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运动，这绝不是收买人心的伪善，也不是推销有术的销售员的攻心之术，大多数经理对此实际上都是发自内心且严肃认真的。

然而，对于权力而言，诚实、效率和能力，从来就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最好的资格来源。权力是合法还是非法，统治者是拥护宪法的明君还是专制独断的暴君，这些问题，均与个人品质几乎没有多大关系。低劣的品质对于良好的权力资格必然有损无益，而个人品质再好却永远无法成为权力资格的灵丹妙药。一个专制暴君再怎么违心而为也仍不过是个专制暴君。那种试图推却已强加于其身的权力的行为，只能算是懦弱无能和缺乏安全感，只会导致情形更加恶化。相比于一个好人在篡权夺位者的宝座上统治的时间，寡廉鲜耻的无赖赖在上面的时间很可能会更长，因为只要大权在手，他根本就不关心什么权力资格不资格；至少，无赖从来都是争权夺势的实践高手。

马基雅维利的这一洞见，给他招来了蜂拥而至的千古骂名。在他所处的那个既没有合法性统治也没有合法性权力基础的时代（至少他的祖国意大利没有），他看出了与忠厚老实、谨小慎微、良知尚存的谦谦君子相比，无赖取得成功和占据优势的可能性更大。尽管他的结论让一切正直的人觉得大跌眼镜，不可接受，却不折不扣是一个正确的结论。在马基雅维利看来，重要的并不是专制暴君的正直开明，而是统治者的合法性。对于当今经营管理统治的不合法性而言，解决之道并不是要“将无赖赶尽杀绝”——毕竟无论如何“无赖”都只是少数，而是要使工业体系内部的统治权力具有合法性。

除非能够做到这一点，否则工业体系就不可能拥有合法性权力。的运动，这绝不是收买人心的伪善，也不是推销有术的销售员的攻心之术，大多数经理对此实际上都是发自内心且严肃认真的。

然而，对于权力而言，诚实、效率和能力，从来就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最好的资格来源。权力是合法还是非法，统治者是拥护宪法的明君还是专制独断的暴君，这些问题，均与个人品质几乎没有多大关系。低劣的品质对于良好的权力资格必然有损无益，而个人品质再好却永远无法成为权力资格的灵丹妙药。一个专制暴君再怎么违心而为也仍不过是个专制暴君。那种试图推却已强加于其身的权力的行为，只能算是懦弱无能和缺乏安全感，只会导致情形更加恶化。相比于一个好人在篡权夺位者的宝座上统治的时间，寡廉鲜耻的无赖赖在上面的时间很可能会更长，因为只要大权在手，他根本就不关心什么权力资格不资格；至少，无赖从来都是争权夺势的实践高手。

马基雅维利的这一洞见，给他招来了蜂拥而至的千古骂名。在他所处的那个既没有合法性统治也没有合法性权力基础的时代（至少他的祖国意大利没有），他看出了与忠厚老实、谨小慎微、良知尚存的谦谦君子相比，无赖取得成功和占据优势的可能性更大。尽管他的结论让一切正直的人觉得大跌眼镜，不可接受，却不折不扣是一个正确的结论。在马基雅维利看来，重要的并不是专制暴君的正直开明，而是统治者的合法性。对于当今经营管理统治的不合法性而言，解决之道并不是要“将无赖赶尽杀绝”——毕竟无论如何“无赖”都只是少数，而是要使工业体系内部的统治权力具有合法性。

除非能够做到这一点，否则工业体系就不可能拥有合法性权力。2

假设公司是代表性社会机构，从而如果管理层是决定性社会力量，那么大单位里的大批量生产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的代表性社会形式。集约化大批量生产的巨型单位，也许在数量上算不得是多数——无论是雇用工人的数量上还是产量总额上。但是，那种企图用上述数量方法来对我们实际上仍然处于一种“小作坊”技术状态进行定性证明的做法，无疑是极其荒谬可笑的。统计平均数字到底如何实际上并不关涉宏旨。大批量生产的巨型单位在统计上可能只是个案，比如在1939年之前的英国，大批量生产的巨型单位在技术上可能还不如中型和小型工厂效率高，甚至在当时可以说大型的自动化、机械化工厂在经济上可能是无利可图的。但是大型单位里的机械化大批量生产，从政治和社会角度而言，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工业生产技术形式。

