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是各种举措与控制的对象。尽管法国最高行政法院的1976—1977年度报告在三者之中最为审慎，却仍对将新管理技术引入法国公共服务之中的条件存在疑问。在新公共管理矩阵中，这些管理技术主要由三部分构成：明确定期审查的目标，下放对抗等级制原则并假定权力下放和问责制新概念的重要权力，采取以有效性和针对性为衡量标准的新型控制。1977年，最高行政法院成员详尽考量了法国环境下（中央集权、分区、论资晋升以及不合适的评级制度导致的问责限制）发展这些工具所遇到的障碍。建议采取的解决方案包括更加分散管理权力、放松法律约束机制以及实施前瞻性人事管理政策，这些方案表明高级官员们已然认为“新的公共管理”理念是不可避免且可取的。

公共管理在官僚制领域中的应用与管理理念在政治领域中的运用相呼应。因此，接下来将要介绍的出自1970年代高级公务员俱乐部（交流与方案俱乐部、时钟俱乐部）的两部作品，把对法国社会进行反思的智力参与与政治和党派内容相结合。这两部作品均为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的高级公务员的成果，通过在俱乐部中的思想碰撞与交流，构成体现政治积极性的创新形式。尽管两部作品所捍卫的政治立场明显不同（社会民主党对应交流与方案俱乐部、极右翼自由党对应时钟俱乐部），但每部都对国家及行政进行尖锐批评并呼吁全面改革。(38)1977年出版的《民主近在眼前》，反映出1973年在高级公务员倡议下建立的交流与方案俱乐部的政治定位，当时在巴黎九大教授企业管理课程（1973—1979）的雅克·德罗尔便在倡议队伍之中。深(39)谙这种活动方式的德罗尔作为俱乐部的创始人，与包括当时任职于国库司的让-巴蒂斯特·德·富科等其他公务员共同确定了俱乐部的正统左翼倾向，富科还在国库司中创建了名为“灵性与政治”的小组。俱恰是各种举措与控制的对象。尽管法国最高行政法院的1976—1977年度报告在三者之中最为审慎，却仍对将新管理技术引入法国公共服务之中的条件存在疑问。在新公共管理矩阵中，这些管理技术主要由三部分构成：明确定期审查的目标，下放对抗等级制原则并假定权力下放和问责制新概念的重要权力，采取以有效性和针对性为衡量标准的新型控制。1977年，最高行政法院成员详尽考量了法国环境下（中央集权、分区、论资晋升以及不合适的评级制度导致的问责限制）发展这些工具所遇到的障碍。建议采取的解决方案包括更加分散管理权力、放松法律约束机制以及实施前瞻性人事管理政策，这些方案表明高级官员们已然认为“新的公共管理”理念是不可避免且可取的。

公共管理在官僚制领域中的应用与管理理念在政治领域中的运用相呼应。因此，接下来将要介绍的出自1970年代高级公务员俱乐部（交流与方案俱乐部、时钟俱乐部）的两部作品，把对法国社会进行反思的智力参与与政治和党派内容相结合。这两部作品均为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的高级公务员的成果，通过在俱乐部中的思想碰撞与交流，构成体现政治积极性的创新形式。尽管两部作品所捍卫的政治立场明显不同（社会民主党对应交流与方案俱乐部、极右翼自由党对应时钟俱乐部），但每部都对国家及行政进行尖锐批评并呼吁全面改革。(38)1977年出版的《民主近在眼前》，反映出1973年在高级公务员倡议下建立的交流与方案俱乐部的政治定位，当时在巴黎九大教授企业管理课程（1973—1979）的雅克·德罗尔便在倡议队伍之中。深(39)谙这种活动方式的德罗尔作为俱乐部的创始人，与包括当时任职于国库司的让-巴蒂斯特·德·富科等其他公务员共同确定了俱乐部的正统左翼倾向，富科还在国库司中创建了名为“灵性与政治”的小组。俱乐部广纳会员（工会工人与农民、企业领导、公务员、教师与社会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组织辩论、建立各种工作组。