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博弈中的新条件。与前一时期相比，1970年代下半叶地方分权政策的重要性及其地位发生了三大变化。

首先，地方分权政策成为补充赋权改革的公共政策。1977年政府设立专门负责地方政府事宜的国务秘书（由马克·贝康担任），表明地方民选代表已受到特别关注和特殊待遇。地方分权政策不再是强制地方政府重组并拓展国家行动影响范围的自上而下的融合性政策。皮埃尔·格雷米翁认为，1976年的吉夏尔报告表明“公共部门今后将分(57)为三个子系统：国家、地方政府、健康与安全系统”。基于新的力量关系出现，国家改革在政治行动者们的眼中也发生着改变，它不再是整合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而更多的是国家与地方之间权限的分离与移交。皮埃尔·里夏尔完美地表述了这种分离。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专属权限至关重要。只要国家在某件事情上有些许介入，即使理论上是极少的，那么这种介入将以惊人的速度漫溢开来，并迅速取代地方行政部门。应该将地方分权视为国家与地方的分离。必须切断连接巴黎与外省的脐带，避免(58)任何程序返回巴黎。”

因此，地方分权不再被认为是“国家”的整合重组，而是分散解体的过程。似乎德斯坦派精英们已经接受，福利国家的扩大不仅意味着通过承认地方精英的合法地位来增加代表性，还意味着应将权力的执行移交给其他机构，以便更好地分担政策责任，从而减少国家精英需要承担的政策失败可能带来的责难。这种对地方分权思考方式的转变并未在总统选举前带来实际上的地方分权。但是观念的改变至关重(59)要，参议院关于1978年法律总则展开的辩论便是很好的体现。治博弈中的新条件。与前一时期相比，1970年代下半叶地方分权政策的重要性及其地位发生了三大变化。

首先，地方分权政策成为补充赋权改革的公共政策。1977年政府设立专门负责地方政府事宜的国务秘书（由马克·贝康担任），表明地方民选代表已受到特别关注和特殊待遇。地方分权政策不再是强制地方政府重组并拓展国家行动影响范围的自上而下的融合性政策。皮埃尔·格雷米翁认为，1976年的吉夏尔报告表明“公共部门今后将分(57)为三个子系统：国家、地方政府、健康与安全系统”。基于新的力量关系出现，国家改革在政治行动者们的眼中也发生着改变，它不再是整合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而更多的是国家与地方之间权限的分离与移交。皮埃尔·里夏尔完美地表述了这种分离。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专属权限至关重要。只要国家在某件事情上有些许介入，即使理论上是极少的，那么这种介入将以惊人的速度漫溢开来，并迅速取代地方行政部门。应该将地方分权视为国家与地方的分离。必须切断连接巴黎与外省的脐带，避免(58)任何程序返回巴黎。”

因此，地方分权不再被认为是“国家”的整合重组，而是分散解体的过程。似乎德斯坦派精英们已经接受，福利国家的扩大不仅意味着通过承认地方精英的合法地位来增加代表性，还意味着应将权力的执行移交给其他机构，以便更好地分担政策责任，从而减少国家精英需要承担的政策失败可能带来的责难。这种对地方分权思考方式的转变并未在总统选举前带来实际上的地方分权。但是观念的改变至关重(59)要，参议院关于1978年法律总则展开的辩论便是很好的体现。与对行政相对人的捍卫相同，剧目发生转变的动力在于改革构型的改变以及与地方民选代表权力关系的转变。自从1969年全民公投失败、1971年市政选举以来，地方民选代表逐渐成为国家政治博弈中的关键因素，从而促进了地方分权观念的转变。自1974年起，所有迹象都表明，国家显然在寻求地方民选代表的支持：在内政部部长克里斯蒂安·包奈和地方行政区域国务秘书马克·贝康的干预下，获得民选代表支持并鼓励其积极参与改革成为最主要准则；吉夏尔委员会主要由地方民选代表组成；政府于1977年向所有法国市长发起大规(60)模的意见征求活动，询问他们对可能发生的改革的看法和期望。此外，1975年11月共和国总统公开宣布地方仍然拥有1972年7月法律所(61)规定的权力，这对地方民选代表来说是关系调和的真正保证，同时证实了政府已抛弃中间派激进党领导人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所拥护的思想。自此，尤其是在1978年立法选举后，巴尔政府发起地方分权运动，然而此时的地方分权政策只是一种开放式过程，并没有真正规定严格的指导或执行标准。而地方民选代表对参与其中的需求愈发强烈。法律形式（即法律总则的形式）象征公共权力机关所采取的策略。政府行动则基于与民选代表的协商谈判。1978年12月19日在部长会议上通过的提案最终由参议院于1980年4月22日投票通过，如此缓慢的辩论过程使得人们更加重视改革的程序性与参与度方面，而(62)相对轻视明确方针的制定。媒体当然不忘强调政府意图的模糊性。相较于构成行政相对人改良主义的法律文本，地方分权举措更为重视地方民选代表的参与。因此在没有固定指导方针的情况下，政府仍可通过管制性措施保持对局势的控制。

