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向行政法官寻求帮助，然而短短两年间，规章制度开始朝着严谨化的方向发展，多项关于行政相对人获取信息的法律相继出台。除了以前的政治性投入和象征性措施外，这种向管制性政策转变的趋势也反映出对前文谈到的群体的动员，即在政府内部倡导行政法形式理性化(12)的法学家们，以及消费者权利法规化的捍卫者们。1978年和1979(13)年颁布的法律尤其重要。秘密成为其中的关键问题，因为行政文件获取权是指获取由政府部门掌控的行政文件。1978年1月6日颁布的法律规定了获取实名信息文件的权利；1978年7月17日颁布的法律承(14)认了查阅非记名行政文件的权利，而1979年7月11日颁布的法律将(15)知情权赋予政府实名行政文件所涉及者，这些法律文件象征性地规定政府应该允许行政相对人要求查阅账目信息，或至少是行政文件。因此，新闻界兴起了国家秘密已被揭开和行政日趋透明化的观点。若仔细观察便不难发现宣传/传播是组织的目标，比起政府部门对秘密的控制，政府部门所受到的控制程度明显要低得多。这些法律的第二个关键问题是“公开”，因为需要行政部门阐述所做决定的动机。作为知情权的补充，这项公开义务是专为政府部门选择拒绝的情况制定的，1979年7月11日颁布的法律对此做出规定，同时也规定了阐述行(16)政决定动机的义务。1979年7月17日颁布的法律系统地强调了通知的强制性，法律规定“除按规定默示拒绝或默示同意的决定外，任何以国家、地方政府、公共机构或负责管理公共服务的组织（不论其是否根据私法建立）的名义作出的个人决定，只有在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才能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第八条）。1979年7月11日颁布的法律（第一条）也同样规定：“自然人或法人有权立即获知与自身相关的不利个人行政决定的理由。”但是它没有规定这项义务的普遍原则，只是增加了政府需要为其决定做出解释的情况。涉及不利个人行政决(11)向行政法官寻求帮助，然而短短两年间，规章制度开始朝着严谨化的方向发展，多项关于行政相对人获取信息的法律相继出台。除了以前的政治性投入和象征性措施外，这种向管制性政策转变的趋势也反映出对前文谈到的群体的动员，即在政府内部倡导行政法形式理性化(12)的法学家们，以及消费者权利法规化的捍卫者们。1978年和1979(13)年颁布的法律尤其重要。秘密成为其中的关键问题，因为行政文件获取权是指获取由政府部门掌控的行政文件。1978年1月6日颁布的法律规定了获取实名信息文件的权利；1978年7月17日颁布的法律承(14)认了查阅非记名行政文件的权利，而1979年7月11日颁布的法律将(15)知情权赋予政府实名行政文件所涉及者，这些法律文件象征性地规定政府应该允许行政相对人要求查阅账目信息，或至少是行政文件。因此，新闻界兴起了国家秘密已被揭开和行政日趋透明化的观点。若仔细观察便不难发现宣传/传播是组织的目标，比起政府部门对秘密的控制，政府部门所受到的控制程度明显要低得多。这些法律的第二个关键问题是“公开”，因为需要行政部门阐述所做决定的动机。作为知情权的补充，这项公开义务是专为政府部门选择拒绝的情况制定的，1979年7月11日颁布的法律对此做出规定，同时也规定了阐述行(16)政决定动机的义务。1979年7月17日颁布的法律系统地强调了通知的强制性，法律规定“除按规定默示拒绝或默示同意的决定外，任何以国家、地方政府、公共机构或负责管理公共服务的组织（不论其是否根据私法建立）的名义作出的个人决定，只有在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才能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第八条）。1979年7月11日颁布的法律（第一条）也同样规定：“自然人或法人有权立即获知与自身相关的不利个人行政决定的理由。”但是它没有规定这项义务的普遍原则，只是增加了政府需要为其决定做出解释的情况。涉及不利个人行政决定的法律文件数量仍然有限。

德斯坦派精英们的主导观念是如何影响甚至塑造1978年7月17日和1979年7月11日法律的呢？政治（politics）在这里是通过何种机制形成政策（policies）的呢？仔细研究这两份法律文本的起草过程是具有指导意义的。在这两种情况下，法律将由左/右翼联盟投票表决，尽管来自左翼的反对意见总是强调所采取的措施具有局限性。制定这些法律的条件十分显著而又互相矛盾：行政机关参与力度较低；而左/右翼的议员联盟发挥主要作用，对立法投入更大的野心和力量。令人震惊的是，负责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国务秘书雅克·多米纳迪和政府在这些法律文本的制定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甚至不及由法兰西民主联盟议员与社会党议员结成的联盟，后者起到必不可少的中继作用，并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为法律文本提供法规依据。

