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1970年12月31日颁布的法律，内政部部长废除了曾经对我们没有构成任何妨碍的监督机制，因为我们与您的主管部门关系最为融洽，部长先生；但我们希望废除的是不合法的监督，即财政监督。当我们被要求进行改革的时候，我们究竟要求什么？(57)我们希望国家在改革别人之前，先改革它自己。”

当中央政府不再改革地方政府的时候，地方政府反而要求中央政府自我改革。这种新现象赋予“地方分权”另外的含义。地方政府获得自身合法性的同时，政治地方分权（国家行政管辖权下放到地方）也重新获得了合法性。这甚至促使中央政权的策略发生合理转变，相较于加强控制手段，政府更加希望避免因职责过度为自己招致责难。法国自1975年起出现的经济危机更是加剧了这种局面。根据帕特里(58)克·勒·利德克的分析，我们可以推测新的党派和国家结构将带领越来越多的政界人士甚至新雅各宾主义的忠实拥护者（佩雷菲特或马塞兰）参与到地方民选代表的“游戏”中来，因为他们需要依靠地方民选代表获得政治上的支持。1971年6月，内政部部长、戴高乐主义者、雅各宾主义者雷蒙·马塞兰，在法国市长协会上发表的演说十分明确：

“我们需要在不断加强自身权力的国家和下放权力的国家之间作出选择。要实现重要的国家任务，诸如建立公共秩序、经济发展宏伟目标、国家独立、国防安全，民主国家必须强大。但是，为了变得强大，就应该使自身行动专业化，将日常行政地方分权，也就是说，尽可能多地将公共服务和集体设施交给地方，当然前提是他们能够采纳正确的法律和财政手段。我们同样还需要确保权力的均衡，在多样性中有统一。我们还应该颠倒权力和资源的“借助1970年12月31日颁布的法律，内政部部长废除了曾经对我们没有构成任何妨碍的监督机制，因为我们与您的主管部门关系最为融洽，部长先生；但我们希望废除的是不合法的监督，即财政监督。当我们被要求进行改革的时候，我们究竟要求什么？(57)我们希望国家在改革别人之前，先改革它自己。”

当中央政府不再改革地方政府的时候，地方政府反而要求中央政府自我改革。这种新现象赋予“地方分权”另外的含义。地方政府获得自身合法性的同时，政治地方分权（国家行政管辖权下放到地方）也重新获得了合法性。这甚至促使中央政权的策略发生合理转变，相较于加强控制手段，政府更加希望避免因职责过度为自己招致责难。法国自1975年起出现的经济危机更是加剧了这种局面。根据帕特里(58)克·勒·利德克的分析，我们可以推测新的党派和国家结构将带领越来越多的政界人士甚至新雅各宾主义的忠实拥护者（佩雷菲特或马塞兰）参与到地方民选代表的“游戏”中来，因为他们需要依靠地方民选代表获得政治上的支持。1971年6月，内政部部长、戴高乐主义者、雅各宾主义者雷蒙·马塞兰，在法国市长协会上发表的演说十分明确：

“我们需要在不断加强自身权力的国家和下放权力的国家之间作出选择。要实现重要的国家任务，诸如建立公共秩序、经济发展宏伟目标、国家独立、国防安全，民主国家必须强大。但是，为了变得强大，就应该使自身行动专业化，将日常行政地方分权，也就是说，尽可能多地将公共服务和集体设施交给地方，当然前提是他们能够采纳正确的法律和财政手段。我们同样还需要确保权力的均衡，在多样性中有统一。我们还应该颠倒权力和资源的走向。国家占有的数目越多，拥有的威信也就越少。再者，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有利于中间团体机构的分权政治，它们也会成为越(59)来越重要的决策中心。”

所谓地方分权就如同将权力转移到地方政府，日益成为解决国家问题的合理途径。将近3年之后，佩雷菲特在报告中所做的分析便证(60)实了这种趋势。出任行政改革部部长的阿兰·佩雷菲特肯定，国家问题今后将在于如何避免过度集权招致责备：“所有争议都仅指向中(61)央权力是不正常的（……）争议的下放对国家平衡是有好处的。”相较于最大限度地增加政府内部监督，如今更为重要的应该是根据国家机器所能承担的责任来决定公共活动：

“废除将民选代表置于公职人员监督之下的荒谬制度，因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制度想要的恰恰相反。任何行政部门都应接受民主监督。谨防通过技术专家制骗取权力。使公民近距离参与行政活动，尤其那些与他们切身相关的事务。这无疑将会是近25年(62)来以来的一项重大改革。”

