝，据说也会在第七日安息，回顾他一周的工作。上帝是对的。俗话说，只工作不玩耍，聪明的孩子会变傻。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玩耍，正如我所说的，大多数学习是在安静思考下理解经验。我们需要时间和空间来反思在过去一周或一个月里哪些事情做得对，哪些事情本可以做得更好。没有反思，我们将永远不会改变或提高，或成为我们所能成为的一切。

我们需要有规律的作息时间来休息和思考，问题是我们现在必须自己安排，你不能指望组织或其他任何人为你做这件事，借助新技术这应该很容易。过去，大多数人每周工作5天，一年工作47周，这意味着一年有235个工作日，还有130天可以用来休息、玩耍和反思。我们可以每周花一天时间休息和玩耍，留下70天左右的时间用来反思和学习，我们也可以调整一下组合，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休息日也不一定非得是星期天。我们常常发觉周日是最安静的一天，受到的干扰比较少，可以安心工作，那么就让周五成为我们和朋友聚会的日子。重要的是，这不仅是我们的选择，也是我们的需要。没有社会惯例来指导我们，我们必须自我约束。

我习惯在早餐前步行40分钟，穿过我家对面的树林，这有助于我保持身体健康，但更重要的是，这让我的大脑放慢了运行的速度，我认为这是一种“漫无目的”的活动。我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去某个地方或做某件事上，而在这里，我只是行走或者如朋友所言的漫步，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如你感受到的，大自然最美妙之处在于它能不带评判地、包容地给人以安慰，它是一个绝佳伙伴。我一边走一—具体是哪一天可能因为不同的国家和宗教而异。即使是上帝，据说也会在第七日安息，回顾他一周的工作。上帝是对的。俗话说，只工作不玩耍，聪明的孩子会变傻。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玩耍，正如我所说的，大多数学习是在安静思考下理解经验。我们需要时间和空间来反思在过去一周或一个月里哪些事情做得对，哪些事情本可以做得更好。没有反思，我们将永远不会改变或提高，或成为我们所能成为的一切。

我们需要有规律的作息时间来休息和思考，问题是我们现在必须自己安排，你不能指望组织或其他任何人为你做这件事，借助新技术这应该很容易。过去，大多数人每周工作5天，一年工作47周，这意味着一年有235个工作日，还有130天可以用来休息、玩耍和反思。我们可以每周花一天时间休息和玩耍，留下70天左右的时间用来反思和学习，我们也可以调整一下组合，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休息日也不一定非得是星期天。我们常常发觉周日是最安静的一天，受到的干扰比较少，可以安心工作，那么就让周五成为我们和朋友聚会的日子。重要的是，这不仅是我们的选择，也是我们的需要。没有社会惯例来指导我们，我们必须自我约束。

我习惯在早餐前步行40分钟，穿过我家对面的树林，这有助于我保持身体健康，但更重要的是，这让我的大脑放慢了运行的速度，我认为这是一种“漫无目的”的活动。我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去某个地方或做某件事上，而在这里，我只是行走或者如朋友所言的漫步，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如你感受到的，大自然最美妙之处在于它能不带评判地、包容地给人以安慰，它是一个绝佳伙伴。我一边走一边发散思路，规划未来，回顾往昔。然后，我尝试超越日常琐事，展望未来几周我生活中的优先事项。我发现，我们的生活很容易被别人的日程打扰和占据。我需要确保我的生活不会被自己喜爱忙碌和对别人有求必应的本能掌控。

