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你怎么才能预先知晓哪些女性最有可能成为凶杀案的受害者呢？在这个问题的指引下，邓恩发现了杰奎琳·坎贝尔的研究。坎贝尔是一名护士，也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家庭暴力的领军人物。在职业生涯的初期，坎贝尔意识到了家庭暴力的普遍性。在读护理学硕士期间，她曾与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当地的警察局合作，查阅过所有涉及女性被丈夫、男友或者前夫、前男友谋杀的案件。（如果一位女性被谋杀，凶手符合上述身份的概率接近50%。）

她看过的不少文件都附有犯罪现场的照片，其中一个场景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中。照片中一名妇女被铐在椅子上，死于枪伤。她丈夫开枪射中了她的太阳穴。犯罪现场非常恐怖，但还有一个细节吸引了坎贝尔的注意——死者的手臂上打了石膏。档案显示，她的尺骨骨折了（人的前臂有两根平行的骨头，一根是尺骨，另一根是桡骨）。发生事故时，通常都是这两根骨头同时骨折，或者只是桡骨骨折。只折断尺骨的情况比较罕见，这意味着患者是因防御而受伤。可以推测出，这名妇女当时正举起手臂保护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被某个硬物砸断了骨头。

但令坎贝尔吃惊的并不是受伤本身，毕竟，她看过的每一份文件都有生理摧残。真正让她震惊的是死者手臂上打的石膏。因为石膏意味着该妇女生前向医疗体系寻求过帮助，但没人愿意或者能够保护她免受进一步的伤害。坎贝尔表示：“因此我认为，我需要与遭受虐待的女性合作。”

坎贝尔开始研究从家暴升级为谋杀的规律。有些危险因素是可以预见的，比如施虐者持有枪支或者酗酒成性。还有一些因素则不那么但是你怎么才能预先知晓哪些女性最有可能成为凶杀案的受害者呢？在这个问题的指引下，邓恩发现了杰奎琳·坎贝尔的研究。坎贝尔是一名护士，也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家庭暴力的领军人物。在职业生涯的初期，坎贝尔意识到了家庭暴力的普遍性。在读护理学硕士期间，她曾与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当地的警察局合作，查阅过所有涉及女性被丈夫、男友或者前夫、前男友谋杀的案件。（如果一位女性被谋杀，凶手符合上述身份的概率接近50%。）

她看过的不少文件都附有犯罪现场的照片，其中一个场景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中。照片中一名妇女被铐在椅子上，死于枪伤。她丈夫开枪射中了她的太阳穴。犯罪现场非常恐怖，但还有一个细节吸引了坎贝尔的注意——死者的手臂上打了石膏。档案显示，她的尺骨骨折了（人的前臂有两根平行的骨头，一根是尺骨，另一根是桡骨）。发生事故时，通常都是这两根骨头同时骨折，或者只是桡骨骨折。只折断尺骨的情况比较罕见，这意味着患者是因防御而受伤。可以推测出，这名妇女当时正举起手臂保护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被某个硬物砸断了骨头。

但令坎贝尔吃惊的并不是受伤本身，毕竟，她看过的每一份文件都有生理摧残。真正让她震惊的是死者手臂上打的石膏。因为石膏意味着该妇女生前向医疗体系寻求过帮助，但没人愿意或者能够保护她免受进一步的伤害。坎贝尔表示：“因此我认为，我需要与遭受虐待的女性合作。”

坎贝尔开始研究从家暴升级为谋杀的规律。有些危险因素是可以预见的，比如施虐者持有枪支或者酗酒成性。还有一些因素则不那么明显：如果伴侣中施虐的一方失业了，那么受害者的风险就会更大。基于这些数据的规律，坎贝尔开发了一种“危险评估”工具，多次验证显示，该工具可以准确预测伴侣杀人案的发生。该工具的最新版本会要求女性受虐者在日历上标出过去一年间她们每次被家暴的大致日期，然后回答关于施虐者的20个判断题，包括：

