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变化的新的价值观

想象一家公共机构成功地消除了噪声。比如，一所大学对“不当行为”进行了界定，每位教师和学生都知道它包含什么以及不包含什么。又比如，一家大公司精准地界定了什么是“腐败”，公司中的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被允许的，什么是被禁止的。再想象一下，一家私人机构可以通过明确指出只招收某些专业的毕业生等手段来降低噪声。然而，如果一个组织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那会如何呢？某些减少噪声的策略似乎没有将这一因素考虑在内，因而它们的灵活性可能会成为一个大问题，而这一问题又与人们对区别对待和尊严的关注紧密相关。

美国宪法中有一项以令人费解著称的裁决，可以帮我们理解这一点。这项裁决发生于1974年，针对的是一项学校系统中的严格规定：学校要求怀孕的女教师在距预产期还有5个月的时候就开始无薪休假。教师乔·卡萝尔·拉弗勒（Jo Carol LaFleur）反对称，学校的规定具有歧视性，而且5个月无薪休假并不合理。这一反对意见获得美国最高法院认可，但是法院没有提到性别歧视，也没有说5个月时间不公平。相反，法院反对该规定的理由是，学校没有给予拉弗勒表明她不需要停止工作的机会。下面是法院的原话：

对于任何一位女教师是否有能力继续工作，校方没有根据医生或学校董事会的意见做出因人而异的决策。学校的规则包含一个不容反驳的“生理上无法胜任”的推定，而且即使医学证据表明有些女性的身体状况可能恰恰与其相反，该推定却仍被认为适用。不断变化的新的价值观

想象一家公共机构成功地消除了噪声。比如，一所大学对“不当行为”进行了界定，每位教师和学生都知道它包含什么以及不包含什么。又比如，一家大公司精准地界定了什么是“腐败”，公司中的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被允许的，什么是被禁止的。再想象一下，一家私人机构可以通过明确指出只招收某些专业的毕业生等手段来降低噪声。然而，如果一个组织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那会如何呢？某些减少噪声的策略似乎没有将这一因素考虑在内，因而它们的灵活性可能会成为一个大问题，而这一问题又与人们对区别对待和尊严的关注紧密相关。

美国宪法中有一项以令人费解著称的裁决，可以帮我们理解这一点。这项裁决发生于1974年，针对的是一项学校系统中的严格规定：学校要求怀孕的女教师在距预产期还有5个月的时候就开始无薪休假。教师乔·卡萝尔·拉弗勒（Jo Carol LaFleur）反对称，学校的规定具有歧视性，而且5个月无薪休假并不合理。这一反对意见获得美国最高法院认可，但是法院没有提到性别歧视，也没有说5个月时间不公平。相反，法院反对该规定的理由是，学校没有给予拉弗勒表明她不需要停止工作的机会。下面是法院的原话：

对于任何一位女教师是否有能力继续工作，校方没有根据医生或学校董事会的意见做出因人而异的决策。学校的规则包含一个不容反驳的“生理上无法胜任”的推定，而且即使医学证据表明有些女性的身体状况可能恰恰与其相反，该推定却仍被认为适用。5个月的强制性休假看起来很荒谬，但法院并没有强调这一点。相反，法院控诉的是“不容反驳的推定”，以及缺乏“因人而异的决策”。如此说来，法院显然在用鲍西娅的方式争辩：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应该指定专门的人来研究拉弗勒的特殊情况。

由于没有使用任何决策卫生策略，这样的做法会产生噪声。那么，谁有权判定拉弗勒的案件？许多其他处境相似的女性，她们得到的判定结果与拉弗勒的一致吗？在任何案件中，许多规则都是不容反驳的推定。某个限速规定能否被接受？有权投票或饮酒的最低年龄应该是多少？严格禁止酒后驾驶的规定又如何呢？考虑到这些例子，批评者们反对说：反对“不容反驳的推定”的论点过于牵强了，但他们反对的理由至少不是“这些推定的目的和实际效果是减少噪声”。

