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而且更加难以回收利用。所以现在我们不得不与部分同整体之间的矛盾做斗争：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保护航道和海洋生物，那么禁用塑料袋就是很好的想法。但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让整个环境变得更好，那么是否应该禁用塑料袋就不那么明确了，需要考虑各方面冲突的影响。

让我们感到惊奇的第二点是，我们在设计禁令时必须非常谨慎。2014年，芝加哥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商店在收银台提供单薄的一次性塑料袋。那么商店是如何应对的呢？它们转而在收银台提供比原先更厚的塑料袋。这些商店的理由大概是顾客可以重复使用这些更厚的塑料袋，但大多数顾客并不会这么做。这又是“眼镜蛇效应”的体现：试图消除环境中的塑料，反而产生了更多的塑料。

试验引发学习，学习引发更好的试验。2016年，加州选民通过了一项全州范围的禁令，这一次，他们避免了塑料袋增厚的漏洞。不过，这项禁令带来的一个影响是，中小型塑料垃圾袋的销量从此飙升。（可能之前有些人会用杂货店带回来的塑料袋装垃圾或者捡狗屎，所以禁用塑料袋后，他们只能购买替代品。）经济学家丽贝卡·泰勒的一项研究发现，禁令虽然导致了塑料购物袋使用量的减少，但其中28.5%的下降是改用其他塑料袋造成的，并非有效减少。不过，这一数字仅为28.5%，并非100%，所以禁令还是大大减少了一次性塑料袋的使用。（请注意，为了评估这个问题，必须有人仔细跟踪替代产品的销售情况，从而创建一个反馈源。）

接下来的这个后果才是真正的出乎意料。一些人将2017年圣迭戈市暴发的致命甲型肝炎疫情归咎于塑料袋的短缺。为什么呢？因多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而且更加难以回收利用。所以现在我们不得不与部分同整体之间的矛盾做斗争：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保护航道和海洋生物，那么禁用塑料袋就是很好的想法。但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让整个环境变得更好，那么是否应该禁用塑料袋就不那么明确了，需要考虑各方面冲突的影响。

让我们感到惊奇的第二点是，我们在设计禁令时必须非常谨慎。2014年，芝加哥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商店在收银台提供单薄的一次性塑料袋。那么商店是如何应对的呢？它们转而在收银台提供比原先更厚的塑料袋。这些商店的理由大概是顾客可以重复使用这些更厚的塑料袋，但大多数顾客并不会这么做。这又是“眼镜蛇效应”的体现：试图消除环境中的塑料，反而产生了更多的塑料。

试验引发学习，学习引发更好的试验。2016年，加州选民通过了一项全州范围的禁令，这一次，他们避免了塑料袋增厚的漏洞。不过，这项禁令带来的一个影响是，中小型塑料垃圾袋的销量从此飙升。（可能之前有些人会用杂货店带回来的塑料袋装垃圾或者捡狗屎，所以禁用塑料袋后，他们只能购买替代品。）经济学家丽贝卡·泰勒的一项研究发现，禁令虽然导致了塑料购物袋使用量的减少，但其中28.5%的下降是改用其他塑料袋造成的，并非有效减少。不过，这一数字仅为28.5%，并非100%，所以禁令还是大大减少了一次性塑料袋的使用。（请注意，为了评估这个问题，必须有人仔细跟踪替代产品的销售情况，从而创建一个反馈源。）

接下来的这个后果才是真正的出乎意料。一些人将2017年圣迭戈市暴发的致命甲型肝炎疫情归咎于塑料袋的短缺。为什么呢？因为无家可归者习惯了用塑料袋来处理自己的代谢废物，当塑料袋变得越来越少时，其他的替代品就不那么卫生了。

我想知道你此刻的感受是否也和我在第一次看到这项研究时的感受一样：不知所措、灰心丧气，还有一点点厌烦。就连针对小小塑料袋的政策都能变得如此错综复杂，我们还有什么希望解决那些最困难的问题呢？

就在此时，多内拉·梅多斯说的那句“不要虚张声势，不要停滞不前，而是要多多学习”把我从听天由命的低迷情绪中拉了出来。因为她想表达的重点是：虽然很难，但我们还在学习，我们的整个社会都在不断学习。想想看，即便只是分析一下像塑料袋禁令这样的政策，我们也需要诸多要素：计算机系统、数据收集、网络基础设施，还需要海量的人才，他们得知道如何组织试验来充分理解城市和州范围内的政策效果。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这些基础设施存在的时间只是短暂的一瞬间。在上游思维方面，我们只是刚刚起步的新手。

