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行政问题“政治化”

1970年代，行政问题“政治化”成为行政问题公共化建设的第二大动因，这一主题已渗入各政治党派的选举竞争之中、渗入国家和(32)地方民选代表的冲突之中。

1969年戴高乐辞去法国总统职务之后，法国决定推行于1962年投票通过的总统选举新模式，此举加剧了法国政治生活的两极分化。在1971年社会党人联合大会（埃皮奈大会）召开之后（决定归顺第五共和国政府机构），特别是在1972年6月26日左翼共同纲领签署之后，这种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在左翼与右翼相互冲突的大背景下促进(33)行政和公职人员在选举事务方面的建设。法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在建立政府计划的背景下对此主题尤为关注。一旦社会党与共产党为重新(34)掌权实施新的政治战略，“国家何去何从？”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亟待解答的首要问题。这一发问首先牵涉政府高层，同样也关乎公共职(35)能与行政运作。若想维护并征服由公职人员构成的选民团体，就难免需要政治考量。1972年11月5日，社会党组织召开全国公共职能问题研究大会：“社会党实际上认为，无论是从公务员身份地位、工资水平和结构还是从工作环境角度来看，公务员的处境多年来正在经历(36)严重恶化。”1974—1981年，法国建立起一支派驻公共职能与行政(37)改革部的特派团，特派团由卡特琳娜·拉卢米埃尔领导，负责提出建议并与工会组织缔结联系。社会党将被描述成为受害者的国家公务员作为重要论据。为捍卫公务员地位，行政被描述成为“公共服务”的代名词；而当揭露行政组织的时候，行政又成为了“国家”的同义第三节　行政问题“政治化”

1970年代，行政问题“政治化”成为行政问题公共化建设的第二大动因，这一主题已渗入各政治党派的选举竞争之中、渗入国家和(32)地方民选代表的冲突之中。

1969年戴高乐辞去法国总统职务之后，法国决定推行于1962年投票通过的总统选举新模式，此举加剧了法国政治生活的两极分化。在1971年社会党人联合大会（埃皮奈大会）召开之后（决定归顺第五共和国政府机构），特别是在1972年6月26日左翼共同纲领签署之后，这种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在左翼与右翼相互冲突的大背景下促进(33)行政和公职人员在选举事务方面的建设。法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在建立政府计划的背景下对此主题尤为关注。一旦社会党与共产党为重新(34)掌权实施新的政治战略，“国家何去何从？”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亟待解答的首要问题。这一发问首先牵涉政府高层，同样也关乎公共职(35)能与行政运作。若想维护并征服由公职人员构成的选民团体，就难免需要政治考量。1972年11月5日，社会党组织召开全国公共职能问题研究大会：“社会党实际上认为，无论是从公务员身份地位、工资水平和结构还是从工作环境角度来看，公务员的处境多年来正在经历(36)严重恶化。”1974—1981年，法国建立起一支派驻公共职能与行政(37)改革部的特派团，特派团由卡特琳娜·拉卢米埃尔领导，负责提出建议并与工会组织缔结联系。社会党将被描述成为受害者的国家公务员作为重要论据。为捍卫公务员地位，行政被描述成为“公共服务”的代名词；而当揭露行政组织的时候，行政又成为了“国家”的同义词。共产党内的思考颇为相似，并随着党对行使权力可能性的认知而(38)有所变化。对于伊夫·鲁科特而言，法国共产党在1972年至1977年间愈发充满“改革”斗志：他对自己关于政府高官与垄断势力串通勾结的言论进行细微调整，并将自己的提议由废除国家行政学院调整为普及行政教育。服从于垄断的政府所承载的工具性与总体性概念如今也要让位于那些“打开暗箱”的更加微妙的论点，普通公务员、政府高级官员、公共职能以及行政成为了各种评估与分析的对象。行政改(39)革更是成为受到普遍关注的主题。1978年立法选举前夕，左翼极有可能获胜的情势更加催促对国家的分析。1977年，共产党办公厅要求中央委员会的三位成员（让·法布尔、吕西安·塞夫、弗朗索瓦·亨苛）迅速编写一部作品来系统阐释共产党就此问题的立场。《共产党(40)人与国家》由此诞生，经法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引发大众讨论并获得官方评论支持。诚然，1977年9月针对政府的一系列更为激进的计划标志着联合纲领的破裂，但行政问题从此被提了出来。