其中专门针对国家而成立的工作组由颇有声望的最高行政法院成员贝尔纳·特里科主持，但国家行政学院的两位毕业生弗朗索瓦·拉格朗日（国家行政学院，1964年，最高行政法院的审查官）和让·德罗森（国家行政学院，1974年，对外经济关系总局的高级民事官员）更是为工作组的发展(40)做出卓越贡献。出于对行政运作问题的浓厚兴趣，这两位高级公务员起草了作品中关于“国家改革”的部分。“今天的法国政府身染重(41)病”，过度承担了公民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责任，对行政机关的控制软弱无力，是集权的、形式主义的、无效的、低效的、极不民主的政府。该作品主张减轻国家负担，同时强化国家的控制力。地方分权、内部行政地方分权、裁撤庞杂机构、复兴规划，所有这些构成了俱乐部的改革剧目。“政府难以掌控”和“政府尽在掌握”这两个主题显示了公共管理概念与左翼的意愿很切合。此外，在国家派驻公共职能部的社会党成员卡特琳娜·拉卢米埃尔的支持下，一个研究“行(42)政管理新方法”的工作团队于1977年组建起来了。

在右翼多数派内部冲突的背景下，1978年立法选举之后，各种公共管理理念也充当起了划界策略。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兰西民主联盟的一些成员试图通过激进方式将自由主义信条重新定向为市场自由主义和关于官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专门知识，来与德斯坦派改良主义划清界限。这种分化策略在法兰西民主联盟内部某些对官僚主义所持立场更为激进的党派或人士身上尤为明显。曾经的极右翼活动分子热拉尔·隆盖自1978年起成为年轻的共和党议员（默兹省议员），他重新研究有关官僚制度的各种经济理论，使自己成为国民议会中的公共职乐部广纳会员（工会工人与农民、企业领导、公务员、教师与社会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组织辩论、建立各种工作组。其中专门针对国家而成立的工作组由颇有声望的最高行政法院成员贝尔纳·特里科主持，但国家行政学院的两位毕业生弗朗索瓦·拉格朗日（国家行政学院，1964年，最高行政法院的审查官）和让·德罗森（国家行政学院，1974年，对外经济关系总局的高级民事官员）更是为工作组的发展(40)做出卓越贡献。出于对行政运作问题的浓厚兴趣，这两位高级公务员起草了作品中关于“国家改革”的部分。“今天的法国政府身染重(41)病”，过度承担了公民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责任，对行政机关的控制软弱无力，是集权的、形式主义的、无效的、低效的、极不民主的政府。该作品主张减轻国家负担，同时强化国家的控制力。地方分权、内部行政地方分权、裁撤庞杂机构、复兴规划，所有这些构成了俱乐部的改革剧目。“政府难以掌控”和“政府尽在掌握”这两个主题显示了公共管理概念与左翼的意愿很切合。此外，在国家派驻公共职能部的社会党成员卡特琳娜·拉卢米埃尔的支持下，一个研究“行(42)政管理新方法”的工作团队于1977年组建起来了。

在右翼多数派内部冲突的背景下，1978年立法选举之后，各种公共管理理念也充当起了划界策略。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兰西民主联盟的一些成员试图通过激进方式将自由主义信条重新定向为市场自由主义和关于官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专门知识，来与德斯坦派改良主义划清界限。这种分化策略在法兰西民主联盟内部某些对官僚主义所持立场更为激进的党派或人士身上尤为明显。曾经的极右翼活动分子热拉尔·隆盖自1978年起成为年轻的共和党议员（默兹省议员），他重新研究有关官僚制度的各种经济理论，使自己成为国民议会中的公共职能专家。