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关于这种模棱两可，参见安妮·科洛瓦勒，《雅克·希拉克与戴高乐主义》，第249—253页。(32)　罗伯特·埃尔吉，《1981—1991年法国总理的角色》，第82页。(33)　该报告发表于总理在总统选举失败后的1988年5月。米歇尔·克罗齐耶，《如何改革国家？三个国家，三种策略：瑞典、日本和美国》，《致公共职能与行政改革部部长报告》，巴黎，法兰西文献出版社，1988年。(34)　同上，第13—14页、24页。(35)　吉贝尔·拉弗楼，《法国质量计划》，《致国家、经济、财政和私有化部部长的报告》，1988年3月，第8页。(36)　埃尔韦·赛里耶斯，《创新任务汇报（第一阶段）》，1987年7月1日，第6页。(37)　埃尔韦·赛里耶斯，《创新任务汇报（第一阶段）》，第16页。(38)　参见米歇尔·福柯，《性史》，巴黎，伽里玛出版社，1984年，第2卷。(39)　总理在天顶音乐厅的演说，1988年1月13日星期三17时。(40)　参见1988年4月20日有关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现代化的通告。(41)　公共服务复兴计划伴随着对改革者言论普及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安排，方式是定期组织政府研讨会。(42)　罗卡尔总理通告，第3页。(43)　关于这些辩论的介绍，参见阿兰·贝尔古尼乌、热拉尔·格伦伯格，《政权的漫长悔恨：法国社会党（1905—1992）》，巴黎，法雅出版社，1992年，第446—453页。(44)　米歇尔·罗卡尔，国家行政学院1958届毕业生，财政监察员。(45)　米歇尔·罗卡尔，《在事实的考验下》，巴黎，瑟伊出版社，1985年，第154—157页。(31)　关于这种模棱两可，参见安妮·科洛瓦勒，《雅克·希拉克与戴高乐主义》，第249—253页。(32)　罗伯特·埃尔吉，《1981—1991年法国总理的角色》，第82页。(33)　该报告发表于总理在总统选举失败后的1988年5月。米歇尔·克罗齐耶，《如何改革国家？三个国家，三种策略：瑞典、日本和美国》，《致公共职能与行政改革部部长报告》，巴黎，法兰西文献出版社，1988年。(34)　同上，第13—14页、24页。(35)　吉贝尔·拉弗楼，《法国质量计划》，《致国家、经济、财政和私有化部部长的报告》，1988年3月，第8页。(36)　埃尔韦·赛里耶斯，《创新任务汇报（第一阶段）》，1987年7月1日，第6页。(37)　埃尔韦·赛里耶斯，《创新任务汇报（第一阶段）》，第16页。(38)　参见米歇尔·福柯，《性史》，巴黎，伽里玛出版社，1984年，第2卷。(39)　总理在天顶音乐厅的演说，1988年1月13日星期三17时。(40)　参见1988年4月20日有关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现代化的通告。(41)　公共服务复兴计划伴随着对改革者言论普及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安排，方式是定期组织政府研讨会。(42)　罗卡尔总理通告，第3页。(43)　关于这些辩论的介绍，参见阿兰·贝尔古尼乌、热拉尔·格伦伯格，《政权的漫长悔恨：法国社会党（1905—1992）》，巴黎，法雅出版社，1992年，第446—453页。(44)　米歇尔·罗卡尔，国家行政学院1958届毕业生，财政监察员。(45)　米歇尔·罗卡尔，《在事实的考验下》，巴黎，瑟伊出版社，1985年，第154—157页。(46)　有关科学评价委员会的创建，参见万桑·斯彭勒豪尔，《公共政策评估》，第529—538页。(47)　关于建立责任中心的更多细节，参见利昂内尔·沙迪，《行政面对管理：法国行政中的责任中心计划》，巴黎，拉马丹出版社，1997年，第60—63页；洛约克·多奈尔，《责任中心或公共服务复兴？》，载《法国公共行政杂志》第57期，1991年1—3月，第144—152页。(48)　利昂内尔·沙迪，《行政面对管理》，第33—41页。(49)　关于行政现代化政策对行政法的挑战，参见雅克·卡约斯，《法国政府是否应该逃避行政法规以应对效率挑战》，载《政策与公共管理》第7卷第2期，1989年6月；《国家现代化：行政法律模式的变化》，《法律时事-行政法》，1991年11月20日。(50)　关于“传递者”的角色及其对应的知识，参见让-米歇尔·埃梅里，《国家守卫者：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的社会学》，社会学博士论文，巴黎第一大学，1999年，第658—668页。