你可能会说，这是一种类似“行禅”的出世修炼，但我不认为这种行走的目的是从世间抽离，而是通过重建我的优先顺序来收回我对生活的控制权。为此，我必须逃离我的日常工作区域，进入另一个不同节奏的空间，在这里，键盘的敲击声被鸟鸣和树叶在风中的沙沙作响所取代。我的朋友戴维·珀尔创建了一家名为“街头智慧”（Street Wisdom）的新型社会企业。他或其他人邀请任何登录该网站的人加入一个小组，这个小组将在某个小镇或城市于特定时间和地点举办聚会，大家在附近的街道上行走几个小时，静静地观察周围发生的事，并在有兴趣的情况下与他们遇到的人交谈，反思他们经历的丰富多彩的生活，然后回到小组中讨论这次体验对他们的影响。这一切都是免费的，现在已经发展到世界各地。人们似乎很喜欢这种简单的模式，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漫无目的”的行走方式。边发散思路，规划未来，回顾往昔。然后，我尝试超越日常琐事，展望未来几周我生活中的优先事项。我发现，我们的生活很容易被别人的日程打扰和占据。我需要确保我的生活不会被自己喜爱忙碌和对别人有求必应的本能掌控。

你可能会说，这是一种类似“行禅”的出世修炼，但我不认为这种行走的目的是从世间抽离，而是通过重建我的优先顺序来收回我对生活的控制权。为此，我必须逃离我的日常工作区域，进入另一个不同节奏的空间，在这里，键盘的敲击声被鸟鸣和树叶在风中的沙沙作响所取代。我的朋友戴维·珀尔创建了一家名为“街头智慧”（Street Wisdom）的新型社会企业。他或其他人邀请任何登录该网站的人加入一个小组，这个小组将在某个小镇或城市于特定时间和地点举办聚会，大家在附近的街道上行走几个小时，静静地观察周围发生的事，并在有兴趣的情况下与他们遇到的人交谈，反思他们经历的丰富多彩的生活，然后回到小组中讨论这次体验对他们的影响。这一切都是免费的，现在已经发展到世界各地。人们似乎很喜欢这种简单的模式，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漫无目的”的行走方式。第10封信　保持小规模

1973年，英国和瑞士经济学家恩斯特·舒马赫出版了《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书名源于一位编辑的建议，尽管该书的主题其实是它的副标题：“基于人的重要性假设的经济学。”三年后，我曾经很想借用它作为我关于企业组织的新书的副标题，叫作“基于人的重要性假设的管理学”，因为这正是我想传达的理念的核心。我开始意识到，如果组织机构真的认识到人的重要性，那么就应该让他们在一个小到所有人都可以互相认识的环境里工作。毕竟你怎么能相信或依赖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呢？人类在人性化的组织规模下才能呈现出最佳状态。因此，小规模是人们做好自己工作的更好条件，甚至必需条件。

我在很大程度上受自己亲身经历的影响。在我开始工作的头7年中，我先后在壳牌石油公司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分公司工作。当时，以壳牌的标准来讲，这些分公司都只能算小公司。“公司”（compay）无疑是个恰当的词，因为它让我们感觉大家像是一群“伙伴”（compaio）。公司是一个工作家庭，我们都被照顾得很好，且彼此了解，有时甚至大家亲近得像是真正的家人。后来，我被调回位于伦敦的壳牌集团总部。我与格里共用一间能俯瞰泰晤士河美景的办公室，格里是我在伦敦总部唯一还算熟识的人，其他人都只是公司同事而已。当你认为你与某个人只是正式关系时，这就意味着你只能看到他正式角色的一面。你不了解通常也不会关心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所有的个人信息都隐藏在他们的正式头衔和职责之后。就像警察这样的公职人员经常会穿制服，以表明他们是以官方身份而不是以第10封信　保持小规模

1973年，英国和瑞士经济学家恩斯特·舒马赫出版了《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书名源于一位编辑的建议，尽管该书的主题其实是它的副标题：“基于人的重要性假设的经济学。”三年后，我曾经很想借用它作为我关于企业组织的新书的副标题，叫作“基于人的重要性假设的管理学”，因为这正是我想传达的理念的核心。我开始意识到，如果组织机构真的认识到人的重要性，那么就应该让他们在一个小到所有人都可以互相认识的环境里工作。毕竟你怎么能相信或依赖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呢？人类在人性化的组织规模下才能呈现出最佳状态。因此，小规模是人们做好自己工作的更好条件，甚至必需条件。