当时有影响力的评论员为法院的裁决辩护，他们强调说：人们的道德观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因此应该避免使用刻板的规则。他们认为，考虑到女性在当今社会所起的作用，相关的社会规范也应该顺应时代的变化。因人而异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特别合适，因为它能将不断变化的道德规范纳入其中。有规则约束的系统可能可以消除噪声，这很好，但如果固化了现有的规范和价值观，那就不太好了。

总而言之，有些人可能会坚持认为：有噪声的系统，其优势在于帮助人们适应新的价值观。例如，随着价值观的改变，如果允许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他们就可以根据当时的价值观，对贩卖大麻的罪行处以较轻的刑罚，而对强奸罪处以较重的刑罚。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如果有些法官很宽容，而另一些法官并非如此，那么就会产生一定程5个月的强制性休假看起来很荒谬，但法院并没有强调这一点。相反，法院控诉的是“不容反驳的推定”，以及缺乏“因人而异的决策”。如此说来，法院显然在用鲍西娅的方式争辩：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应该指定专门的人来研究拉弗勒的特殊情况。

由于没有使用任何决策卫生策略，这样的做法会产生噪声。那么，谁有权判定拉弗勒的案件？许多其他处境相似的女性，她们得到的判定结果与拉弗勒的一致吗？在任何案件中，许多规则都是不容反驳的推定。某个限速规定能否被接受？有权投票或饮酒的最低年龄应该是多少？严格禁止酒后驾驶的规定又如何呢？考虑到这些例子，批评者们反对说：反对“不容反驳的推定”的论点过于牵强了，但他们反对的理由至少不是“这些推定的目的和实际效果是减少噪声”。

当时有影响力的评论员为法院的裁决辩护，他们强调说：人们的道德观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因此应该避免使用刻板的规则。他们认为，考虑到女性在当今社会所起的作用，相关的社会规范也应该顺应时代的变化。因人而异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特别合适，因为它能将不断变化的道德规范纳入其中。有规则约束的系统可能可以消除噪声，这很好，但如果固化了现有的规范和价值观，那就不太好了。

总而言之，有些人可能会坚持认为：有噪声的系统，其优势在于帮助人们适应新的价值观。例如，随着价值观的改变，如果允许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他们就可以根据当时的价值观，对贩卖大麻的罪行处以较轻的刑罚，而对强奸罪处以较重的刑罚。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如果有些法官很宽容，而另一些法官并非如此，那么就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公平，即处境相似的人将受到不同的对待。但是，如果考虑新出现的社会价值观，那么不公平将更有可能被大众接受。

以上问题肯定不仅限于刑事司法制度或司法领域。一些公司可能允许判断和决策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虽然这样会产生噪声，但可以确保公司政策能够随着新的观念和价值观的出现而做出相应改变。举一个我们亲身经历的例子：本书的一位合著者在几年前曾加入一家大型咨询公司，他所收到的不太具有时效性的“欢迎礼包”中，说明了他可以报销哪些旅行费用，包括安全抵达时给家人打电话的费用、熨西装的费用、服务生的小费等。这些规则是没有噪声的，但显然已经过时了，并且存在性别歧视。很快，这些过时的规则就被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出现的新规则所取代。现在该公司对报销的要求是：必须“适当且合理”。

这一要求会产生噪声但依然得以采用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某些减少噪声的策略根本没有遇到反对意见。如果人们使用一个基于外部视角的通用量表，那么他们就可以随时对变化的价值观做出反应。在任何情况下，减少噪声既不需要也不应该是一劳永逸的。如果通过制定严格的规则来减少噪声，那么规则制定者应随时间的变化对规则做出改变。或许，他们可以每年对已有的规定进行一次重新审视。另外，随着新的价值观的出现，他们需要决定是否有必要制定新的规则。在刑事司法制度中，规则制定者需要降低对某些罪行的刑期要求，而增加对另一些罪行的刑期要求。他们甚至可能需要认定一些行为不再属于犯罪，而将一些在以往完全可被接受的行为认定为犯罪。

