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名委员会在听取在位企业家和新入主股东意见的基础上，按照实现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原则，遴选和聘任新的经营管理团队。

然而，在我国资本市场独立董事自身的独立性和市场声誉都有待提高的当下，让我们感到困惑的是，如果第二大股东宝能与第一大股东深圳地铁围绕控制权产生新的纠纷，谁将可以成为利益中性的居中调停者？如果独立董事连第二大股东的利益都无法保护，又何谈保护外部分散股东的利益呢？我们看到，面对类似万科的股权纷争，使独立董事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建立良好的市场声誉，以扮演可能的居中调节者角色，我国资本市场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四，万科新一届董事会组织中的超额委派董事问题。在万科由11名董事组成的新一届董事会中，除了5名独立董事（其中1名为外部董事），其余6名为内部董事。其中，持股比例29%的深圳地铁推荐了3名，占到全部内部董事的50%，深圳地铁形成事实上的超额委派董事。应该说，超额委派董事现象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并不是新鲜事物。2008—2015年我国不低于20%的上市公司曾出现超额委派董事现象。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不足1/3的公司中，超过25%的上市公司曾出现超额委派董事现象。然而，像万科新一届董事会组成那样，超额委派董事比例不仅远超平均水平，而且持股比例相差不大的第二大股东和第三大股东没有委派董事的现象则并不多见。

我们知道，超额委派董事与利用金字塔结构、家族成员出任董事长一样是公司治理实践中实现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从而加强控制权的重要实现形式。这里由投票表决所体现的控制权代表实际控制人对重大决策的影响力，出资占全部资本比例所体现的现金流权则代表提名委员会在听取在位企业家和新入主股东意见的基础上，按照实现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原则，遴选和聘任新的经营管理团队。

然而，在我国资本市场独立董事自身的独立性和市场声誉都有待提高的当下，让我们感到困惑的是，如果第二大股东宝能与第一大股东深圳地铁围绕控制权产生新的纠纷，谁将可以成为利益中性的居中调停者？如果独立董事连第二大股东的利益都无法保护，又何谈保护外部分散股东的利益呢？我们看到，面对类似万科的股权纷争，使独立董事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建立良好的市场声誉，以扮演可能的居中调节者角色，我国资本市场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四，万科新一届董事会组织中的超额委派董事问题。在万科由11名董事组成的新一届董事会中，除了5名独立董事（其中1名为外部董事），其余6名为内部董事。其中，持股比例29%的深圳地铁推荐了3名，占到全部内部董事的50%，深圳地铁形成事实上的超额委派董事。应该说，超额委派董事现象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并不是新鲜事物。2008—2015年我国不低于20%的上市公司曾出现超额委派董事现象。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不足1/3的公司中，超过25%的上市公司曾出现超额委派董事现象。然而，像万科新一届董事会组成那样，超额委派董事比例不仅远超平均水平，而且持股比例相差不大的第二大股东和第三大股东没有委派董事的现象则并不多见。

我们知道，超额委派董事与利用金字塔结构、家族成员出任董事长一样是公司治理实践中实现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从而加强控制权的重要实现形式。这里由投票表决所体现的控制权代表实际控制人对重大决策的影响力，出资占全部资本比例所体现的现金流权则代表责任承担能力。二者的分离意味着承担责任与享有权力的不对称，形成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负外部性。理论上，在出现超额委派董事的公司，并不能排除大股东可能利用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进行资金占用、关联交易等隧道挖掘行为，从而使外部分散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的可能性。虽然目前观察到的更多是第一大股东对上市公司支撑的利好消息，但超额委派董事对于万科究竟意味着什么，有待未来的进一步观察。