·他失业了吗？

·他是否威胁要伤害孩子？

·他是否控制了你的大部分或者全部日常活动？例如：

他是否规定你可以和谁做朋友，何时可以见家人，可以花多少钱，或者什么时候可以开车？

多年后，已经成为珍妮·盖格危机中心高管的凯莉·邓恩意识到，坎贝尔的危险评估工具就是一种预警系统，本可以用来防止多萝茜的遇害。假如多萝茜填写过这份问卷，她最终的评估分数就是18分（满分为20分），意味着“极度危险”。坎贝尔的工具为援助者争取到了在最坏的情况发生之前进行干预的时间。现在邓恩必须弄清楚应该如何利用这段时间。

2005年，邓恩筹建了“家庭暴力高风险团队”，由所有与虐待案件打交道的人共同组成，包括警察、假释及缓刑监督官、当地医院的工作人员、受害人的援助者、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代表，甚至还有一个对施暴者进行干预的组织。她将问题全面包围。高风险团队由13～15人组成，每月召开一次例会，检视在坎贝尔的危险评估工具明显：如果伴侣中施虐的一方失业了，那么受害者的风险就会更大。基于这些数据的规律，坎贝尔开发了一种“危险评估”工具，多次验证显示，该工具可以准确预测伴侣杀人案的发生。该工具的最新版本会要求女性受虐者在日历上标出过去一年间她们每次被家暴的大致日期，然后回答关于施虐者的20个判断题，包括：

·他失业了吗？

·他是否威胁要伤害孩子？

·他是否控制了你的大部分或者全部日常活动？例如：

他是否规定你可以和谁做朋友，何时可以见家人，可以花多少钱，或者什么时候可以开车？

多年后，已经成为珍妮·盖格危机中心高管的凯莉·邓恩意识到，坎贝尔的危险评估工具就是一种预警系统，本可以用来防止多萝茜的遇害。假如多萝茜填写过这份问卷，她最终的评估分数就是18分（满分为20分），意味着“极度危险”。坎贝尔的工具为援助者争取到了在最坏的情况发生之前进行干预的时间。现在邓恩必须弄清楚应该如何利用这段时间。

2005年，邓恩筹建了“家庭暴力高风险团队”，由所有与虐待案件打交道的人共同组成，包括警察、假释及缓刑监督官、当地医院的工作人员、受害人的援助者、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代表，甚至还有一个对施暴者进行干预的组织。她将问题全面包围。高风险团队由13～15人组成，每月召开一次例会，检视在坎贝尔的危险评估工具中得分最高的女性案例。

这种合作实属罕见，几乎就是在挑战不可能。比如，在许多社区，受害人的援助者和当地的警察简直就是水火不容。在此之前，这些人主要的工作就是传递接力棒：医院将受害人交给援助者；援助者会将存在施暴者的事实汇报给警方；警方再将案件移交地方检察官处理；等等。但他们从未坐在一张桌子前一起合作过，更不必说着眼于主动预防而非被动应对了。

在会议中，高风险团队会逐一检视案例。通常第一步是为女性制订一个应急计划：万一需要逃跑，她可以去哪里？住旅馆或者打车的钱由谁来付？逃跑的事需要通知谁？另一个经常讨论的话题就是“巡逻”的需求：警察会在巡逻过程中开车经过受害人的家，从而向施虐者传递一个信号：我们在盯着。

巡逻同时也是向受害人发出信号。博比·怀尔是附近城市埃姆斯伯里的一名退休侦探。他提到，曾有一名警察在开车经过时发现一名妇女的家有异样，于是就停了车。“他把车停好，敲了敲门，问那位女士：‘一切都好吗？’女士回答：‘是的，为什么这么问？是有什么事吗？’警察接着说：‘嗯，阁楼上的灯是亮着的，但之前从没亮过。我想确认是不是一切都好。’那位女士欣喜若狂。”之所以欣喜若狂，是因为这位警察竟然如此细心，能注意到新添了一盏亮着的灯。她邀请警察进家吃些饼干再走。

在整个团队合作的时候，他们开始寻找系统中可能被施暴者利用的漏洞。比如，当罪犯被要求佩戴GPS定位手环作为释放条件时，在中得分最高的女性案例。

这种合作实属罕见，几乎就是在挑战不可能。比如，在许多社区，受害人的援助者和当地的警察简直就是水火不容。在此之前，这些人主要的工作就是传递接力棒：医院将受害人交给援助者；援助者会将存在施暴者的事实汇报给警方；警方再将案件移交地方检察官处理；等等。但他们从未坐在一张桌子前一起合作过，更不必说着眼于主动预防而非被动应对了。