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有噪声的系统可以为新的道德观念留出余度的不公平，即处境相似的人将受到不同的对待。但是，如果考虑新出现的社会价值观，那么不公平将更有可能被大众接受。

以上问题肯定不仅限于刑事司法制度或司法领域。一些公司可能允许判断和决策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虽然这样会产生噪声，但可以确保公司政策能够随着新的观念和价值观的出现而做出相应改变。举一个我们亲身经历的例子：本书的一位合著者在几年前曾加入一家大型咨询公司，他所收到的不太具有时效性的“欢迎礼包”中，说明了他可以报销哪些旅行费用，包括安全抵达时给家人打电话的费用、熨西装的费用、服务生的小费等。这些规则是没有噪声的，但显然已经过时了，并且存在性别歧视。很快，这些过时的规则就被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出现的新规则所取代。现在该公司对报销的要求是：必须“适当且合理”。

这一要求会产生噪声但依然得以采用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某些减少噪声的策略根本没有遇到反对意见。如果人们使用一个基于外部视角的通用量表，那么他们就可以随时对变化的价值观做出反应。在任何情况下，减少噪声既不需要也不应该是一劳永逸的。如果通过制定严格的规则来减少噪声，那么规则制定者应随时间的变化对规则做出改变。或许，他们可以每年对已有的规定进行一次重新审视。另外，随着新的价值观的出现，他们需要决定是否有必要制定新的规则。在刑事司法制度中，规则制定者需要降低对某些罪行的刑期要求，而增加对另一些罪行的刑期要求。他们甚至可能需要认定一些行为不再属于犯罪，而将一些在以往完全可被接受的行为认定为犯罪。

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有噪声的系统可以为新的道德观念留出余地，这可能是好事，但是在许多领域中，用这种观点来为高水平的噪声进行辩护就很荒谬。一些最重要的减少噪声的策略实际上已经融合了价值观的影响，比如聚合判断。而且，如果一家计算机公司对顾客投诉的笔记本故障问题予以差别对待，这种不一致性不太可能是新出现的价值观所导致的。如果患有相同疾病的人得到了不同的医学诊断，也同样不可能是新的道德观念所致。总之，我们可以采取很多策略来减少噪声，甚至消除噪声，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设计一些程序来适应价值观的变化。

利用制度的漏洞，逃避规则

在充满噪声的系统中，判断者们可以根据情境的要求做出调整，并对意料之外的事件做出反应。通过消除这种适应性，某些减少噪声的策略可能会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激励人们去寻找可乘之机。容忍噪声的一个潜在理由是，噪声可能是私人机构和公共机构用来防止人们寻找可乘之机的副产品。

免税代码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例子。一方面，税收制度不应该包含噪声，它应该是清晰和可预测的，同一类的纳税人不应被区别对待。但是，如果我们消除税收制度中的噪声，“聪明”的纳税人就可能会找到逃避规则的方法。是制定明确的规则来消除噪声好，还是留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好？税务专家对此一定争论不休，后一种情况具有不可预测性，但可以减少明确的法规可能导致的投机取巧和自利行为。

一些公司和大学禁止人们做“坏事”，却没有说明“坏事”具体地，这可能是好事，但是在许多领域中，用这种观点来为高水平的噪声进行辩护就很荒谬。一些最重要的减少噪声的策略实际上已经融合了价值观的影响，比如聚合判断。而且，如果一家计算机公司对顾客投诉的笔记本故障问题予以差别对待，这种不一致性不太可能是新出现的价值观所导致的。如果患有相同疾病的人得到了不同的医学诊断，也同样不可能是新的道德观念所致。总之，我们可以采取很多策略来减少噪声，甚至消除噪声，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设计一些程序来适应价值观的变化。