2016年，芝加哥取消了导致“眼镜蛇效应”的塑料袋禁令。市议会从2017年年初开始对收银台提供的所有纸袋和塑料袋征收7美分的税。结果如何？该政策卓有成效。由经济学家塔蒂阿娜·霍默诺夫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从几家大型杂货店收集了数据。在征税之前，10位顾客中大约有8位会使用纸袋或塑料袋。征税后，比例下降到大约五成。这3个人是怎么做的呢？一半的时间，他们会自己带包；另一半的时间，他们采购完就直接徒手拿回家。至于那5个继续使用袋子的顾客，他们自愿缴纳的税款为城市提供了额外的用于服务市民的资金。为无家可归者习惯了用塑料袋来处理自己的代谢废物，当塑料袋变得越来越少时，其他的替代品就不那么卫生了。

我想知道你此刻的感受是否也和我在第一次看到这项研究时的感受一样：不知所措、灰心丧气，还有一点点厌烦。就连针对小小塑料袋的政策都能变得如此错综复杂，我们还有什么希望解决那些最困难的问题呢？

就在此时，多内拉·梅多斯说的那句“不要虚张声势，不要停滞不前，而是要多多学习”把我从听天由命的低迷情绪中拉了出来。因为她想表达的重点是：虽然很难，但我们还在学习，我们的整个社会都在不断学习。想想看，即便只是分析一下像塑料袋禁令这样的政策，我们也需要诸多要素：计算机系统、数据收集、网络基础设施，还需要海量的人才，他们得知道如何组织试验来充分理解城市和州范围内的政策效果。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这些基础设施存在的时间只是短暂的一瞬间。在上游思维方面，我们只是刚刚起步的新手。

2016年，芝加哥取消了导致“眼镜蛇效应”的塑料袋禁令。市议会从2017年年初开始对收银台提供的所有纸袋和塑料袋征收7美分的税。结果如何？该政策卓有成效。由经济学家塔蒂阿娜·霍默诺夫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从几家大型杂货店收集了数据。在征税之前，10位顾客中大约有8位会使用纸袋或塑料袋。征税后，比例下降到大约五成。这3个人是怎么做的呢？一半的时间，他们会自己带包；另一半的时间，他们采购完就直接徒手拿回家。至于那5个继续使用袋子的顾客，他们自愿缴纳的税款为城市提供了额外的用于服务市民的资金。芝加哥的领导者尝试了一项实验，禁止使用重量较轻的塑料袋。尽管这项尝试一开始失败了，但因为他们明白失败的原因，所以又尝试了一项新的实验，收效更好。希望世界上的其他城市不必再次重复那道愚蠢的禁令。虽然试错的过程缓慢、乏味、令人沮丧，但我们也在不断增进对于系统的了解。在本章最后，我想以多内拉·梅多斯的一句话作为结语：“虽然我们无法控制系统，但可以设计和修改系统。我们不可能指望这个世界处处充满确定性、毫无意外可言，但我们可以预测意外，从中学习，甚至从中获利……对于复杂的系统，我们虽然无法控制，也无法完全理解，但可以与之共舞！”芝加哥的领导者尝试了一项实验，禁止使用重量较轻的塑料袋。尽管这项尝试一开始失败了，但因为他们明白失败的原因，所以又尝试了一项新的实验，收效更好。希望世界上的其他城市不必再次重复那道愚蠢的禁令。虽然试错的过程缓慢、乏味、令人沮丧，但我们也在不断增进对于系统的了解。在本章最后，我想以多内拉·梅多斯的一句话作为结语：“虽然我们无法控制系统，但可以设计和修改系统。我们不可能指望这个世界处处充满确定性、毫无意外可言，但我们可以预测意外，从中学习，甚至从中获利……对于复杂的系统，我们虽然无法控制，也无法完全理解，但可以与之共舞！”第11章

谁来为没有发生的事情买单

被动应对的成功在于问题出现后得到解决。主动预防的成功在于什么也没发生。那谁来为没有发生的事情买单呢？

在美国密歇根州巴特尔克里克市的一次卫生会议上，针对预防措施投资不足的趋势，州卫生局的A.阿诺德·克拉克教授表示了谴责：“但是看看我们在密歇根州的疾病预防上到底花了多少钱，在巴特尔克里克市到底花了多少钱？整座城市大约有45名医生。假设他们的人均年收入大概为20万美元，也就是说，全市的人每年要花900万美元用于生病后的治疗。”