在会议中，高风险团队会逐一检视案例。通常第一步是为女性制订一个应急计划：万一需要逃跑，她可以去哪里？住旅馆或者打车的钱由谁来付？逃跑的事需要通知谁？另一个经常讨论的话题就是“巡逻”的需求：警察会在巡逻过程中开车经过受害人的家，从而向施虐者传递一个信号：我们在盯着。

巡逻同时也是向受害人发出信号。博比·怀尔是附近城市埃姆斯伯里的一名退休侦探。他提到，曾有一名警察在开车经过时发现一名妇女的家有异样，于是就停了车。“他把车停好，敲了敲门，问那位女士：‘一切都好吗？’女士回答：‘是的，为什么这么问？是有什么事吗？’警察接着说：‘嗯，阁楼上的灯是亮着的，但之前从没亮过。我想确认是不是一切都好。’那位女士欣喜若狂。”之所以欣喜若狂，是因为这位警察竟然如此细心，能注意到新添了一盏亮着的灯。她邀请警察进家吃些饼干再走。

在整个团队合作的时候，他们开始寻找系统中可能被施暴者利用的漏洞。比如，当罪犯被要求佩戴GPS定位手环作为释放条件时，在正式释放和第一次假释报到领取手环之间，通常会有几天的间隔。“那么，这几天他们会去哪儿？”怀尔侦探表示，“而现在的协议是：罪犯一被释放就会进入缓刑期，立刻就要戴上手环。这样的话，（罪犯）就不会有几天不受监控的空窗期了。”“20年前，如果你跟我说警察可以和反家暴倡议者共处一室，一起喝喝咖啡，嘻嘻哈哈，友好相处，我会告诉你不要痴心妄想了。万万没想到这个幻想竟然成真了。”道格·高德特表示。高德特是一名倡议者，他所在的组织也加入了这个高风险团队。

自2005年以来，该团队已经受理了超过172个高危案例，其中90%的受害者表示没有再次遭到殴打。邓恩透露，在高风险团队成立之前的10年里，该地区有8人死于家庭暴力。高风险团队的使命就是保护那些置身于最大暴力风险中的女性，在团队为这些社区提供服务的14年里，没有一个妇女死于与家庭暴力有关的凶杀案。一个都没有。

高风险团队成功的经验似乎是：找到合适的人将问题全面包围；尽早告知他们问题所在；协调所有人的工作，以防止具体案例的出现。最后一点需要澄清一下，这不是一个讨论“关于家庭暴力的政策问题”的组织，而是一个防止特定的妇女被杀害的组织。

这一点与前文提到的芝加哥市公立学校的故事不谋而合。还记得负责“新生在轨”项目的佩吉·庞德吗？她说过：“教师这个职业的魅力就在于，你愿意相信什么样的理念都没问题，但是如果你在谈论某个学生，假设他叫迈克尔，那你就是真的在关心他。归根结底，这还是人们真正关心的现实问题……‘下周我们要怎么帮助迈克尔呢？’”正式释放和第一次假释报到领取手环之间，通常会有几天的间隔。“那么，这几天他们会去哪儿？”怀尔侦探表示，“而现在的协议是：罪犯一被释放就会进入缓刑期，立刻就要戴上手环。这样的话，（罪犯）就不会有几天不受监控的空窗期了。”“20年前，如果你跟我说警察可以和反家暴倡议者共处一室，一起喝喝咖啡，嘻嘻哈哈，友好相处，我会告诉你不要痴心妄想了。万万没想到这个幻想竟然成真了。”道格·高德特表示。高德特是一名倡议者，他所在的组织也加入了这个高风险团队。

自2005年以来，该团队已经受理了超过172个高危案例，其中90%的受害者表示没有再次遭到殴打。邓恩透露，在高风险团队成立之前的10年里，该地区有8人死于家庭暴力。高风险团队的使命就是保护那些置身于最大暴力风险中的女性，在团队为这些社区提供服务的14年里，没有一个妇女死于与家庭暴力有关的凶杀案。一个都没有。