(51)　“质量”一词的持续存在呼应了希拉克政府1986年至1988年期间的言论和措施。(52)　贝尔纳·佩舍尔，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先后担任预算局高级官员（1976—1981）、预算局局长（洛朗·法比尤斯）办公室技术顾问、工业与研究部部长（同样还是洛朗·法比尤斯）办公室副主任、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审查官（1985）、共和国总统社会顾问（1988—1989）。(53)　关于这种冲突的详细刻画，参见利昂内尔·沙迪，《行政面对管理》，第48—60页。(54)　马蒂亚斯·芬格，《新公共管理：失败的辩论》，载《瑞士政治学评论》第1卷第4期，1995年，第133—148页。(55)　保罗·皮尔逊，《路径依赖、递增效益与政治研究》。(46)　有关科学评价委员会的创建，参见万桑·斯彭勒豪尔，《公共政策评估》，第529—538页。(47)　关于建立责任中心的更多细节，参见利昂内尔·沙迪，《行政面对管理：法国行政中的责任中心计划》，巴黎，拉马丹出版社，1997年，第60—63页；洛约克·多奈尔，《责任中心或公共服务复兴？》，载《法国公共行政杂志》第57期，1991年1—3月，第144—152页。(48)　利昂内尔·沙迪，《行政面对管理》，第33—41页。(49)　关于行政现代化政策对行政法的挑战，参见雅克·卡约斯，《法国政府是否应该逃避行政法规以应对效率挑战》，载《政策与公共管理》第7卷第2期，1989年6月；《国家现代化：行政法律模式的变化》，《法律时事-行政法》，1991年11月20日。(50)　关于“传递者”的角色及其对应的知识，参见让-米歇尔·埃梅里，《国家守卫者：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的社会学》，社会学博士论文，巴黎第一大学，1999年，第658—668页。(51)　“质量”一词的持续存在呼应了希拉克政府1986年至1988年期间的言论和措施。(52)　贝尔纳·佩舍尔，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先后担任预算局高级官员（1976—1981）、预算局局长（洛朗·法比尤斯）办公室技术顾问、工业与研究部部长（同样还是洛朗·法比尤斯）办公室副主任、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审查官（1985）、共和国总统社会顾问（1988—1989）。(53)　关于这种冲突的详细刻画，参见利昂内尔·沙迪，《行政面对管理》，第48—60页。(54)　马蒂亚斯·芬格，《新公共管理：失败的辩论》，载《瑞士政治学评论》第1卷第4期，1995年，第133—148页。(55)　保罗·皮尔逊，《路径依赖、递增效益与政治研究》。(56)　借用斯蒂芬·斯科沃伦克所言“正统的革新者”，《政治总统决定》，第41页。(57)　总理于1988年12月9日向国民议会宣布了一项关于公共服务的倡议（准备中的通告），旨在“提高高级公职人员队伍对社会关系的敏感度、激励公职人员、增加人员流动性、解决不同公共服务部门遇到的‘具体问题’，同时该预备通告还建议在罢工活动中保障公共服务用户的权益”（《世界报》，1988年12月12日）。(58)　1988年11月16日，政府与7个公职工会中的5个（法国工人民主联盟，公务员工会，天主教工会联盟，法国干部总会，国家教育联盟）签署了一项被认为对公职系统有利的工资协议，这是1985年以来这些公职工会首次共同签署协议。(59)　杜拉弗协议希望通过调整B、C、D类工资级别来上调公职人员薪酬。从长远来看甚至会取消D类工资级别。(60)　这种制度化是在工会组织分裂的背景下发生的。(56)　借用斯蒂芬·斯科沃伦克所言“正统的革新者”，《政治总统决定》，第41页。(57)　总理于1988年12月9日向国民议会宣布了一项关于公共服务的倡议（准备中的通告），旨在“提高高级公职人员队伍对社会关系的敏感度、激励公职人员、增加人员流动性、解决不同公共服务部门遇到的‘具体问题’，同时该预备通告还建议在罢工活动中保障公共服务用户的权益”（《世界报》，1988年12月12日）。(58)　1988年11月16日，政府与7个公职工会中的5个（法国工人民主联盟，公务员工会，天主教工会联盟，法国干部总会，国家教育联盟）签署了一项被认为对公职系统有利的工资协议，这是1985年以来这些公职工会首次共同签署协议。(59)　杜拉弗协议希望通过调整B、C、D类工资级别来上调公职人员薪酬。从长远来看甚至会取消D类工资级别。(60)　这种制度化是在工会组织分裂的背景下发生的。第六部分