新改革剧目的各项组成部分已然就位，包括地方分权、不设立大区而保留省、地方政府间的重组措施、巩固公民权利。如果地方民选代表成为可以与之谈判协商寻求折衷的对话者，那么地方政府则可以被视为区别于国家的第三方行动者：地方分权成为“可以想象的”改革手段，国家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差异”被建立起来，后者成为可能会主张和要求“国家机器改革”的新的压力团体。

改革构型变化导致的行政问题重组成为1970年代上半叶的主要走向。国家占有的数目越多，拥有的威信也就越少。再者，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有利于中间团体机构的分权政治，它们也会成为越(59)来越重要的决策中心。”

所谓地方分权就如同将权力转移到地方政府，日益成为解决国家问题的合理途径。将近3年之后，佩雷菲特在报告中所做的分析便证(60)实了这种趋势。出任行政改革部部长的阿兰·佩雷菲特肯定，国家问题今后将在于如何避免过度集权招致责备：“所有争议都仅指向中(61)央权力是不正常的（……）争议的下放对国家平衡是有好处的。”相较于最大限度地增加政府内部监督，如今更为重要的应该是根据国家机器所能承担的责任来决定公共活动：

“废除将民选代表置于公职人员监督之下的荒谬制度，因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制度想要的恰恰相反。任何行政部门都应接受民主监督。谨防通过技术专家制骗取权力。使公民近距离参与行政活动，尤其那些与他们切身相关的事务。这无疑将会是近25年(62)来以来的一项重大改革。”

新改革剧目的各项组成部分已然就位，包括地方分权、不设立大区而保留省、地方政府间的重组措施、巩固公民权利。如果地方民选代表成为可以与之谈判协商寻求折衷的对话者，那么地方政府则可以被视为区别于国家的第三方行动者：地方分权成为“可以想象的”改革手段，国家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差异”被建立起来，后者成为可能会主张和要求“国家机器改革”的新的压力团体。

改革构型变化导致的行政问题重组成为1970年代上半叶的主要特征，而这是因为受到“进场”行动者群体动员的影响：一方面是社会专家群体的活动（法学家、消费者协会、民意调研员），另一方面是两极分化背景下各政治党派的战略。这些集体动力的共同作用导致产生两个现象。一是关键问题政治化，可以通过三个方面衡量：对改革剧目的主导性阐释首先来自政治党派；处理行政问题成为选举的关键；改革越来越像是对大众舆论关切问题的回应。当改革主题在1970年代成为政治家们获得合法地位的筹码时，国家改革话语与措施得以系统化地对全社会公开。二是问题政治化与公开化之间的联结变得明显。媒体争相报道的部分原因在于行政策略不再只是国家内部的秘密，而是成为了选举竞争中的关键。相应地，行政改革成为受到广泛传播的主题，很有可能成为报纸文章的标题和质疑民选代表的导火索。行政专家，不管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通过面向大众和媒体的作品，代表行政相对人发表了一系列主题为“行政是什么”的批评文章，以及一系列主题为“行政应该是什么”的改革意见。

(1)　我们系统地整理了巴黎政治学院图书馆中有关行政及行政改革的所有1960—1990年代新闻文献（包括日报和周刊）。(2)　让-玛丽·沙朗表示，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是：综合类报刊（仍以传统模式运作，包括在国家日报上就重大辩论问题进行大规模调查）始终拥有重要分量，历史舆论报刊的影响力受到侵蚀（《战斗报》《晨曦报》《法国早报》），重新投资公众舆论的新报刊势力逐渐上升（《快报》《观点报》《费加罗报》《新观察家报》）（让-玛丽·沙朗，《1945年至今的法国报纸杂志》，巴黎，瑟伊出版社，1991年）。(3)　阿兰·佩雷菲特，《法国弊病》，巴黎，普隆出版社，1976年。(4)　米歇尔·克罗齐耶，《利用法式危机模式理解1968年5—6月事件的意义》，法国社会学协会第二次研讨会，1969年3月21—23日。此文后重新特征，而这是因为受到“进场”行动者群体动员的影响：一方面是社会专家群体的活动（法学家、消费者协会、民意调研员），另一方面是两极分化背景下各政治党派的战略。这些集体动力的共同作用导致产生两个现象。一是关键问题政治化，可以通过三个方面衡量：对改革剧目的主导性阐释首先来自政治党派；处理行政问题成为选举的关键；改革越来越像是对大众舆论关切问题的回应。当改革主题在1970年代成为政治家们获得合法地位的筹码时，国家改革话语与措施得以系统化地对全社会公开。二是问题政治化与公开化之间的联结变得明显。媒体争相报道的部分原因在于行政策略不再只是国家内部的秘密，而是成为了选举竞争中的关键。相应地，行政改革成为受到广泛传播的主题，很有可能成为报纸文章的标题和质疑民选代表的导火索。行政专家，不管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通过面向大众和媒体的作品，代表行政相对人发表了一系列主题为“行政是什么”的批评文章，以及一系列主题为“行政应该是什么”的改革意见。