议会辩论最终呈现出惊人逆转。1960年代的行政改革曾包含着与对行政相对人的捍卫相同，剧目发生转变的动力在于改革构型的改变以及与地方民选代表权力关系的转变。自从1969年全民公投失败、1971年市政选举以来，地方民选代表逐渐成为国家政治博弈中的关键因素，从而促进了地方分权观念的转变。自1974年起，所有迹象都表明，国家显然在寻求地方民选代表的支持：在内政部部长克里斯蒂安·包奈和地方行政区域国务秘书马克·贝康的干预下，获得民选代表支持并鼓励其积极参与改革成为最主要准则；吉夏尔委员会主要由地方民选代表组成；政府于1977年向所有法国市长发起大规(60)模的意见征求活动，询问他们对可能发生的改革的看法和期望。此外，1975年11月共和国总统公开宣布地方仍然拥有1972年7月法律所(61)规定的权力，这对地方民选代表来说是关系调和的真正保证，同时证实了政府已抛弃中间派激进党领导人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所拥护的思想。自此，尤其是在1978年立法选举后，巴尔政府发起地方分权运动，然而此时的地方分权政策只是一种开放式过程，并没有真正规定严格的指导或执行标准。而地方民选代表对参与其中的需求愈发强烈。法律形式（即法律总则的形式）象征公共权力机关所采取的策略。政府行动则基于与民选代表的协商谈判。1978年12月19日在部长会议上通过的提案最终由参议院于1980年4月22日投票通过，如此缓慢的辩论过程使得人们更加重视改革的程序性与参与度方面，而(62)相对轻视明确方针的制定。媒体当然不忘强调政府意图的模糊性。相较于构成行政相对人改良主义的法律文本，地方分权举措更为重视地方民选代表的参与。因此在没有固定指导方针的情况下，政府仍可通过管制性措施保持对局势的控制。

议会辩论最终呈现出惊人逆转。1960年代的行政改革曾包含着地方分权运动，而如今正是地方政府改革和地方分权运动导致了“对国家机器的质疑”。地方行政区域国务秘书马克·贝康认为，他和内政部部长克里斯蒂安·包奈共同捍卫的法律总则草案，构成了“对国家机器的质疑胜过对地方政府的质疑”，其主旨即“给予省和市镇民选(63)代表们所希望的除具有国家主权性质的一切”。国家行政改革不仅后行于地方分权运动，而且实际上是后者间接的和所期望的结果。从制定政府计划开始，所选择的战略似乎就明确属于间接行动战略的范围；爱丽舍宫针对在朗布依埃举办的政府管理研讨会发表声明，“共和国总统对会议作出总结，去年6月20日参议院全体议员一致表达了扩大地方责任的愿望，但若没有相应的国家行政改革，扩大地方责任(64)的愿望也无法实现”。优先级别完全被颠倒，行政改革成为强化地方政府权力而间接导致的结果。人们逐渐从地方分权的行政概念和理性化概念向地方分权的政治概念和外部性概念转变，这种转变更加强调职能的转移、地方权力的加强、冲突的外化，以及如皮埃尔·里夏尔所说的“负担和烦恼”的外化。吉夏尔的报告极好地解释了这种新的策略：“地方分权运动所要达到的，是减少需要通过国家民主来解决的冲突数量（但实际上民主运动触及的是领导机构的内部），增加(65)可以通过地方民主来解决的冲突数量。”今后需要“分散争议”，也就是说将冲突和责任从“中央-国家”向“周边-地方政府”转移。