大批量生产可以说是现代工业生产的“理想类型”，它直接或间接地塑造了我们关于整个工业生产的所有观念、方法和目标。稍微夸张一点说，从亨利·福特首次有意识地将生产线方法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体系使用的那一天起，整个工业社会自此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然，自从那时以来，工业国家的情况不可能齐头并进，而是各不相同，纵使是在欧洲，生产线本身扎根立足的过程也是步履维艰、非常缓慢的。

新的大批量生产体系夹带着全部的技术和经济动力，构成了我们的技术经济发动机的强劲动力。

如果稍微分析一下这一代表性的工业生产体系，我们就会发现，2

假设公司是代表性社会机构，从而如果管理层是决定性社会力量，那么大单位里的大批量生产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的代表性社会形式。集约化大批量生产的巨型单位，也许在数量上算不得是多数——无论是雇用工人的数量上还是产量总额上。但是，那种企图用上述数量方法来对我们实际上仍然处于一种“小作坊”技术状态进行定性证明的做法，无疑是极其荒谬可笑的。统计平均数字到底如何实际上并不关涉宏旨。大批量生产的巨型单位在统计上可能只是个案，比如在1939年之前的英国，大批量生产的巨型单位在技术上可能还不如中型和小型工厂效率高，甚至在当时可以说大型的自动化、机械化工厂在经济上可能是无利可图的。但是大型单位里的机械化大批量生产，从政治和社会角度而言，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工业生产技术形式。

大批量生产可以说是现代工业生产的“理想类型”，它直接或间接地塑造了我们关于整个工业生产的所有观念、方法和目标。稍微夸张一点说，从亨利·福特首次有意识地将生产线方法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体系使用的那一天起，整个工业社会自此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然，自从那时以来，工业国家的情况不可能齐头并进，而是各不相同，纵使是在欧洲，生产线本身扎根立足的过程也是步履维艰、非常缓慢的。

新的大批量生产体系夹带着全部的技术和经济动力，构成了我们的技术经济发动机的强劲动力。

如果稍微分析一下这一代表性的工业生产体系，我们就会发现，其新的基本特征并不在于对机械的全新使用，也不在于机械的新的操作方法，在对待毫无生命的生产工具上，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我们说新的体系是“自动化的”或“机械化的”时，意思并不是说机器已经变成自动化或机械化了。实际上，变得自动化和机械化的是工人。

现代工业的巨大创新展示了一种现代图景：工人成了高效率、自动式和标准化了的机器。这一图景到底应归功于亨利·福特还是泰勒，抑或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们，人们对此尚存争论。正像所有伟大发现一样，它很可能是不同的人独立地工作和思考的结果。1900年前后，工业的整个重点发生了变化。从现在向前倒推150年，效率最高、产量最大和最有价值的工人，一直是那些技术最娴熟、训练最有素的工人。可突然之间，能工巧匠的这些品质（对整个过程的了解，对各个阶段的了解，知识、创新精神、个人特长，等等）却反过来变成了效率和生产率的阻碍。单一性、工作的非人格化关系、某一非技术性的操作上的专业化、无须理解内部关系的精细工作分工，这些倒成了最大化生产率和效率的新方法。

也许可以这样说，大批量生产之前的时代与我们当前的生产体系一样，都是基于非熟练的、机械操作的劳工。对于曼彻斯特、利物浦或格拉斯哥在工业革命早期阶段的作坊的描写，都重点关注了那些来自爱尔兰和苏格兰、在早期的动力纺机和动力织机上备受奴役的人们，他们几乎都被浓墨书写为处于非人待遇、饥饿不堪、目不识丁、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但是，他们都并非有效率的劳工——并不比今天在马来西亚橡胶园里那些目不识丁、缺乏技术的劳工，或美国南方棉花其新的基本特征并不在于对机械的全新使用，也不在于机械的新的操作方法，在对待毫无生命的生产工具上，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我们说新的体系是“自动化的”或“机械化的”时，意思并不是说机器已经变成自动化或机械化了。实际上，变得自动化和机械化的是工人。