1978年1月，雷蒙·巴尔总理在布卢瓦的公开讲话中就有利于人民(17)的具体改革作出明确表态。然而政府于1978年3月选举前提交并于4月重新提交的法律草案，仿佛是建立在1977年9月21日部长会议中宣布的某些法律草案以及共和国调解人的提案基础之上的关于行政简化措施的陈词滥调的随意堆砌。1978年4月拟定的法律草案远不能算是“立法里程碑”。尽管国民议会的首场辩论使雅克·多米纳迪有机会声称这是长期改革行动的开端，然而政府提供的草案最初并不包含任何管制或立法行为标准。1978年这份提交给新国民议会审议的首个(18)法律草案，最初只包含16项局部的技术性措施，除均来自特定行政相对人群体（退休者、猎人、纳税人）所表达的不满之外，这些措施之间不存在任何其他协调连贯性。从中不难看出行政机关所采取的行动大多是象征性的。该法律草案与1978年7月17日最终通过的法律之定的法律文件数量仍然有限。

德斯坦派精英们的主导观念是如何影响甚至塑造1978年7月17日和1979年7月11日法律的呢？政治（politics）在这里是通过何种机制形成政策（policies）的呢？仔细研究这两份法律文本的起草过程是具有指导意义的。在这两种情况下，法律将由左/右翼联盟投票表决，尽管来自左翼的反对意见总是强调所采取的措施具有局限性。制定这些法律的条件十分显著而又互相矛盾：行政机关参与力度较低；而左/右翼的议员联盟发挥主要作用，对立法投入更大的野心和力量。令人震惊的是，负责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国务秘书雅克·多米纳迪和政府在这些法律文本的制定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甚至不及由法兰西民主联盟议员与社会党议员结成的联盟，后者起到必不可少的中继作用，并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为法律文本提供法规依据。

1978年1月，雷蒙·巴尔总理在布卢瓦的公开讲话中就有利于人民(17)的具体改革作出明确表态。然而政府于1978年3月选举前提交并于4月重新提交的法律草案，仿佛是建立在1977年9月21日部长会议中宣布的某些法律草案以及共和国调解人的提案基础之上的关于行政简化措施的陈词滥调的随意堆砌。1978年4月拟定的法律草案远不能算是“立法里程碑”。尽管国民议会的首场辩论使雅克·多米纳迪有机会声称这是长期改革行动的开端，然而政府提供的草案最初并不包含任何管制或立法行为标准。1978年这份提交给新国民议会审议的首个(18)法律草案，最初只包含16项局部的技术性措施，除均来自特定行政相对人群体（退休者、猎人、纳税人）所表达的不满之外，这些措施之间不存在任何其他协调连贯性。从中不难看出行政机关所采取的行动大多是象征性的。该法律草案与1978年7月17日最终通过的法律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后者规定了查阅行政文件的权利，要求公权力采取行动，并对政府进行约束。如果密切关注法律文本在每次议会辩论过程中的点滴转变，便可以理解最初由政府拟定的法律草案与最后由议会通过的法律之间的差异。尽管行政机关在各种讲话中已经强调要建立约束政府部门的规章制度，然而真正的落实工作是在国民议会与参议院各自立法委员会的参与、国会议员的介入以及德斯坦派部长们所作承诺的推动下实现的。该过程具有两个重要因素。

一方面，两院立法委员会的工作是草拟法律草案并辅之以规章制度，再由两院对法律文本进行修订。在以上这些工作之后，国民议会立法委员为名为“关于公民获取政府文件”的法律草案添加“第一版”字样，此“第一版”是对保卫共和联盟的亚历山大·博洛和米歇尔·欧里亚克、社会党的让-皮埃尔·科特和阿兰·理查德、法国共产党的吕西安·维拉、伊莲娜·康斯坦和路易·迈索纳等多位议员在立法委员会上修正意见的总结。它明确规定了对政府文件的知情权（每位公民都有权查阅以他的名字建立起来的档案资料，有权对其中内容提出异(19)议，并有权要求被告知其用途），以及国家行政机关、地方政府和公共机构的重要义务，即“必须向提出要求的公民提供信息报告、调查报告、审查报告、鉴定报告或监管报告，非个人性质的决策，通告，(20)管制性决策依据的行政文件”。委员会广泛收集相关专业知识，在修正案中重新采用亚历山大·博洛在上届议会任期中的法律提案、总(21)理雷蒙·巴尔于1977年2月11日创立的奥多诺委员会的工作成果，以及埃德加·富尔主持的公共自由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立法委员会还建议将奥多诺委员会制度化，旨在让后者就相关权利的落实情况进行每年一次的报告。立法委员会对法律草案的全盘接受令雅克·多米纳迪间存在巨大差距：后者规定了查阅行政文件的权利，要求公权力采取行动，并对政府进行约束。如果密切关注法律文本在每次议会辩论过程中的点滴转变，便可以理解最初由政府拟定的法律草案与最后由议会通过的法律之间的差异。尽管行政机关在各种讲话中已经强调要建立约束政府部门的规章制度，然而真正的落实工作是在国民议会与参议院各自立法委员会的参与、国会议员的介入以及德斯坦派部长们所作承诺的推动下实现的。该过程具有两个重要因素。