第五，万科新一届董事会组织中的管理层占据太多董事席位的问题。在万科新一届董事会的6名内部董事中，管理层委派了3名，占到全部内部董事的50%。我们这里所能想到的积极意义是，这样做有助于实现管理层与第一大股东的制衡，避免大股东未来可能对经营权的过度干预，甚至阻挠第一大股东未来可能进行的隧道挖掘行为。但其消极意义和积极意义看上去一样明显，那就是管理层占据董事会太多席位形成另类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特别是在金字塔控股结构下造成的所有者的事实缺位，管理层占据董事会太多席位往往为未来的内部人控制创造了条件。这事实上是在英美等国的很多上市公司中流行除CEO外其余董事会成员全部为独立董事的董事会组织模式背后的原因。

在万科新一届董事会组织中，无论是超额委派董事还是管理层占据太多董事席位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虽然我国资本市场已经进入分散股权时代，但很多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组织理念仍停留在一股独大的公司治理模式下的由控股股东来对董事会组织大包大揽的阶段，即使一度被称为公司治理标杆的万科也不例外。在上述意义上，尽管我责任承担能力。二者的分离意味着承担责任与享有权力的不对称，形成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负外部性。理论上，在出现超额委派董事的公司，并不能排除大股东可能利用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进行资金占用、关联交易等隧道挖掘行为，从而使外部分散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的可能性。虽然目前观察到的更多是第一大股东对上市公司支撑的利好消息，但超额委派董事对于万科究竟意味着什么，有待未来的进一步观察。

第五，万科新一届董事会组织中的管理层占据太多董事席位的问题。在万科新一届董事会的6名内部董事中，管理层委派了3名，占到全部内部董事的50%。我们这里所能想到的积极意义是，这样做有助于实现管理层与第一大股东的制衡，避免大股东未来可能对经营权的过度干预，甚至阻挠第一大股东未来可能进行的隧道挖掘行为。但其消极意义和积极意义看上去一样明显，那就是管理层占据董事会太多席位形成另类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特别是在金字塔控股结构下造成的所有者的事实缺位，管理层占据董事会太多席位往往为未来的内部人控制创造了条件。这事实上是在英美等国的很多上市公司中流行除CEO外其余董事会成员全部为独立董事的董事会组织模式背后的原因。

在万科新一届董事会组织中，无论是超额委派董事还是管理层占据太多董事席位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虽然我国资本市场已经进入分散股权时代，但很多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组织理念仍停留在一股独大的公司治理模式下的由控股股东来对董事会组织大包大揽的阶段，即使一度被称为公司治理标杆的万科也不例外。在上述意义上，尽管我国资本市场已经进入分散股权时代，但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组织理念仍需要经历漫长的转型和阵痛。

如果此时让我们对董事会换届完成后的万科进行展望，万科新一届董事会会留下哪些近虑远忧呢？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未来投资者关注：通过超额委派董事实现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第一大股东利用关联交易资金占用进行隧道挖掘的可能性；管理层占据太多董事席位，形成内部人控制格局的可能性；实力相当但无第三方制衡的第一大股东与管理层合谋，使外部分散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的可能性；第一大股东与管理层新一轮权力斗争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丧失独立性的独立董事无法有效居中调停化解未来发生危机的可能性等。

除了上述近虑远忧，万科股权之争留给资本市场更长期的警示是今后有谁再敢动政治关联企业的“奶酪”？当资本市场死气沉沉，万马齐喑时，我们开始怀念一个名叫宝能的野蛮人……

万科董事会组织的超额委派董事现象

2017年6月30日，万科完成换届。在由11名成员组成的新一届董事会中，除了5名独立董事（其中1名为外部董事），其余6名为内部董事。我们观察到，持股比例29%的深圳地铁推荐了其中的3名，占到全部内部董事的50%。深圳地铁从而形成事实上的超额委派董事。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现象并非万科新一届董事会组织中独有。统计表明，2008—2015年我国不少于20%的上市公司曾出现不同程度的超额委派董事现象。然而，像万科新一届董事会组成中，超额委派董事国资本市场已经进入分散股权时代，但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组织理念仍需要经历漫长的转型和阵痛。