正如1974年至1981年间实行的地方分权以及捍卫行政相对人利益这两项政策，尽管它们依靠不同的原动力，却秉持相同的理念，即通过加强各社会团体、行政相对人和地方民选代表的权力来改革国家行政，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着明显差别（一些法律总则只规定程序而非实质内容，没有公布明确的规范，给管理以充分自由）。地方分权运动，而如今正是地方政府改革和地方分权运动导致了“对国家机器的质疑”。地方行政区域国务秘书马克·贝康认为，他和内政部部长克里斯蒂安·包奈共同捍卫的法律总则草案，构成了“对国家机器的质疑胜过对地方政府的质疑”，其主旨即“给予省和市镇民选(63)代表们所希望的除具有国家主权性质的一切”。国家行政改革不仅后行于地方分权运动，而且实际上是后者间接的和所期望的结果。从制定政府计划开始，所选择的战略似乎就明确属于间接行动战略的范围；爱丽舍宫针对在朗布依埃举办的政府管理研讨会发表声明，“共和国总统对会议作出总结，去年6月20日参议院全体议员一致表达了扩大地方责任的愿望，但若没有相应的国家行政改革，扩大地方责任(64)的愿望也无法实现”。优先级别完全被颠倒，行政改革成为强化地方政府权力而间接导致的结果。人们逐渐从地方分权的行政概念和理性化概念向地方分权的政治概念和外部性概念转变，这种转变更加强调职能的转移、地方权力的加强、冲突的外化，以及如皮埃尔·里夏尔所说的“负担和烦恼”的外化。吉夏尔的报告极好地解释了这种新的策略：“地方分权运动所要达到的，是减少需要通过国家民主来解决的冲突数量（但实际上民主运动触及的是领导机构的内部），增加(65)可以通过地方民主来解决的冲突数量。”今后需要“分散争议”，也就是说将冲突和责任从“中央-国家”向“周边-地方政府”转移。