现代工业的巨大创新展示了一种现代图景：工人成了高效率、自动式和标准化了的机器。这一图景到底应归功于亨利·福特还是泰勒，抑或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们，人们对此尚存争论。正像所有伟大发现一样，它很可能是不同的人独立地工作和思考的结果。1900年前后，工业的整个重点发生了变化。从现在向前倒推150年，效率最高、产量最大和最有价值的工人，一直是那些技术最娴熟、训练最有素的工人。可突然之间，能工巧匠的这些品质（对整个过程的了解，对各个阶段的了解，知识、创新精神、个人特长，等等）却反过来变成了效率和生产率的阻碍。单一性、工作的非人格化关系、某一非技术性的操作上的专业化、无须理解内部关系的精细工作分工，这些倒成了最大化生产率和效率的新方法。

也许可以这样说，大批量生产之前的时代与我们当前的生产体系一样，都是基于非熟练的、机械操作的劳工。对于曼彻斯特、利物浦或格拉斯哥在工业革命早期阶段的作坊的描写，都重点关注了那些来自爱尔兰和苏格兰、在早期的动力纺机和动力织机上备受奴役的人们，他们几乎都被浓墨书写为处于非人待遇、饥饿不堪、目不识丁、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但是，他们都并非有效率的劳工——并不比今天在马来西亚橡胶园里那些目不识丁、缺乏技术的劳工，或美国南方棉花地里的黑人们效率来得更高。早期工业阶段的毫无技术的工人，其效率之低，使得他们被廉价使用而只能得到仅够糊口的工资。而他们之所以得到雇用，只是因为那时难以雇用到技术熟练的、有自尊心的工人。

19世纪的大多数制造业者们，都确信技术更高超、更个性化的工人，肯定是更为优秀的工人。他们也一直在开办着行业学校或向工艺培训学校捐资。事实上，在整个19世纪中，一种确定无疑的潮流趋向是：将没有技术的、只知机械式操作的工人通过培训转变为熟练技工。假如真能对19世纪中劳工技术发展进行统计调查的话，调查结果一定会显示出，世纪初与世纪末相比，没有技术的、只知机械式操作的工人的比例降低了许多。

但是时至今日，使用着自动装置、用机械操作的工人却无疑是效率最高的工人，也产生着最高的单位劳动。在大萧条和目前这场战争的影响的推动下，不仅存在一种除少量工人外几乎完全机械化的快速趋势，而且也附带形成了一种新的声望标志：朝向自动化就是朝向进步。这一变化最具说服力的例子可以从那些古老的工业中找到——正是这些工业，150年前开始使用人力自动机器，并同时尽量设法提高其工艺水平。例如像纽约的服装工业这般古老、高效和专门化的行业，自从大萧条以来，也一直饱受着来自圣路易斯和堪萨斯市新兴的实现充分机械化自动生产的服装工业的竞争之苦。考虑到美国时装的迅速变化，妇女服装似乎很少受到标准化影响，这一事实显然证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装配线工序的推广。

有时，存在着这么一种观点，认为现代大批量生产工业里工人的地里的黑人们效率来得更高。早期工业阶段的毫无技术的工人，其效率之低，使得他们被廉价使用而只能得到仅够糊口的工资。而他们之所以得到雇用，只是因为那时难以雇用到技术熟练的、有自尊心的工人。

19世纪的大多数制造业者们，都确信技术更高超、更个性化的工人，肯定是更为优秀的工人。他们也一直在开办着行业学校或向工艺培训学校捐资。事实上，在整个19世纪中，一种确定无疑的潮流趋向是：将没有技术的、只知机械式操作的工人通过培训转变为熟练技工。假如真能对19世纪中劳工技术发展进行统计调查的话，调查结果一定会显示出，世纪初与世纪末相比，没有技术的、只知机械式操作的工人的比例降低了许多。