克拉克教授继续说道：“现在我们为预防疾病花了多少钱呢？大概不超过5万美元。我们有一个卫生局局长，可能每年付给他5万美元来消灭巴特尔克里克市的传染病。预防胜于治疗……但有些人似乎认为，因为他们一直都活着，所以所有用于预防疾病和死亡的钱都浪费了。你肯定听说过，某个人终止了他的人寿保险服务，因为在购买保险的20年里，他从未从中得到任何好处。城市、州和国家的政策似乎都在遵循这一理念。”

克拉克教授在1890年发表了这次演讲。（我把美元数字折算成了第11章

谁来为没有发生的事情买单

被动应对的成功在于问题出现后得到解决。主动预防的成功在于什么也没发生。那谁来为没有发生的事情买单呢？

在美国密歇根州巴特尔克里克市的一次卫生会议上，针对预防措施投资不足的趋势，州卫生局的A.阿诺德·克拉克教授表示了谴责：“但是看看我们在密歇根州的疾病预防上到底花了多少钱，在巴特尔克里克市到底花了多少钱？整座城市大约有45名医生。假设他们的人均年收入大概为20万美元，也就是说，全市的人每年要花900万美元用于生病后的治疗。”

克拉克教授继续说道：“现在我们为预防疾病花了多少钱呢？大概不超过5万美元。我们有一个卫生局局长，可能每年付给他5万美元来消灭巴特尔克里克市的传染病。预防胜于治疗……但有些人似乎认为，因为他们一直都活着，所以所有用于预防疾病和死亡的钱都浪费了。你肯定听说过，某个人终止了他的人寿保险服务，因为在购买保险的20年里，他从未从中得到任何好处。城市、州和国家的政策似乎都在遵循这一理念。”

克拉克教授在1890年发表了这次演讲。（我把美元数字折算成了现在的价格水平，除此之外，引用保留了他的原话。）公共卫生专家直到今天仍然在重复着同样的观点——预防胜于治疗，这很能说明问题。准确地说，这很令人恼火，因为在克拉克教授发表演讲后的130年里，我们已经收集了大量的证据，足以证明预防措施和公共卫生的有效性：看看我们的预期寿命就知道了。

1900年，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为47.3岁。到2000年，人均寿命达到了76.8岁。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我们先要弄清楚这些数字的真正含义。

“预期寿命”是某个人群的平均寿命。假设一共有5个人，其中1人活到75岁，而其他人分别活到91岁、70岁、66岁和82岁，那么这个人群的平均寿命就是76.8岁。平均值会模糊多样性。（请接着往下看——我知道到目前为止讲的都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但有时，平均值不止会模糊最根本的现实，甚至会完全抹去现实。比如令我惊讶的一点是，有那么多很聪明的人竟然都以为1900年47.3岁的预期寿命等同于“在那个时候，大多数人的寿命都要短得多”。我猜他们会想象我们的祖先40多岁的时候就戴着假牙，拄着拐杖，颤颤巍巍，步履蹒跚，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料理后事。如果真是这样，那么1935年通过的《社会保障法案》确实是一个残酷的笑话：“是的，你可以从65岁开始领取退休金——在你死后20年！！”（此处狂笑）

在那个年代，一个有代表性的寿命样本绝对不是这样的：46岁、48岁、56岁、39岁、48岁，平均寿命为47.4岁。相反，它看起现在的价格水平，除此之外，引用保留了他的原话。）公共卫生专家直到今天仍然在重复着同样的观点——预防胜于治疗，这很能说明问题。准确地说，这很令人恼火，因为在克拉克教授发表演讲后的130年里，我们已经收集了大量的证据，足以证明预防措施和公共卫生的有效性：看看我们的预期寿命就知道了。

1900年，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为47.3岁。到2000年，人均寿命达到了76.8岁。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我们先要弄清楚这些数字的真正含义。

“预期寿命”是某个人群的平均寿命。假设一共有5个人，其中1人活到75岁，而其他人分别活到91岁、70岁、66岁和82岁，那么这个人群的平均寿命就是76.8岁。平均值会模糊多样性。（请接着往下看——我知道到目前为止讲的都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但有时，平均值不止会模糊最根本的现实，甚至会完全抹去现实。比如令我惊讶的一点是，有那么多很聪明的人竟然都以为1900年47.3岁的预期寿命等同于“在那个时候，大多数人的寿命都要短得多”。我猜他们会想象我们的祖先40多岁的时候就戴着假牙，拄着拐杖，颤颤巍巍，步履蹒跚，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料理后事。如果真是这样，那么1935年通过的《社会保障法案》确实是一个残酷的笑话：“是的，你可以从65岁开始领取退休金——在你死后20年！！”（此处狂笑）

在那个年代，一个有代表性的寿命样本绝对不是这样的：46岁、48岁、56岁、39岁、48岁，平均寿命为47.4岁。相反，它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