正如1974年至1981年间实行的地方分权以及捍卫行政相对人利益这两项政策，尽管它们依靠不同的原动力，却秉持相同的理念，即通过加强各社会团体、行政相对人和地方民选代表的权力来改革国家行政，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着明显差别（一些法律总则只规定程序而非实质内容，没有公布明确的规范，给管理以充分自由）。(1)　《世界报》，1974年10月17日。(2)　参见近似于共和国调解人身份的高级官员起草的首份总结（B.圣托里尼，《用户委员会》，载《行政杂志》第167期，1975年9—10月）。(3)　参见贝内迪科特·德洛内，《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间关系的改善：对1945年以来行政改革的研究》，巴黎，法律与判例出版社，1993年，第150—151页。(4)　根据默里·埃德尔曼的表述，《作为象征性行动的政治》，芝加哥，马尔坎出版社，1971年。(5)　让-古斯塔夫·帕迪奥洛，《具体国家》，第61页。(6)　从新闻标题即可证明。《面对政府，法国民众掌握了话语权：雅克·希拉克桌上的用户委员会文件》，载《费加罗报》，1975年10月16日。(7)　让-古斯塔夫·帕迪奥洛，《具体国家》，第72页。(8)　自1971年1月至沙邦-戴尔马政府执政结束。(9)　安妮·科洛瓦勒认真分析了总理“权力薄弱”的总体处境，根据她的说法：希拉克“为了成为总理而不得不先成为党派首脑”，“为了成为执政者而不得不先成为政治家”（安妮·科洛瓦勒，《雅克·希拉克与戴高乐主义》，第67—79页）。(10)　让-古斯塔夫·帕迪奥洛，《具体国家》，第81—112页。(11)　若想了解1978年前判例法的总体情况，参见布鲁诺·拉塞尔、诺埃尔·勒努瓦、贝尔纳·斯蒂恩，《行政透明》，第60—66页。(12)　吉尔·让诺认为，四份法律文件（1978—1979年间颁布的关于行政文件获取和行政决定动机阐述的两项法律，以及1978年1月6日颁布的关于信息、文件和自由的法律，1979年1月3日颁布的推动档案公开的法律）“促进了私营部门以及经济生活领域中知情权的产生，并直接关系到消费者运动的兴起”，因此许多加强消费者权利的法律在这段时期被表决通(1)　《世界报》，1974年10月17日。(2)　参见近似于共和国调解人身份的高级官员起草的首份总结（B.圣托里尼，《用户委员会》，载《行政杂志》第167期，1975年9—10月）。(3)　参见贝内迪科特·德洛内，《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间关系的改善：对1945年以来行政改革的研究》，巴黎，法律与判例出版社，1993年，第150—151页。(4)　根据默里·埃德尔曼的表述，《作为象征性行动的政治》，芝加哥，马尔坎出版社，1971年。(5)　让-古斯塔夫·帕迪奥洛，《具体国家》，第61页。(6)　从新闻标题即可证明。《面对政府，法国民众掌握了话语权：雅克·希拉克桌上的用户委员会文件》，载《费加罗报》，1975年10月16日。(7)　让-古斯塔夫·帕迪奥洛，《具体国家》，第72页。(8)　自1971年1月至沙邦-戴尔马政府执政结束。(9)　安妮·科洛瓦勒认真分析了总理“权力薄弱”的总体处境，根据她的说法：希拉克“为了成为总理而不得不先成为党派首脑”，“为了成为执政者而不得不先成为政治家”（安妮·科洛瓦勒，《雅克·希拉克与戴高乐主义》，第67—79页）。(10)　让-古斯塔夫·帕迪奥洛，《具体国家》，第81—112页。(11)　若想了解1978年前判例法的总体情况，参见布鲁诺·拉塞尔、诺埃尔·勒努瓦、贝尔纳·斯蒂恩，《行政透明》，第60—66页。(12)　吉尔·让诺认为，四份法律文件（1978—1979年间颁布的关于行政文件获取和行政决定动机阐述的两项法律，以及1978年1月6日颁布的关于信息、文件和自由的法律，1979年1月3日颁布的推动档案公开的法律）“促进了私营部门以及经济生活领域中知情权的产生，并直接关系到消费者运动的兴起”，因此许多加强消费者权利的法律在这段时期被表决通过。（吉尔·让诺，《公共服务用户》，第110页）。(13)　若想获得关于这些法律文本的清晰解释，参见布鲁诺·拉塞尔等，《行政透明》，第106—119页；J.拉韦西埃，《行政信息与透明度》，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1—35页；贝内迪科特·德洛内，《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间关系的改善》。(14)　1978年7月17日颁布的关于获取行政文件自由的法律规定了查阅行政文件的权利。政府文件通告权，此法意味着如果政府被提出要求，那么政府应承认要求的合理性，既然这些要求是符合政府文件通告法的条文。任何一位行政相对人都有权知悉政府文件，文件以统一形式定义（来自国家政府部门、地方政府或公共组织的文书、记录、自动处理的无记名信息，无论这些是报告、研究、汇报、笔录、统计、命令、指示，还是内阁公文和答复、意见）。在讨论1979年7月11日法令时，参议员蒂罗的修正案促使了记名文件也将被准许向当事人公开。国会议员在此信息权利法的编纂中增加了行政文件获取委员会的创设。(15)　若要对这些法律文件的贡献有准确而细致的了解，参见贝内迪科特·德洛内，《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间关系的改善》，第二章《行政文件获取权的发展》，第501—617页。(16)　参见贝内迪科特·德洛内，《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间关系的改善》，第二章《行政文件获取权的发展》，第458—500页。(17)　布卢瓦公开讲话中明确了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规定了公民在行政当局做出决定后进行上诉的可能，要求政府部门向提出质疑的当事人说行政决定的理由，并要求面向来自企业、工会组织、行业组织的专家和负责人以及自由职业者和大学教员开放高级公职岗位的招聘。(18)　例如：调整津贴的裁判权以加快手续的办理，取消向市政厅申报外籍工作者的就业情况，简化狩猎许可证的发放程序、批准老年人在丧失工作能力时能够领取老年保险和护理补助。过。（吉尔·让诺，《公共服务用户》，第110页）。(13)　若想获得关于这些法律文本的清晰解释，参见布鲁诺·拉塞尔等，《行政透明》，第106—119页；J.拉韦西埃，《行政信息与透明度》，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1—35页；贝内迪科特·德洛内，《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间关系的改善》。(14)　1978年7月17日颁布的关于获取行政文件自由的法律规定了查阅行政文件的权利。政府文件通告权，此法意味着如果政府被提出要求，那么政府应承认要求的合理性，既然这些要求是符合政府文件通告法的条文。任何一位行政相对人都有权知悉政府文件，文件以统一形式定义（来自国家政府部门、地方政府或公共组织的文书、记录、自动处理的无记名信息，无论这些是报告、研究、汇报、笔录、统计、命令、指示，还是内阁公文和答复、意见）。在讨论1979年7月11日法令时，参议员蒂罗的修正案促使了记名文件也将被准许向当事人公开。国会议员在此信息权利法的编纂中增加了行政文件获取委员会的创设。(15)　若要对这些法律文件的贡献有准确而细致的了解，参见贝内迪科特·德洛内，《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间关系的改善》，第二章《行政文件获取权的发展》，第501—617页。(16)　参见贝内迪科特·德洛内，《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间关系的改善》，第二章《行政文件获取权的发展》，第458—500页。(17)　布卢瓦公开讲话中明确了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规定了公民在行政当局做出决定后进行上诉的可能，要求政府部门向提出质疑的当事人说行政决定的理由，并要求面向来自企业、工会组织、行业组织的专家和负责人以及自由职业者和大学教员开放高级公职岗位的招聘。(18)　例如：调整津贴的裁判权以加快手续的办理，取消向市政厅申报外籍工作者的就业情况，简化狩猎许可证的发放程序、批准老年人在丧失工作能力时能够领取老年保险和护理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