(1)　我们系统地整理了巴黎政治学院图书馆中有关行政及行政改革的所有1960—1990年代新闻文献（包括日报和周刊）。(2)　让-玛丽·沙朗表示，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是：综合类报刊（仍以传统模式运作，包括在国家日报上就重大辩论问题进行大规模调查）始终拥有重要分量，历史舆论报刊的影响力受到侵蚀（《战斗报》《晨曦报》《法国早报》），重新投资公众舆论的新报刊势力逐渐上升（《快报》《观点报》《费加罗报》《新观察家报》）（让-玛丽·沙朗，《1945年至今的法国报纸杂志》，巴黎，瑟伊出版社，1991年）。(3)　阿兰·佩雷菲特，《法国弊病》，巴黎，普隆出版社，1976年。(4)　米歇尔·克罗齐耶，《利用法式危机模式理解1968年5—6月事件的意义》，法国社会学协会第二次研讨会，1969年3月21—23日。此文后重新发表在米歇尔·克罗齐耶，《组织社会学有何用？》，第一册，赛利·阿斯兰出版社，2000年，第229—232页；米歇尔·克罗齐耶，《被封锁的社会》，巴黎，瑟伊出版社，1970年。(5)　有关新闻报刊的详细示例及参考，参见菲利普·贝兹，《行政问题公开化与政治化：1970年代国家新自由改革谱系》，载《法国公共行政杂志》第120期，2006年，第721—742页。(6)　最高行政法院审查官居伊·布莱邦，《行政杂志》主编罗贝尔·卡特琳娜，第戎法学院教授、戴高乐主义者雷奥·阿蒙，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局长马索·隆，一家有影响力的咨询公司总裁让·米洛，以及国家最高行政法院助理办案员、未来的部长、政府发言人让-菲利普·勒卡。(7)　法国行政科学研究所，第十四届国际行政科学大会，都柏林，1968年9月，五号文件，巴黎，库伽出版社，1970年。(8)　参见居伊·布莱邦、尼科尔·凯斯蒂奥、席琳·维纳，《行政管理与公民保护》，载《比较研究》，巴黎，库伽出版社，1937年。(9)　居伊·布莱邦于1952年毕业于国家行政学院，后任国务委员；1969—1974年间在权限争议法庭（Tribual des coflits）任政府专员；他还是法国共产党成员，1981年成为政府中各位共产党部长活动的协调者。贝尔纳·谢诺，生于1909年，戴高乐主义者、国会议员；1958—1961年任公共健康与人口部部长；1961—1962年间任司法部部长；1962—1964年代替乔治·蓬皮杜成为制宪会议成员；继领导法国保险总公司后，他又被任命为国家行政法院副院长；1970年代，他积极投身行政科学事业发展当中。贝尔纳·特里科生于1920年，1945年起任国家行政法院高级官员，是戴高乐将军的忠实拥护者，戴高乐担任国家总统期间，他在法国国家总秘书处工作（1959—1962年以及1967—1969年）。(10)　1975年贝尔纳·特里科作为报告人提交的报告，有力推动了1977年10月关于“信息技术与自由”的政府法案。参见布鲁诺·拉塞尔、诺埃尔·勒发表在米歇尔·克罗齐耶，《组织社会学有何用？》，第一册，赛利·阿斯兰出版社，2000年，第229—232页；米歇尔·克罗齐耶，《被封锁的社会》，巴黎，瑟伊出版社，1970年。(5)　有关新闻报刊的详细示例及参考，参见菲利普·贝兹，《行政问题公开化与政治化：1970年代国家新自由改革谱系》，载《法国公共行政杂志》第120期，2006年，第721—742页。(6)　最高行政法院审查官居伊·布莱邦，《行政杂志》主编罗贝尔·卡特琳娜，第戎法学院教授、戴高乐主义者雷奥·阿蒙，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局长马索·隆，一家有影响力的咨询公司总裁让·米洛，以及国家最高行政法院助理办案员、未来的部长、政府发言人让-菲利普·勒卡。(7)　法国行政科学研究所，第十四届国际行政科学大会，都柏林，1968年9月，五号文件，巴黎，库伽出版社，1970年。(8)　参见居伊·布莱邦、尼科尔·凯斯蒂奥、席琳·维纳，《行政管理与公民保护》，载《比较研究》，巴黎，库伽出版社，1937年。(9)　居伊·布莱邦于1952年毕业于国家行政学院，后任国务委员；1969—1974年间在权限争议法庭（Tribual des coflits）任政府专员；他还是法国共产党成员，1981年成为政府中各位共产党部长活动的协调者。贝尔纳·谢诺，生于1909年，戴高乐主义者、国会议员；1958—1961年任公共健康与人口部部长；1961—1962年间任司法部部长；1962—1964年代替乔治·蓬皮杜成为制宪会议成员；继领导法国保险总公司后，他又被任命为国家行政法院副院长；1970年代，他积极投身行政科学事业发展当中。