一套改革计划在左翼内部逐渐就位。诊断首先涉及逐渐政治化以及与资本家势力、垄断势力存在共谋风险的政府高层，诊断者担心其在1978年立法选举之前可能发生政权更迭时无法承担起接力作用。使行政变得更加高效（意为“更少专断”）更加民主（政治上更少束缚）成为对外彰显的目标，许多方法得到倡导。首先，公职人员被视为现代化的主要推动者和行政的主要调节者。通过公职人员加强行政自主调节十分关键，这就意味着公职人员应该更加贴近大众，更多地参与到服务管理中来，同时工会组织也应当更加积极主动地配合国家管理：“公共职能的民主化改革可以确保公职人员真正参与到公共服(41)务的发展进程之中。”公民参与行政管理，为行政自我调节和行政词。共产党内的思考颇为相似，并随着党对行使权力可能性的认知而(38)有所变化。对于伊夫·鲁科特而言，法国共产党在1972年至1977年间愈发充满“改革”斗志：他对自己关于政府高官与垄断势力串通勾结的言论进行细微调整，并将自己的提议由废除国家行政学院调整为普及行政教育。服从于垄断的政府所承载的工具性与总体性概念如今也要让位于那些“打开暗箱”的更加微妙的论点，普通公务员、政府高级官员、公共职能以及行政成为了各种评估与分析的对象。行政改(39)革更是成为受到普遍关注的主题。1978年立法选举前夕，左翼极有可能获胜的情势更加催促对国家的分析。1977年，共产党办公厅要求中央委员会的三位成员（让·法布尔、吕西安·塞夫、弗朗索瓦·亨苛）迅速编写一部作品来系统阐释共产党就此问题的立场。《共产党(40)人与国家》由此诞生，经法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引发大众讨论并获得官方评论支持。诚然，1977年9月针对政府的一系列更为激进的计划标志着联合纲领的破裂，但行政问题从此被提了出来。

一套改革计划在左翼内部逐渐就位。诊断首先涉及逐渐政治化以及与资本家势力、垄断势力存在共谋风险的政府高层，诊断者担心其在1978年立法选举之前可能发生政权更迭时无法承担起接力作用。使行政变得更加高效（意为“更少专断”）更加民主（政治上更少束缚）成为对外彰显的目标，许多方法得到倡导。首先，公职人员被视为现代化的主要推动者和行政的主要调节者。通过公职人员加强行政自主调节十分关键，这就意味着公职人员应该更加贴近大众，更多地参与到服务管理中来，同时工会组织也应当更加积极主动地配合国家管理：“公共职能的民主化改革可以确保公职人员真正参与到公共服(41)务的发展进程之中。”公民参与行政管理，为行政自我调节和行政服务做了补充。对“公共管理”的思考也是存在的，但是采取了一种(42)“平均主义”形式。管理措施全面落实到公职人员提供的服务之中。社会党的执政纲领提议通过推广预算选择理性化的技术措施加快其普及进程，以便“针对政府政策目标开展更加有效和明晰的讨论”(43)。整套倡议中还增添了左翼政党（尤其是社会党）贯穿始终的主旋律：地方分权。提高地方民选代表的地位和作用成为争取全部选票的解决途径，此举具有诸多效用：这既是对政府运作方式的改革，也有(44)助于推动国家民主化进程和第五共和国政权机构的再平衡（参见第四部分）。

右翼政党不甘示弱，捍卫行政相对人权利始终是党派划分阵营和相互竞争的核心依据，站在对立阵营的包括独立共和党联盟（FNRI）、德斯坦派、执政的戴高乐派（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以及许多中间党派、民主进步阵营（雅克·杜哈梅尔的民主进步党）、改革运动（联结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的激进党和让·勒卡吕埃的民主党）。“改革”在这场斗争中独占鳌头，成为“五月风暴”后大背景下的关键问题，自1972年6月起，围绕联合纲领的左翼联盟使(45)“改革”主题更加突出。特别是独立共和党的德斯坦派力图实施(46)“支持与接替战略”，呼吁更加自由的行政机构运作机制。无论是(47)在1972年独立共和党的选举规划中，还是在吉斯卡尔·德斯坦后来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尤其是在其所著的于1976年出版的《法兰西民主》中，都充分强调行政需要“去官僚化”，并重新肯定民选官员的(48)控制权。总论点就是优先建立“自由社会”、“繁荣社会”。透过德斯坦的指示（“要改变但不要革命”）以及1972年10月在夏朗顿发表讲话的主旋律（“我们在中心统治着法国”），我们可以看出独立共和服务做了补充。对“公共管理”的思考也是存在的，但是采取了一种(42)“平均主义”形式。管理措施全面落实到公职人员提供的服务之中。社会党的执政纲领提议通过推广预算选择理性化的技术措施加快其普及进程，以便“针对政府政策目标开展更加有效和明晰的讨论”(43)。整套倡议中还增添了左翼政党（尤其是社会党）贯穿始终的主旋律：地方分权。提高地方民选代表的地位和作用成为争取全部选票的解决途径，此举具有诸多效用：这既是对政府运作方式的改革，也有(44)助于推动国家民主化进程和第五共和国政权机构的再平衡（参见第四部分）。