但是时至今日，使用着自动装置、用机械操作的工人却无疑是效率最高的工人，也产生着最高的单位劳动。在大萧条和目前这场战争的影响的推动下，不仅存在一种除少量工人外几乎完全机械化的快速趋势，而且也附带形成了一种新的声望标志：朝向自动化就是朝向进步。这一变化最具说服力的例子可以从那些古老的工业中找到——正是这些工业，150年前开始使用人力自动机器，并同时尽量设法提高其工艺水平。例如像纽约的服装工业这般古老、高效和专门化的行业，自从大萧条以来，也一直饱受着来自圣路易斯和堪萨斯市新兴的实现充分机械化自动生产的服装工业的竞争之苦。考虑到美国时装的迅速变化，妇女服装似乎很少受到标准化影响，这一事实显然证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装配线工序的推广。

有时，存在着这么一种观点，认为现代大批量生产工业里工人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操作，只不过是通向完全淘汰体力劳动者的过渡阶段而已。一家使用自动装置的钢带厂或玻璃板材厂，从操作过程表面上看几乎没有体力劳动者，控制台上的一小群高度技术化的操作员（他们与其说是工人，不如说是低级管理人员）承担着以前需要成百上千个熟练体力劳动者承担的工作。这里发生的实际情况是，并非以前的体力劳动者现在变成了熟练的控制台操作员，如今，留下来的只有以前的工长，以前的劳工已经消失了。现在他们究竟是成了技术性失业的牺牲品呢，还是已成了服务于机器的真人机器人，生产着大大超出他们以前的老方法所能生产的产品，这些事实对于我们在本书中要讨论的观点关系并不大，故在此略过。即使是记忆中1933年的“技术专家治国论者”的假设，也并不能否定我们的论点。因为，如果坚持应用现代大批量生产方法而几乎不用任何劳工就能生产出大量富余产品这一点是真实的话，那么以前的产业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就不再具备其身份和功能。而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由于将社会身份和功能主要是看作经济过程中的身份和功能，因而就不可能整合消融缺乏社会身份的产业工人——即使该社会能够为其提供丰富的物品。

现代大批量生产工业中受雇用的工人没有社会身份和功能这一点，通常被那些认为社会生活中除了收入和经济财富外什么都不重要的现代著述家们视而不见。然而，就是他们也注意到了现代社会中失业工人所提出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长期休战时期”存在大量失业，这的确是一种全新的现象。在以往的萧条时期，没有哪一次出现过持续的失业问题。不过，如果我们接受最新的研究结果，就可以发现，其实在19世纪最严重的那次机械化和自动化操作，只不过是通向完全淘汰体力劳动者的过渡阶段而已。一家使用自动装置的钢带厂或玻璃板材厂，从操作过程表面上看几乎没有体力劳动者，控制台上的一小群高度技术化的操作员（他们与其说是工人，不如说是低级管理人员）承担着以前需要成百上千个熟练体力劳动者承担的工作。这里发生的实际情况是，并非以前的体力劳动者现在变成了熟练的控制台操作员，如今，留下来的只有以前的工长，以前的劳工已经消失了。现在他们究竟是成了技术性失业的牺牲品呢，还是已成了服务于机器的真人机器人，生产着大大超出他们以前的老方法所能生产的产品，这些事实对于我们在本书中要讨论的观点关系并不大，故在此略过。即使是记忆中1933年的“技术专家治国论者”的假设，也并不能否定我们的论点。因为，如果坚持应用现代大批量生产方法而几乎不用任何劳工就能生产出大量富余产品这一点是真实的话，那么以前的产业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就不再具备其身份和功能。而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由于将社会身份和功能主要是看作经济过程中的身份和功能，因而就不可能整合消融缺乏社会身份的产业工人——即使该社会能够为其提供丰富的物品。

现代大批量生产工业中受雇用的工人没有社会身份和功能这一点，通常被那些认为社会生活中除了收入和经济财富外什么都不重要的现代著述家们视而不见。然而，就是他们也注意到了现代社会中失业工人所提出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长期休战时期”存在大量失业，这的确是一种全新的现象。在以往的萧条时期，没有哪一次出现过持续的失业问题。不过，如果我们接受最新的研究结果，就可以发现，其实在19世纪最严重的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