我在很大程度上受自己亲身经历的影响。在我开始工作的头7年中，我先后在壳牌石油公司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分公司工作。当时，以壳牌的标准来讲，这些分公司都只能算小公司。“公司”（compay）无疑是个恰当的词，因为它让我们感觉大家像是一群“伙伴”（compaio）。公司是一个工作家庭，我们都被照顾得很好，且彼此了解，有时甚至大家亲近得像是真正的家人。后来，我被调回位于伦敦的壳牌集团总部。我与格里共用一间能俯瞰泰晤士河美景的办公室，格里是我在伦敦总部唯一还算熟识的人，其他人都只是公司同事而已。当你认为你与某个人只是正式关系时，这就意味着你只能看到他正式角色的一面。你不了解通常也不会关心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所有的个人信息都隐藏在他们的正式头衔和职责之后。就像警察这样的公职人员经常会穿制服，以表明他们是以官方身份而不是以个人身份出现的。

我们在壳牌石油公司是不穿制服的，但公司有一条不成文的着装规则—灰西装加领带，得体却没有特点。我们把自我隐藏在工作头衔后面。我们的办公室门外有一个大铜牌，上面写着我们这个小部门的名字—“MKR/35”，铜牌下面的两个插槽用于将印有我们名字的卡片插在里面。这个信息对我来说很清楚，重要的是部门，而部门里的工作人员的名字是可以替换的。当我们给其他部门写备忘录或信件时，必须注明来自MKR/35而不是格里或查尔斯。格里似乎并不介意，然而我很介意。在这里，我不是我，而是一个“临时的角色占有者”，这是官僚机构中典型的非个人化用语，表明工作远比个人重要。我不再是一群伙伴中的一员，而是身处一个名为“组织”的复杂框架网络中。这个组织不过是一台负责安排工作的机器，但我并不甘于成为机器的一部分。

我理解，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多种石油产品的生产和交付是一项复杂任务，这需要以系统的方式依靠规则和流程来完成，但我不喜欢。我的工作在整个系统中只是很小一部分，它的内容都写在一份三页纸的“岗位说明书”里。岗位说明书最后有一行字：“权限：授权个人开支最高不超过10英镑。”这就是给我的发挥创造力或主动性的空间的极限了。这也代表了他们对我的信任程度—在我看来，真的不高。几年以后，我在明尼阿波利斯的雕塑公园里看到一座没有人穿的雨衣的雕像，写了《空雨衣》这本书，我认为这座雕像象征了大型组织看待员工的方式。从外面看好像有穿雨衣的人的轮廓，但实际上雨衣里空无一人。对于公司来说，员工就像国际象棋棋盘上的小兵，随个人身份出现的。

我们在壳牌石油公司是不穿制服的，但公司有一条不成文的着装规则—灰西装加领带，得体却没有特点。我们把自我隐藏在工作头衔后面。我们的办公室门外有一个大铜牌，上面写着我们这个小部门的名字—“MKR/35”，铜牌下面的两个插槽用于将印有我们名字的卡片插在里面。这个信息对我来说很清楚，重要的是部门，而部门里的工作人员的名字是可以替换的。当我们给其他部门写备忘录或信件时，必须注明来自MKR/35而不是格里或查尔斯。格里似乎并不介意，然而我很介意。在这里，我不是我，而是一个“临时的角色占有者”，这是官僚机构中典型的非个人化用语，表明工作远比个人重要。我不再是一群伙伴中的一员，而是身处一个名为“组织”的复杂框架网络中。这个组织不过是一台负责安排工作的机器，但我并不甘于成为机器的一部分。