利用制度的漏洞，逃避规则

在充满噪声的系统中，判断者们可以根据情境的要求做出调整，并对意料之外的事件做出反应。通过消除这种适应性，某些减少噪声的策略可能会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激励人们去寻找可乘之机。容忍噪声的一个潜在理由是，噪声可能是私人机构和公共机构用来防止人们寻找可乘之机的副产品。

免税代码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例子。一方面，税收制度不应该包含噪声，它应该是清晰和可预测的，同一类的纳税人不应被区别对待。但是，如果我们消除税收制度中的噪声，“聪明”的纳税人就可能会找到逃避规则的方法。是制定明确的规则来消除噪声好，还是留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好？税务专家对此一定争论不休，后一种情况具有不可预测性，但可以减少明确的法规可能导致的投机取巧和自利行为。

一些公司和大学禁止人们做“坏事”，却没有说明“坏事”具体指什么。这样一来，噪声将难以避免，但如果有一个具体的清单明确列出了什么是坏事，那么那些没有明确包含在清单中的可怕行为就会被容忍。

规则具有明确的边界，因此人们可能会绕过规则去实行一些严格意义上说不违反规则但会造成相同或类似危害的行为。青少年的父母都清楚这一点！如果不能制定出能够禁止所有不良行为的规则，我们就只能容忍噪声，因为不这样做会招致反对。

在某些情况下，制定明确、没有噪声的规则确实会导致有人寻找可乘之机的风险，而这种风险可能成为采用其他减少噪声策略的理由，如汇总策略或容忍有噪声的方法等策略。关键在于：我们需要明确有多大的可乘之机，以及有多少噪声。如果可乘之机很小，但噪声很多，那么我们最好还是想办法减少噪声，第28章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威慑与风险规避

假如我们的目标是对雇员、学生、普通市民的不良行为进行威慑，那么有一点不可预测性甚至很高的不可预测性，都可能并不会很糟。比如，雇主可能会想：“如果做出不良行为的后果可能是被罚款、被停职，甚至是被解雇，那么员工可能就不会这么做了。”那些刑事司法制度的管理者可能会想：“我们不用去管那些潜在的罪犯是否会猜测可能有什么样的惩罚。只要一想到存在各种不确定的、类似抽签的惩罚后果，人们就能够尽可能不越界，那么由此产生的噪声是可以容指什么。这样一来，噪声将难以避免，但如果有一个具体的清单明确列出了什么是坏事，那么那些没有明确包含在清单中的可怕行为就会被容忍。

规则具有明确的边界，因此人们可能会绕过规则去实行一些严格意义上说不违反规则但会造成相同或类似危害的行为。青少年的父母都清楚这一点！如果不能制定出能够禁止所有不良行为的规则，我们就只能容忍噪声，因为不这样做会招致反对。

在某些情况下，制定明确、没有噪声的规则确实会导致有人寻找可乘之机的风险，而这种风险可能成为采用其他减少噪声策略的理由，如汇总策略或容忍有噪声的方法等策略。关键在于：我们需要明确有多大的可乘之机，以及有多少噪声。如果可乘之机很小，但噪声很多，那么我们最好还是想办法减少噪声，第28章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威慑与风险规避

假如我们的目标是对雇员、学生、普通市民的不良行为进行威慑，那么有一点不可预测性甚至很高的不可预测性，都可能并不会很糟。比如，雇主可能会想：“如果做出不良行为的后果可能是被罚款、被停职，甚至是被解雇，那么员工可能就不会这么做了。”那些刑事司法制度的管理者可能会想：“我们不用去管那些潜在的罪犯是否会猜测可能有什么样的惩罚。只要一想到存在各种不确定的、类似抽签的惩罚后果，人们就能够尽可能不越界，那么由此产生的噪声是可以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