贝尔纳·特里科生于1920年，1945年起任国家行政法院高级官员，是戴高乐将军的忠实拥护者，戴高乐担任国家总统期间，他在法国国家总秘书处工作（1959—1962年以及1967—1969年）。(10)　1975年贝尔纳·特里科作为报告人提交的报告，有力推动了1977年10月关于“信息技术与自由”的政府法案。参见布鲁诺·拉塞尔、诺埃尔·勒努瓦、贝尔纳·斯蒂恩，《行政透明》，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68—69页；弗朗索瓦斯·加卢埃代克-吉努伊斯，于贝尔·麦斯乐，《文件的秘密》，巴黎，库伽出版社，第13册，1976年。(11)　吉尔·让诺，《公共服务用户》，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8页。(12)　玛丽昂·帕莱蒂，《地方民主与全民公决》，巴黎，拉马丹出版社，1997年，第49—62页。(13)　吕西安·尼扎尔，《社会变革与国家机器》，第146页。(14)　1974年11月12—13日，来自社会党、统一社会党以及第三势力（市政行动组和法国工人民主联盟）的代表参加了社会党国家会议。市政行动组渐渐融入社会党，创建者罗贝尔·德·科蒙于1974年成为指导委员会成员（玛丽昂·帕莱蒂，《地方民主与全民选举》，第58页）。(15)　参见撰写市政行动组创建者罗贝尔·德·科蒙的作品，马克·泰西埃，《市政行动组》，巴黎，大学出版社，1971年。(16)　相关总体情况，参见阿兰·沙特里奥，《谁保卫消费者？法国的协会、制度与公共政策（1972—2003）》；阿兰·沙特里奥、M-E.谢塞尔、M.希尔顿，《以消费者的名义：二十世纪欧洲与美国的消费与政治》，巴黎，法雅出版社，2004年，第165—181页。(17)　参见米歇尔·维维奥卡，《国家、老板与消费者》，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179—184页。(18)　我们仔细查阅梳理了1960年代至1970年代《选择什么？》（和《预算选择什么？》）杂志的所有期刊，以便（大致）追溯对公共服务以及行政最早的消费主义解读。(19)　法国电话用户协会（AFUT）成立于1969年。(20)　关于国家消费研究所，参见维维奥卡的《国家、老板与消费者》，第努瓦、贝尔纳·斯蒂恩，《行政透明》，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68—69页；弗朗索瓦斯·加卢埃代克-吉努伊斯，于贝尔·麦斯乐，《文件的秘密》，巴黎，库伽出版社，第13册，1976年。(11)　吉尔·让诺，《公共服务用户》，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8页。(12)　玛丽昂·帕莱蒂，《地方民主与全民公决》，巴黎，拉马丹出版社，1997年，第49—62页。(13)　吕西安·尼扎尔，《社会变革与国家机器》，第146页。(14)　1974年11月12—13日，来自社会党、统一社会党以及第三势力（市政行动组和法国工人民主联盟）的代表参加了社会党国家会议。市政行动组渐渐融入社会党，创建者罗贝尔·德·科蒙于1974年成为指导委员会成员（玛丽昂·帕莱蒂，《地方民主与全民选举》，第58页）。(15)　参见撰写市政行动组创建者罗贝尔·德·科蒙的作品，马克·泰西埃，《市政行动组》，巴黎，大学出版社，1971年。(16)　相关总体情况，参见阿兰·沙特里奥，《谁保卫消费者？法国的协会、制度与公共政策（1972—2003）》；阿兰·沙特里奥、M-E.谢塞尔、M.希尔顿，《以消费者的名义：二十世纪欧洲与美国的消费与政治》，巴黎，法雅出版社，2004年，第165—181页。(17)　参见米歇尔·维维奥卡，《国家、老板与消费者》，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179—184页。(18)　我们仔细查阅梳理了1960年代至1970年代《选择什么？》（和《预算选择什么？》）杂志的所有期刊，以便（大致）追溯对公共服务以及行政最早的消费主义解读。(19)　法国电话用户协会（AFUT）成立于1969年。(20)　关于国家消费研究所，参见维维奥卡的《国家、老板与消费者》，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