高风险团队成功的经验似乎是：找到合适的人将问题全面包围；尽早告知他们问题所在；协调所有人的工作，以防止具体案例的出现。最后一点需要澄清一下，这不是一个讨论“关于家庭暴力的政策问题”的组织，而是一个防止特定的妇女被杀害的组织。

这一点与前文提到的芝加哥市公立学校的故事不谋而合。还记得负责“新生在轨”项目的佩吉·庞德吗？她说过：“教师这个职业的魅力就在于，你愿意相信什么样的理念都没问题，但是如果你在谈论某个学生，假设他叫迈克尔，那你就是真的在关心他。归根结底，这还是人们真正关心的现实问题……‘下周我们要怎么帮助迈克尔呢？’”纽伯里波特镇的行动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警察、地方检察官、反家暴倡议者和医疗工作者各自有着不同的优先事项。但他们共同的愿望就是避免邻里乡亲被家暴致死的悲剧重演。正是这个共同的目标成了他们合作的动力。

两个故事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就是体现了数据的重要性，这也是我在研究中反复观察到的一个主题，也是一个让我感到意外的主题。我知道数据对于激发灵感和衡量进度非常重要，但我没有预料到的是，它竟然会成为许多上游行动的中心。“中心”从字面上理解也没错，因为无论是芝加哥市的教师和辅导员，还是纽伯里波特镇的高风险团队成员，他们都是围坐在一张桌子旁盯着数据看，探讨如何根据面前的最新数据安排接下来一周的工作。

在芝加哥市，数据的内容是：自从上次会议之后，迈克尔来上学了吗？他所有的课程成绩如何？本周我们该怎么帮助他？而在纽伯里波特，数据的内容是：虐待妮科尔的人在哪里？他最近在做什么？本周我们该怎么帮助妮科尔？

这种系统就是乔·麦卡侬所说的“用于学习的数据”。麦卡侬是一位社会领域的专家，擅长将小范围展开的行动推而广之，曾是非营利组织和政府部门的负责人，还作为顾问为许多国家的运动提供过建议。麦卡侬将“用于学习的数据”与“用于监测的数据”区分开来。使用数据进行监测的场景如下：“史密斯，上季度你没有达到销售目标，怎么回事？”“威廉姆斯，你的客户满意度下降了，这可不行。”

因为利用数据进行监测实在太过普遍，领导者有时甚至完全忽略纽伯里波特镇的行动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警察、地方检察官、反家暴倡议者和医疗工作者各自有着不同的优先事项。但他们共同的愿望就是避免邻里乡亲被家暴致死的悲剧重演。正是这个共同的目标成了他们合作的动力。

两个故事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就是体现了数据的重要性，这也是我在研究中反复观察到的一个主题，也是一个让我感到意外的主题。我知道数据对于激发灵感和衡量进度非常重要，但我没有预料到的是，它竟然会成为许多上游行动的中心。“中心”从字面上理解也没错，因为无论是芝加哥市的教师和辅导员，还是纽伯里波特镇的高风险团队成员，他们都是围坐在一张桌子旁盯着数据看，探讨如何根据面前的最新数据安排接下来一周的工作。

在芝加哥市，数据的内容是：自从上次会议之后，迈克尔来上学了吗？他所有的课程成绩如何？本周我们该怎么帮助他？而在纽伯里波特，数据的内容是：虐待妮科尔的人在哪里？他最近在做什么？本周我们该怎么帮助妮科尔？

这种系统就是乔·麦卡侬所说的“用于学习的数据”。麦卡侬是一位社会领域的专家，擅长将小范围展开的行动推而广之，曾是非营利组织和政府部门的负责人，还作为顾问为许多国家的运动提供过建议。麦卡侬将“用于学习的数据”与“用于监测的数据”区分开来。使用数据进行监测的场景如下：“史密斯，上季度你没有达到销售目标，怎么回事？”“威廉姆斯，你的客户满意度下降了，这可不行。”

因为利用数据进行监测实在太过普遍，领导者有时甚至完全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