一方面，两院立法委员会的工作是草拟法律草案并辅之以规章制度，再由两院对法律文本进行修订。在以上这些工作之后，国民议会立法委员为名为“关于公民获取政府文件”的法律草案添加“第一版”字样，此“第一版”是对保卫共和联盟的亚历山大·博洛和米歇尔·欧里亚克、社会党的让-皮埃尔·科特和阿兰·理查德、法国共产党的吕西安·维拉、伊莲娜·康斯坦和路易·迈索纳等多位议员在立法委员会上修正意见的总结。它明确规定了对政府文件的知情权（每位公民都有权查阅以他的名字建立起来的档案资料，有权对其中内容提出异(19)议，并有权要求被告知其用途），以及国家行政机关、地方政府和公共机构的重要义务，即“必须向提出要求的公民提供信息报告、调查报告、审查报告、鉴定报告或监管报告，非个人性质的决策，通告，(20)管制性决策依据的行政文件”。委员会广泛收集相关专业知识，在修正案中重新采用亚历山大·博洛在上届议会任期中的法律提案、总(21)理雷蒙·巴尔于1977年2月11日创立的奥多诺委员会的工作成果，以及埃德加·富尔主持的公共自由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立法委员会还建议将奥多诺委员会制度化，旨在让后者就相关权利的落实情况进行每年一次的报告。立法委员会对法律草案的全盘接受令雅克·多米纳迪颇为震惊。这位国务秘书不得不在国民议会的讨论中要求将修正方案暂时搁置一旁，以便留到辩论结束前进行讨论：“我对这些法律文本还没有充分了解；这些文本非常重要，我对委员会在这些法律文本上所作的工作表示感激，但是我希望可以在议会辩论结束前对这些法律(22)草案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参议院之中。立法委员会的参议员们通过修正案提议建立拥有有限权力的请愿和监督机构，即行政文件获取委员会，负责保证获取自由得到尊重。当该委员会“收到公民在要求获得行政文件过程中因遇到困难而发出的求助时，可以就实施本规定存在的任何问题向主管部门提出建议，并提议(23)对相关法律法规做出任何有用的修改”。然而这个机构并不会被写进政府法律草案里，行政文件获取委员会最终以准独立行政机关的形式存在，委员会的10名成员中多数是公务员，当委员会收到行政相(24)对人的求助时需要给出意见。但委员会的权力有限，因为它针对政府部门给出的意见不具备任何强制效力。

另一方面，法律文本的具体制定依托于米歇尔·欧里亚克（保卫(25)(26)共和联盟）和阿兰·理查德（社会党）间的明确合作，这两位政治立场对立的议员将政府法律草案为己所用，通过重新编写赋予原法律草案规范性意义。法律草案表决被交给抹去左右翼划分的联盟负责，期间的多场辩论并不意味着政治对立，最终通过的法律将获得绝大多数票。这种行政权向议员的“转移”情况必须在1978—1981年间的政治背景下看待。其实这是由行政关键问题的政治化以及政治力量的薄弱现状所导致的，在议会中并不具有多数席位的巴尔政府现在需要达成共识。当右翼联盟在1978年的立法选举中以微弱优势险胜后，保卫共和联盟便愈发在暗中反对法兰西民主联盟以及政府。自1977颇为震惊。这位国务秘书不得不在国民议会的讨论中要求将修正方案暂时搁置一旁，以便留到辩论结束前进行讨论：“我对这些法律文本还没有充分了解；这些文本非常重要，我对委员会在这些法律文本上所作的工作表示感激，但是我希望可以在议会辩论结束前对这些法律(22)草案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参议院之中。立法委员会的参议员们通过修正案提议建立拥有有限权力的请愿和监督机构，即行政文件获取委员会，负责保证获取自由得到尊重。当该委员会“收到公民在要求获得行政文件过程中因遇到困难而发出的求助时，可以就实施本规定存在的任何问题向主管部门提出建议，并提议(23)对相关法律法规做出任何有用的修改”。然而这个机构并不会被写进政府法律草案里，行政文件获取委员会最终以准独立行政机关的形式存在，委员会的10名成员中多数是公务员，当委员会收到行政相(24)对人的求助时需要给出意见。但委员会的权力有限，因为它针对政府部门给出的意见不具备任何强制效力。