因此，在1978—1981年担任公共职能预算报告人的热拉尔·隆盖撰写了三份影响深远的报告，常常被视为倡议新自由主义或反官僚主义的“檄文”。他的立场与时钟俱乐部相互呼应，后者使公共管理技术的使用更为激进化并以耸人听闻的方式揭露“官僚主义的危(43)害”。成立于1974年7月的时钟俱乐部最初似乎只是一个崭新的高级公务员俱乐部，其创建者是曾就读于巴黎政治学院尔后又接受国家行政学院教育的伊万·布罗、让-伊夫·勒加卢、亨利·德莱斯康伯爵(44)，他们因为反对“五月风暴”运动以及建立“新右翼”的共同意志而走到一起。为了发扬深刻沉思的传统，时钟俱乐部的创始人们试图奠定右翼意识形态基础，要求“来自专业院校或综合性大学的年轻公务员、经济界管理人员或自由职业者”这样的会员们“都能够反思社会、经济、政治秩序的必然转变，从而应对现代世界的挑战并解决欧(45)洲社会危机”。事实上，俱乐部中的多位会员都深受阿兰·德·伯努瓦所建立的欧洲文明研究会影响，俱乐部从这个极右“思考团体”处(46)引用多篇著述。在新的“生者的政治”框架下向统治者提出的新种族主义遗传理论因此揭露了平等主义的乌托邦，并更好地强调了民族与文化间的差异。而在政治和经济层面，时钟俱乐部因“反雅各宾的(47)民族自由主义”与欧洲文明研究会区分开来，时钟俱乐部依据该主(48)义建立起强烈敌视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学说。

对于寻求与德斯坦派或戴高乐派划清界限的议会右翼成员以及近极右翼分子来说，1970年代末期的时钟俱乐部就像一个相互交流的场所、一个意识形态的熔炉、一个调整转换的阵地。俱乐部从建立之初便始终努力通过构造意识形态和撰写集体研究来建立合法地位。该目标具象为组织各种研讨会和圆桌会议以及与大学研究人员合作出版能专家。因此，在1978—1981年担任公共职能预算报告人的热拉尔·隆盖撰写了三份影响深远的报告，常常被视为倡议新自由主义或反官僚主义的“檄文”。他的立场与时钟俱乐部相互呼应，后者使公共管理技术的使用更为激进化并以耸人听闻的方式揭露“官僚主义的危(43)害”。成立于1974年7月的时钟俱乐部最初似乎只是一个崭新的高级公务员俱乐部，其创建者是曾就读于巴黎政治学院尔后又接受国家行政学院教育的伊万·布罗、让-伊夫·勒加卢、亨利·德莱斯康伯爵(44)，他们因为反对“五月风暴”运动以及建立“新右翼”的共同意志而走到一起。为了发扬深刻沉思的传统，时钟俱乐部的创始人们试图奠定右翼意识形态基础，要求“来自专业院校或综合性大学的年轻公务员、经济界管理人员或自由职业者”这样的会员们“都能够反思社会、经济、政治秩序的必然转变，从而应对现代世界的挑战并解决欧(45)洲社会危机”。事实上，俱乐部中的多位会员都深受阿兰·德·伯努瓦所建立的欧洲文明研究会影响，俱乐部从这个极右“思考团体”处(46)引用多篇著述。在新的“生者的政治”框架下向统治者提出的新种族主义遗传理论因此揭露了平等主义的乌托邦，并更好地强调了民族与文化间的差异。而在政治和经济层面，时钟俱乐部因“反雅各宾的(47)民族自由主义”与欧洲文明研究会区分开来，时钟俱乐部依据该主(48)义建立起强烈敌视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学说。

对于寻求与德斯坦派或戴高乐派划清界限的议会右翼成员以及近极右翼分子来说，1970年代末期的时钟俱乐部就像一个相互交流的场所、一个意识形态的熔炉、一个调整转换的阵地。俱乐部从建立之初便始终努力通过构造意识形态和撰写集体研究来建立合法地位。该目标具象为组织各种研讨会和圆桌会议以及与大学研究人员合作出版作品。1979年4月22日，时钟俱乐部在国民议会组织了以官僚主义为主题的研讨会，众多与会者在其中各抒己见。