“战略型国家”的起源或新公共管理在国

家改革中日益增长的影响（1991—

1997）

1990年代初，围绕新的改革构型，行政改革结构再次得到了优化。在公众言论中，“行政现代化”逐渐成了“国家现代化”，1993—1995年，口号又变成了“国家改革”。这一语义上的变化并非偶然，它表明了改革剧目的内容和专门知识的迅速演变，也反映出了决定着改革形式的规章制度的转变，以及1990年代初国际环境的变化。1984—1991年以及1991—1997年，这两个时期的差异对比结果惊人。1980年代的“现代化”理念源于罗伯特·D.帕特南和B.盖伊·彼得斯提出的行政管理“内部博弈”，要求既要努力提高行政体系的效率，又(1)要获得公职人员的理解和支持。这种干预模式有利于审慎引进一些新型管理手段（评估、质量圈、责任中心），而又不用改变原有的规章制度。1991—1997年，标签为“国家改革”的政策发生了若干重第六部分

“战略型国家”的起源或新公共管理在国

家改革中日益增长的影响（1991—

1997）

1990年代初，围绕新的改革构型，行政改革结构再次得到了优化。在公众言论中，“行政现代化”逐渐成了“国家现代化”，1993—1995年，口号又变成了“国家改革”。这一语义上的变化并非偶然，它表明了改革剧目的内容和专门知识的迅速演变，也反映出了决定着改革形式的规章制度的转变，以及1990年代初国际环境的变化。1984—1991年以及1991—1997年，这两个时期的差异对比结果惊人。1980年代的“现代化”理念源于罗伯特·D.帕特南和B.盖伊·彼得斯提出的行政管理“内部博弈”，要求既要努力提高行政体系的效率，又(1)要获得公职人员的理解和支持。这种干预模式有利于审慎引进一些新型管理手段（评估、质量圈、责任中心），而又不用改变原有的规章制度。1991—1997年，标签为“国家改革”的政策发生了若干重大变化：其一是对法国行政体系历史“行为方式”的危机诊断；其二是改革方案的内容发生了转变，它开始从受到新公共管理理念与工具启发而形成的全面而系统的理论中汲取养分。各届总理们倾向于支持更加积极主动且更加全面的改革方案，希望根据关于重组的新管理主义模式重新思考整个国家的结构。最终目标是对中央行政机关（负责公共政策的构想、推进、评估和操作）进行重组，使其与专门负责具体操作的部门区分开来，即国家权力下放部门、半公有部门和一些负责公共财富生产的私有部门。对某些政治行为者和高级官员群体而言，改革剧目俨然成为旨在通过重组政府、修改权限、改变官僚制度，来重新确定行政管理能力和行政运作的“外部”博弈。这种“外部博弈”喜欢强调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对立，它将国家机器看作一种明确的结构，一种可以通过重组来达到新目的的结构。改革剧目就这样发生着改变。它主张通过全面计划来对行政体系进行全面改组，还提倡加强领导能力；它系统地引进新型管理手段（效益文化、绩效考量、中央行政重组、契约化），成为严谨学说里不可或缺的构成元素。我们将第五次改革构型所对应的改革剧目称为关于重组的新管理主义剧目。

这样的社会状况向社会学家们抛出了三个难题。为何公众口中的“行政现代化”逐渐变成了“国家改革”？如何理解新公共管理运动在1990年代获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功，而在1980年代提倡“公共管理”理念的专家团体却未能在中央占有一席之地，也没有奠定制度基础和司法权力呢？如何把握1990年代专门知识和改革政策向综合学说转变的过程，以及1980年代的改革剧目更侧重对管理工具的尝试性引入而非质疑行政体系的构成性规则呢？要想弄清这些问题，我们就必大变化：其一是对法国行政体系历史“行为方式”的危机诊断；其二是改革方案的内容发生了转变，它开始从受到新公共管理理念与工具启发而形成的全面而系统的理论中汲取养分。各届总理们倾向于支持更加积极主动且更加全面的改革方案，希望根据关于重组的新管理主义模式重新思考整个国家的结构。最终目标是对中央行政机关（负责公共政策的构想、推进、评估和操作）进行重组，使其与专门负责具体操作的部门区分开来，即国家权力下放部门、半公有部门和一些负责公共财富生产的私有部门。对某些政治行为者和高级官员群体而言，改革剧目俨然成为旨在通过重组政府、修改权限、改变官僚制度，来重新确定行政管理能力和行政运作的“外部”博弈。这种“外部博弈”喜欢强调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对立，它将国家机器看作一种明确的结构，一种可以通过重组来达到新目的的结构。改革剧目就这样发生着改变。它主张通过全面计划来对行政体系进行全面改组，还提倡加强领导能力；它系统地引进新型管理手段（效益文化、绩效考量、中央行政重组、契约化），成为严谨学说里不可或缺的构成元素。我们将第五次改革构型所对应的改革剧目称为关于重组的新管理主义剧目。

这样的社会状况向社会学家们抛出了三个难题。为何公众口中的“行政现代化”逐渐变成了“国家改革”？如何理解新公共管理运动在1990年代获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功，而在1980年代提倡“公共管理”理念的专家团体却未能在中央占有一席之地，也没有奠定制度基础和司法权力呢？如何把握1990年代专门知识和改革政策向综合学说转变的过程，以及1980年代的改革剧目更侧重对管理工具的尝试性引入而非质疑行政体系的构成性规则呢？要想弄清这些问题，我们就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