右翼政党不甘示弱，捍卫行政相对人权利始终是党派划分阵营和相互竞争的核心依据，站在对立阵营的包括独立共和党联盟（FNRI）、德斯坦派、执政的戴高乐派（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以及许多中间党派、民主进步阵营（雅克·杜哈梅尔的民主进步党）、改革运动（联结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的激进党和让·勒卡吕埃的民主党）。“改革”在这场斗争中独占鳌头，成为“五月风暴”后大背景下的关键问题，自1972年6月起，围绕联合纲领的左翼联盟使(45)“改革”主题更加突出。特别是独立共和党的德斯坦派力图实施(46)“支持与接替战略”，呼吁更加自由的行政机构运作机制。无论是(47)在1972年独立共和党的选举规划中，还是在吉斯卡尔·德斯坦后来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尤其是在其所著的于1976年出版的《法兰西民主》中，都充分强调行政需要“去官僚化”，并重新肯定民选官员的(48)控制权。总论点就是优先建立“自由社会”、“繁荣社会”。透过德斯坦的指示（“要改变但不要革命”）以及1972年10月在夏朗顿发表讲话的主旋律（“我们在中心统治着法国”），我们可以看出独立共和党策略的重点是自由改革，巩固个体权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家(49)的过度集权及其带来的“国家官僚主义化”影响遭到揭露，国家机器产生的负外部性成倍增加。提出的建议通过以下两个途径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一是“恢复各级政府的实际责任并落实到人，这要求对公共职能法规进行重新调整”；二是“任何公民如果认为自己是行政部门某个过分决定的受害者，都有权获得迅速、明确和无偿的援助，(50)这是独立共和党的古老倡议，如今得到一致认可”。保卫行政相对人以及与“官僚主义”斗争成为德斯坦派在这一时期的两大主要特征。力图占据中心地位的想法同时吸引着戴高乐派和社会党，也促使众多中间党派结盟，独立共和党将大量精力投入社会改革之中。保卫行政相对人作为战略核心得到初步落实，与右翼的竞争由此进入公开状态。1970年11月24日，国民议会议员兼独立共和党秘书长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递交要求建立“保护人权最高委员会”的法律草案，希望针对行政部门创建“公民权利捍卫人”职位。同年，他与三位律师团成员共同创建了名为“保护公民”的协会，以促使行政部门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关系更为人性化为己任。1972年，爱丽舍宫表现出对设立“调查官”（即不符合法国结构的共和国调解人）的敌意。然而1973年1月，梅斯梅尔政府通过法律设立“共和国调解人”，被乔治·(51)蓬皮杜称为“公众舆论与公民面对权力时的发声筒”。与国外范例相比，法国政府对这个职务的构想似乎更加平易近人，司法部部长普(52)列文称其为“公民与政府之间亲切的说情者”。与右翼的竞争促使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剧目飞速发展。

动员地方民选代表成为第二个推动行政问题政治化进程的重要因素。该运动是1969年全民公决失败后地方政府理性化改革陷入危机党策略的重点是自由改革，巩固个体权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家(49)的过度集权及其带来的“国家官僚主义化”影响遭到揭露，国家机器产生的负外部性成倍增加。提出的建议通过以下两个途径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一是“恢复各级政府的实际责任并落实到人，这要求对公共职能法规进行重新调整”；二是“任何公民如果认为自己是行政部门某个过分决定的受害者，都有权获得迅速、明确和无偿的援助，(50)这是独立共和党的古老倡议，如今得到一致认可”。保卫行政相对人以及与“官僚主义”斗争成为德斯坦派在这一时期的两大主要特征。力图占据中心地位的想法同时吸引着戴高乐派和社会党，也促使众多中间党派结盟，独立共和党将大量精力投入社会改革之中。保卫行政相对人作为战略核心得到初步落实，与右翼的竞争由此进入公开状态。1970年11月24日，国民议会议员兼独立共和党秘书长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递交要求建立“保护人权最高委员会”的法律草案，希望针对行政部门创建“公民权利捍卫人”职位。同年，他与三位律师团成员共同创建了名为“保护公民”的协会，以促使行政部门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关系更为人性化为己任。1972年，爱丽舍宫表现出对设立“调查官”（即不符合法国结构的共和国调解人）的敌意。然而1973年1月，梅斯梅尔政府通过法律设立“共和国调解人”，被乔治·(51)蓬皮杜称为“公众舆论与公民面对权力时的发声筒”。与国外范例相比，法国政府对这个职务的构想似乎更加平易近人，司法部部长普(52)列文称其为“公民与政府之间亲切的说情者”。与右翼的竞争促使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剧目飞速发展。