除俱乐部成员（俱乐部主席兼内政部行政监察官布罗、俱乐部副主席兼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生勒罗阿）外，还包括许多右翼政治家（国民议会议员、国务委员、安德尔省议员兼前省长奥利拉克；默兹省议员、专区区长兼公共职能预算报告人隆盖）、知名高级公务员（贝尔纳·特里科）；调解员代表保罗·里波什以及被公认为国家改革者的著名人物（社会学家克罗齐耶、法学家罗朗·德拉戈、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亨利·勒帕热以及科学管理组织委员会总裁奥克塔夫·热利尼耶），他们的出席为俱乐部的活动注入了合法性。从研讨会中选取的精彩发言经过分门别类集结成册并于1980年出版：《为什么是官僚主义？》《权力与自由》《公共职能改革》《国家与企业》。政府的不断扩张、办公厅及其执行人员权力及官僚主义化的扩大、对办公机构的“愤怒”日益高涨、工会角色、社会党和法国共产党提出的集体主义建议，所有这些都被揭露了出来。(49)隆盖的干预措施以开发公共管理的政治用途为特色。他提议通过以(50)下所有主题来普及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研究：行政存在的持续增加、担忧部分国家服务被公职人员占据、警惕可能会导致预算扩张的公务员行为。他的最终辩护词便是1978—1979年议会报告的核心内容，通过将公共服务委托给公共机构执行，维护在国家行动中主权使命与执行任务相分离的原则，而公共机构的公职人员亦可从集体协议中获益。在政治领域的边缘地带，“国家战略家”的新型管理模式已然成形。隆盖与时钟俱乐部的立场趋于一致。他们证明公共管理知识的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用途在1970年代的改革构型中仍处于边缘位置，在某种程度上，因反对派改革剧目的胜利而“受阻”。自1978年，这些政治用途首先在法兰西民主联盟内部建立起“征服名录”作品。1979年4月22日，时钟俱乐部在国民议会组织了以官僚主义为主题的研讨会，众多与会者在其中各抒己见。除俱乐部成员（俱乐部主席兼内政部行政监察官布罗、俱乐部副主席兼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生勒罗阿）外，还包括许多右翼政治家（国民议会议员、国务委员、安德尔省议员兼前省长奥利拉克；默兹省议员、专区区长兼公共职能预算报告人隆盖）、知名高级公务员（贝尔纳·特里科）；调解员代表保罗·里波什以及被公认为国家改革者的著名人物（社会学家克罗齐耶、法学家罗朗·德拉戈、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亨利·勒帕热以及科学管理组织委员会总裁奥克塔夫·热利尼耶），他们的出席为俱乐部的活动注入了合法性。从研讨会中选取的精彩发言经过分门别类集结成册并于1980年出版：《为什么是官僚主义？》《权力与自由》《公共职能改革》《国家与企业》。政府的不断扩张、办公厅及其执行人员权力及官僚主义化的扩大、对办公机构的“愤怒”日益高涨、工会角色、社会党和法国共产党提出的集体主义建议，所有这些都被揭露了出来。(49)隆盖的干预措施以开发公共管理的政治用途为特色。他提议通过以(50)下所有主题来普及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研究：行政存在的持续增加、担忧部分国家服务被公职人员占据、警惕可能会导致预算扩张的公务员行为。他的最终辩护词便是1978—1979年议会报告的核心内容，通过将公共服务委托给公共机构执行，维护在国家行动中主权使命与执行任务相分离的原则，而公共机构的公职人员亦可从集体协议中获益。在政治领域的边缘地带，“国家战略家”的新型管理模式已然成形。隆盖与时钟俱乐部的立场趋于一致。他们证明公共管理知识的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用途在1970年代的改革构型中仍处于边缘位置，在某种程度上，因反对派改革剧目的胜利而“受阻”。自1978年，这些政治用途首先在法兰西民主联盟内部建立起“征服名录”（例如共和党），通过以官僚制为靶心并以公务员为敌手的自由主义促进战略身份的构建，以便（例如共和党）摆脱德斯坦派的中立政策。