如果此时让我们对董事会换届完成后的万科进行展望，万科新一届董事会会留下哪些近虑远忧呢？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未来投资者关注：通过超额委派董事实现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第一大股东利用关联交易资金占用进行隧道挖掘的可能性；管理层占据太多董事席位，形成内部人控制格局的可能性；实力相当但无第三方制衡的第一大股东与管理层合谋，使外部分散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的可能性；第一大股东与管理层新一轮权力斗争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丧失独立性的独立董事无法有效居中调停化解未来发生危机的可能性等。

除了上述近虑远忧，万科股权之争留给资本市场更长期的警示是今后有谁再敢动政治关联企业的“奶酪”？当资本市场死气沉沉，万马齐喑时，我们开始怀念一个名叫宝能的野蛮人……

万科董事会组织的超额委派董事现象

2017年6月30日，万科完成换届。在由11名成员组成的新一届董事会中，除了5名独立董事（其中1名为外部董事），其余6名为内部董事。我们观察到，持股比例29%的深圳地铁推荐了其中的3名，占到全部内部董事的50%。深圳地铁从而形成事实上的超额委派董事。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现象并非万科新一届董事会组织中独有。统计表明，2008—2015年我国不少于20%的上市公司曾出现不同程度的超额委派董事现象。然而，像万科新一届董事会组成中，超额委派董事比例不仅远超平均水平，而且持股比例相差不大的第二大股东和第三大股东没有委派董事则十分罕见。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次万科董事会换届再次凸显的超额委派董事现象呢？

从公司法的立法理念出发，一些法学学者特别强调董事会的这个“会”（board），与股东大会这个“会”（meetig）的区别。他们认为，在法理层面上，董事虽然可能是由其中某一（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持股比例超过3%的）股东推荐，但一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这些董事就应该对全体股东负责，而不是只对部分（推荐他们成为董事的）股东负责。否则，股东可以向法庭起诉相关董事违反诚信义务。他们给出的一个来自美国总统选举的极端例子是，特朗普虽然是由共和党推荐的，但在成为美国总统后，他应该向全体美国人民负责，而并非只向共和党负责。如果按照上述法学学者的视角，这次万科董事会换届中出现的超额委派董事现象显然并非公司治理理论界与实务界应该特别关注的问题。然而，十分遗憾的是，上述视角仅仅反映了法理层面讨论中洋溢的学者理想主义和美好愿景，而并非公司治理实践的现实状况。我们做出上述判断的理由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与美国总统选举党派竞争的虚拟利益诉求不同，公司治理实践中股东的利益诉求是真实具体的，因而需要各方在重大事项决策上尽力保持力量对比的均衡，以兼顾各方的利益。推荐总统候选人的政党利益诉求是美国总统选举制度设计中体现程序正义的重要环节，更多的是为了践行轮流执政的政治竞争理念。以至于经常听到一些美国公民关于这次选举是以民主党身份，下次选举是以共和党身份参加比例不仅远超平均水平，而且持股比例相差不大的第二大股东和第三大股东没有委派董事则十分罕见。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次万科董事会换届再次凸显的超额委派董事现象呢？