我理解，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多种石油产品的生产和交付是一项复杂任务，这需要以系统的方式依靠规则和流程来完成，但我不喜欢。我的工作在整个系统中只是很小一部分，它的内容都写在一份三页纸的“岗位说明书”里。岗位说明书最后有一行字：“权限：授权个人开支最高不超过10英镑。”这就是给我的发挥创造力或主动性的空间的极限了。这也代表了他们对我的信任程度—在我看来，真的不高。几年以后，我在明尼阿波利斯的雕塑公园里看到一座没有人穿的雨衣的雕像，写了《空雨衣》这本书，我认为这座雕像象征了大型组织看待员工的方式。从外面看好像有穿雨衣的人的轮廓，但实际上雨衣里空无一人。对于公司来说，员工就像国际象棋棋盘上的小兵，随着游戏的进程被随意挪来挪去。

好消息是许多这样的工作岗位如今都已不复存在，它们的工作内容被新技术承担。从理论上讲，人们不再需要做这类工作。没有人会对这样的变化感到遗憾，我之前的工作如果换成你来做，你也不会比我更喜欢。然而，大型组织仍将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这构成了挑战。人类应该只做人类最擅长的事：团结一致，将事情尽可能明智、创造性、高效地做好。技术不应该去做那些人类更擅长的事情，反之亦然。即使意见有分歧，我们也可以在家庭里以及以家庭为单位的乡村中达到最好的团结。大城市是乡村的集合体，那么同时也就是家庭的集合体。伟大的辉格党政治家和哲学家埃德蒙·伯克称社会由“小单位”组成。诚如斯言。

为什么乡村和小单位要优于大型组织呢？因为它们是人性化的规模，允许你在里面以一个人而不是一个齿轮的方式存在。罗宾·邓巴教授广泛研究了从早期社会到现代社会各个年龄段的人类群体，得出邓巴数字：150。他说：“这是我们（能够）以个人化的方式认识、相信和产生情感纽带的人的最大数量……自从人类成为一个物种以来，就一直是150。”就像我在另一封信中所说的，人类没有改变。

以我的经验来说，150还是有点多，我更喜欢邓巴的另一个研究，即人们不同亲密等级的人数之间常常呈现3的倍数关系。我们可能只有5个非常熟悉并信任的密友；在下一个层次，有15个我们乐于相处的好朋友或伙伴；有45个偶尔见面或是一起工作的人；有135个我们会寄圣诞贺卡或在Facebook上保持联系的朋友。我发现，对我来说，工作团队的最佳规模是最多45个人。当一个管理者告诉我组织着游戏的进程被随意挪来挪去。

好消息是许多这样的工作岗位如今都已不复存在，它们的工作内容被新技术承担。从理论上讲，人们不再需要做这类工作。没有人会对这样的变化感到遗憾，我之前的工作如果换成你来做，你也不会比我更喜欢。然而，大型组织仍将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这构成了挑战。人类应该只做人类最擅长的事：团结一致，将事情尽可能明智、创造性、高效地做好。技术不应该去做那些人类更擅长的事情，反之亦然。即使意见有分歧，我们也可以在家庭里以及以家庭为单位的乡村中达到最好的团结。大城市是乡村的集合体，那么同时也就是家庭的集合体。伟大的辉格党政治家和哲学家埃德蒙·伯克称社会由“小单位”组成。诚如斯言。

为什么乡村和小单位要优于大型组织呢？因为它们是人性化的规模，允许你在里面以一个人而不是一个齿轮的方式存在。罗宾·邓巴教授广泛研究了从早期社会到现代社会各个年龄段的人类群体，得出邓巴数字：150。他说：“这是我们（能够）以个人化的方式认识、相信和产生情感纽带的人的最大数量……自从人类成为一个物种以来，就一直是150。”就像我在另一封信中所说的，人类没有改变。

以我的经验来说，150还是有点多，我更喜欢邓巴的另一个研究，即人们不同亲密等级的人数之间常常呈现3的倍数关系。我们可能只有5个非常熟悉并信任的密友；在下一个层次，有15个我们乐于相处的好朋友或伙伴；有45个偶尔见面或是一起工作的人；有135个我们会寄圣诞贺卡或在Facebook上保持联系的朋友。我发现，对我来说，工作团队的最佳规模是最多45个人。当一个管理者告诉我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