动员地方民选代表成为第二个推动行政问题政治化进程的重要因素。该运动是1969年全民公决失败后地方政府理性化改革陷入危机的结果。然而就在这次全民公决之前，市镇合并的计划和建立强大地(53)区权力的计划均已被列入议程。1969年全民公决失败后，新任总统蓬皮杜否决了大区改革，并选择以省级行政单位为依靠（参考(54)1970年10月30日蓬皮杜在里昂发表的讲话）。蓬皮杜总统的战略优先考虑将中间党派（连同独立共和党和民主进步党的中间派）纳入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并充分依靠地方民选代表以争取到绝大多数支持。自此，通过减少地方政府数量来单方面实现地方合理化改革将不(55)再可能。

这种政治联盟的变化深刻影响着针对政府改革的思考方式以及行政问题的表达方式。前一时期的主导范式（通过阐明不同等级的改革使地方政府合理化成为整体重组的主要轴心之一）被来自地方民选代表的压力击垮了。现在，地方政府不再被认为是国家改革的内部因素，而地方民选代表则成为了区别于中央政府的正式对话者。这种转变带来三种后果。第一、要维护和尊重现存基层机构（省和市镇），在今后的改革进程中主动对其进行系统的咨询与联络。1970年12月31日颁布的关于地方自由的法律废除了行政监督，1971年7月16日颁布的经过重大调整的关于市镇合并重组的法律，1972年7月5日姗姗来迟的关于大区的《弗雷法》，所有这些妥协都意味着策略已经发生了改变。国家不再强制要求地方政府改革，而是与之协商后彼此作出让步(56)。在此背景之下，地方民选代表再次化身为真正的压力团体。他们从此将抨击中央政府作为先于优化自身结构以及制定活动框架的首要任务。这种反映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对抗新方式的例子不胜枚举。对国家机器进行批评并呼吁改革，是对尝试改革地方政府的有力回击。的结果。然而就在这次全民公决之前，市镇合并的计划和建立强大地(53)区权力的计划均已被列入议程。1969年全民公决失败后，新任总统蓬皮杜否决了大区改革，并选择以省级行政单位为依靠（参考(54)1970年10月30日蓬皮杜在里昂发表的讲话）。蓬皮杜总统的战略优先考虑将中间党派（连同独立共和党和民主进步党的中间派）纳入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并充分依靠地方民选代表以争取到绝大多数支持。自此，通过减少地方政府数量来单方面实现地方合理化改革将不(55)再可能。

这种政治联盟的变化深刻影响着针对政府改革的思考方式以及行政问题的表达方式。前一时期的主导范式（通过阐明不同等级的改革使地方政府合理化成为整体重组的主要轴心之一）被来自地方民选代表的压力击垮了。现在，地方政府不再被认为是国家改革的内部因素，而地方民选代表则成为了区别于中央政府的正式对话者。这种转变带来三种后果。第一、要维护和尊重现存基层机构（省和市镇），在今后的改革进程中主动对其进行系统的咨询与联络。1970年12月31日颁布的关于地方自由的法律废除了行政监督，1971年7月16日颁布的经过重大调整的关于市镇合并重组的法律，1972年7月5日姗姗来迟的关于大区的《弗雷法》，所有这些妥协都意味着策略已经发生了改变。国家不再强制要求地方政府改革，而是与之协商后彼此作出让步(56)。在此背景之下，地方民选代表再次化身为真正的压力团体。他们从此将抨击中央政府作为先于优化自身结构以及制定活动框架的首要任务。这种反映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对抗新方式的例子不胜枚举。对国家机器进行批评并呼吁改革，是对尝试改革地方政府的有力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