从公司法的立法理念出发，一些法学学者特别强调董事会的这个“会”（board），与股东大会这个“会”（meetig）的区别。他们认为，在法理层面上，董事虽然可能是由其中某一（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持股比例超过3%的）股东推荐，但一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这些董事就应该对全体股东负责，而不是只对部分（推荐他们成为董事的）股东负责。否则，股东可以向法庭起诉相关董事违反诚信义务。他们给出的一个来自美国总统选举的极端例子是，特朗普虽然是由共和党推荐的，但在成为美国总统后，他应该向全体美国人民负责，而并非只向共和党负责。如果按照上述法学学者的视角，这次万科董事会换届中出现的超额委派董事现象显然并非公司治理理论界与实务界应该特别关注的问题。然而，十分遗憾的是，上述视角仅仅反映了法理层面讨论中洋溢的学者理想主义和美好愿景，而并非公司治理实践的现实状况。我们做出上述判断的理由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与美国总统选举党派竞争的虚拟利益诉求不同，公司治理实践中股东的利益诉求是真实具体的，因而需要各方在重大事项决策上尽力保持力量对比的均衡，以兼顾各方的利益。推荐总统候选人的政党利益诉求是美国总统选举制度设计中体现程序正义的重要环节，更多的是为了践行轮流执政的政治竞争理念。以至于经常听到一些美国公民关于这次选举是以民主党身份，下次选举是以共和党身份参加选举活动的说法。上述事实决定了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其利益诉求往往是虚拟的和定向的（在野党与执政党的政策方向注定相左），公民个体真实具体的利益诉求则往往需要通过国会代表的选举和公民言论自由的宪法保护以及独立的司法体系裁决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来保障。

不同于美国总统选举，在公司治理实践中，股东的利益诉求是真实而具体的，而且在不同的股东之间往往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一个同样来自美国国会参议员选举制度的有趣启发是，无论各州人口多少和面积大小，每州选举产生的参议员都是2名。同样的选举，总统需要向全体公民负责，而参议员选举严格履行各州代表权平等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党的利益诉求是虚拟的，而各州的利益诉求是具体甚至冲突的有关。更加有趣的是，为了避免地缘政治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选举办法甚至取消在首都华盛顿所在的哥伦比亚特区选举代表特区的参议员的权利。我们看到这些制度设计的背后很好地体现了真实具体利益分配的原则：那就是避免打破代表不同利益诉求力量之间的平衡，尽可能实现各方利益的兼顾。

其二，在公司治理实践中，我们所观察到的董事意见的分歧往往来自推荐董事的股东之间的利益分歧。我们以充满争议的万科引入深圳地铁重组预案的董事会表决为例。2016年6月17日，在围绕引入深圳地铁重组预案的万科董事会11名成员的表决中，7票同意，1票回避，3票反对。其中3票反对来自华润委派的3名董事，以至于一些媒体以“华润投出了反对票”为题报道万科这次重组预案的董事会表决情况。我们看到，董事会围绕很多具体事项的表决远不是这些董事应选举活动的说法。上述事实决定了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其利益诉求往往是虚拟的和定向的（在野党与执政党的政策方向注定相左），公民个体真实具体的利益诉求则往往需要通过国会代表的选举和公民言论自由的宪法保护以及独立的司法体系裁决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来保障。

不同于美国总统选举，在公司治理实践中，股东的利益诉求是真实而具体的，而且在不同的股东之间往往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一个同样来自美国国会参议员选举制度的有趣启发是，无论各州人口多少和面积大小，每州选举产生的参议员都是2名。同样的选举，总统需要向全体公民负责，而参议员选举严格履行各州代表权平等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党的利益诉求是虚拟的，而各州的利益诉求是具体甚至冲突的有关。更加有趣的是，为了避免地缘政治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选举办法甚至取消在首都华盛顿所在的哥伦比亚特区选举代表特区的参议员的权利。我们看到这些制度设计的背后很好地体现了真实具体利益分配的原则：那就是避免打破代表不同利益诉求力量之间的平衡，尽可能实现各方利益的兼顾。

其二，在公司治理实践中，我们所观察到的董事意见的分歧往往来自推荐董事的股东之间的利益分歧。我们以充满争议的万科引入深圳地铁重组预案的董事会表决为例。2016年6月17日，在围绕引入深圳地铁重组预案的万科董事会11名成员的表决中，7票同意，1票回避，3票反对。其中3票反对来自华润委派的3名董事，以至于一些媒体以“华润投出了反对票”为题报道万科这次重组预案的董事会表决情况。我们看到，董事会围绕很多具体事项的表决远不是这些董事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