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部分的思想意图。1970年代是理解国家改革现象的重要时期，其中可以发现三种动因。媒体对官僚制度的揭露以及对作为官僚主义弊病药方的行政改革或国家改革的报道从未停止。我们目睹了曾因国家机器的内部冲突而导致的“社会主义化”现象。行政工作的公开化开始成为权力诉求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行政成为1972年后重新架构的两极分化选举竞争内部的政治筹码。这种政治化传达了民选代表关于强化行政管控的要求，揭露了行政的拖沓与不透明，并以“去官僚主义化”为名捍卫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这一时期，政治塑造了行政改革政策，而改革部署首先要依赖民选代表，即行政人员或议会议员。1978—1979年关于行政相对人的几项主要法律是反对派剧目中最切实的体现。在如此改革构型中，捍卫公共管理的专业知识对行政改革政策的影响能力仍相对较低。

(1)　唐纳德·J.萨沃伊，《撒切尔、里根、马尔罗尼：寻找新的官僚主义》。(2)　罗贝尔·德洛尔姆、克里斯蒂娜·安德烈，《国家与经济：对法国公共支出演变的解释（1870—1980）》，巴黎，瑟伊出版社，1983年，第38—39页。(3)　《明年的工作支出将继续快速增长》，载《回声报》，1971年9月17日；《我们能缩减公共支出吗？》，载《新日报》，1972年7月28日；《政府与行政部门是否花费过多？》，载《世界报》，1973年11月24日。(4)　《国家将不得不缩减生活排场……在1980年》，载《回声报》，1979年3月1日；《一项能够制止公共支出增长的政策》，载《回声报》，1979年5（例如共和党），通过以官僚制为靶心并以公务员为敌手的自由主义促进战略身份的构建，以便（例如共和党）摆脱德斯坦派的中立政策。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部分的思想意图。1970年代是理解国家改革现象的重要时期，其中可以发现三种动因。媒体对官僚制度的揭露以及对作为官僚主义弊病药方的行政改革或国家改革的报道从未停止。我们目睹了曾因国家机器的内部冲突而导致的“社会主义化”现象。行政工作的公开化开始成为权力诉求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行政成为1972年后重新架构的两极分化选举竞争内部的政治筹码。这种政治化传达了民选代表关于强化行政管控的要求，揭露了行政的拖沓与不透明，并以“去官僚主义化”为名捍卫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这一时期，政治塑造了行政改革政策，而改革部署首先要依赖民选代表，即行政人员或议会议员。1978—1979年关于行政相对人的几项主要法律是反对派剧目中最切实的体现。在如此改革构型中，捍卫公共管理的专业知识对行政改革政策的影响能力仍相对较低。

(1)　唐纳德·J.萨沃伊，《撒切尔、里根、马尔罗尼：寻找新的官僚主义》。(2)　罗贝尔·德洛尔姆、克里斯蒂娜·安德烈，《国家与经济：对法国公共支出演变的解释（1870—1980）》，巴黎，瑟伊出版社，1983年，第38—39页。(3)　《明年的工作支出将继续快速增长》，载《回声报》，1971年9月17日；《我们能缩减公共支出吗？》，载《新日报》，1972年7月28日；《政府与行政部门是否花费过多？》，载《世界报》，1973年11月24日。(4)　《国家将不得不缩减生活排场……在1980年》，载《回声报》，1979年3月1日；《一项能够制止公共支出增长的政策》，载《回声报》，1979年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