另一方面，法律文本的具体制定依托于米歇尔·欧里亚克（保卫(25)(26)共和联盟）和阿兰·理查德（社会党）间的明确合作，这两位政治立场对立的议员将政府法律草案为己所用，通过重新编写赋予原法律草案规范性意义。法律草案表决被交给抹去左右翼划分的联盟负责，期间的多场辩论并不意味着政治对立，最终通过的法律将获得绝大多数票。这种行政权向议员的“转移”情况必须在1978—1981年间的政治背景下看待。其实这是由行政关键问题的政治化以及政治力量的薄弱现状所导致的，在议会中并不具有多数席位的巴尔政府现在需要达成共识。当右翼联盟在1978年的立法选举中以微弱优势险胜后，保卫共和联盟便愈发在暗中反对法兰西民主联盟以及政府。自1977年起，保卫共和联盟便开始部分主导国内政治，试图寻求超越左右翼传统划分的共识。这种通过“转移”实现的改良主义同样在对1979年7月11日法律形成过程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司法部部长阿兰·佩雷菲特代表政府为该法律草案辩护，但显得更加注重对文本的把控和对政府的保护。然而，这项法律的起源在于政府对社会党众议员阿兰·理查德的修正案采取后续行动的承诺。从对未来1978年7月17日法律的首场法律草案辩论开始，阿兰·理查德便将“阐述行政决策动机”(27)的原则打造成为社会党的主力武器。阿兰·理查德的修正案给政府带来了问题，政府随后要求众议院予以否决，然而政府却承诺在同等级别的新法律草案中继续采取该修正案的方向，也即国民议会在1979年4月讨论的关于行政行为动机的法律草案。政府再次依靠了议员，尤其是反对派议员。

1978—1979年的法律制定过程表明，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模式并不是法律文本的直接来源。更确切地说，这些意识形态模式之所以出现在最初各种象征性的法律草案中，是因为它们获得了来自多数派和反对派议员的广泛肯定和捍卫。这些法律的制定过程是具有指导意义的。一旦政治精英掌权，他们本身不会采取对政府的约束性监管行动，而是会在政治背景的影响下寻求共识，并将可能获得一致同意的改革方案的起草工作委派给议员。因为这种无意的计谋，对行政相对人的捍卫和对政府的民主监督重新落到了议会肩上，旨在赋予政府更多与公民相关的行政职责并敦促其更好地履行。年起，保卫共和联盟便开始部分主导国内政治，试图寻求超越左右翼传统划分的共识。这种通过“转移”实现的改良主义同样在对1979年7月11日法律形成过程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司法部部长阿兰·佩雷菲特代表政府为该法律草案辩护，但显得更加注重对文本的把控和对政府的保护。然而，这项法律的起源在于政府对社会党众议员阿兰·理查德的修正案采取后续行动的承诺。从对未来1978年7月17日法律的首场法律草案辩论开始，阿兰·理查德便将“阐述行政决策动机”(27)的原则打造成为社会党的主力武器。阿兰·理查德的修正案给政府带来了问题，政府随后要求众议院予以否决，然而政府却承诺在同等级别的新法律草案中继续采取该修正案的方向，也即国民议会在1979年4月讨论的关于行政行为动机的法律草案。政府再次依靠了议员，尤其是反对派议员。

1978—1979年的法律制定过程表明，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模式并不是法律文本的直接来源。更确切地说，这些意识形态模式之所以出现在最初各种象征性的法律草案中，是因为它们获得了来自多数派和反对派议员的广泛肯定和捍卫。这些法律的制定过程是具有指导意义的。一旦政治精英掌权，他们本身不会采取对政府的约束性监管行动，而是会在政治背景的影响下寻求共识，并将可能获得一致同意的改革方案的起草工作委派给议员。因为这种无意的计谋，对行政相对人的捍卫和对政府的民主监督重新落到了议会肩上，旨在赋予政府更多与公民相关的行政职责并敦促其更好地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