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美国还是德国，这两个国家都曾经有过实际上没有任何所有者的公司——即使从法律上讲也没有。在大萧条之前，德国有些碳酸钾公司都由相同的管理层经营，并且公司间相互交叉持股，不再存在什么外部持股股东。在美国，一些“金字塔形持股公司”，尤其是英萨尔公用事业王国的子公司们，通过结合使用“表决权信托公司”、公司间相互交叉持股和公司间相互融通资金等方法，达到了相同的目的。不过，尽管没有所有者，这些公司同样运转良好，置于“正式选举”的董事们管理之下，董事们轮流“任命”行政官员，因此他们无疑可以说个个都拥有了巨额财产。可谁又能说他们是这些财产的所有者呢？或者说，这些公司难道不是其自身的所有者吗？这样一来，18、19世纪的财产理论和公司法理论所基于的那些假设，即一切财产都必须物有其主，公司内部的社会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源于个人财产权，到底还所剩几何呢？

公司已经成为一种自治性的社会实体——比如说，它今天已和一个城市或其他任何政治实体没有什么不同。在一个有机性的自治社会实体中，不存在什么财产权力，因为它总是被想象为一种独立并且先于其成员的存在。有的只是对这种实体的权力：要求权以及内部的管理权。实际上如今的持股股东只拥有要求权，管理层则行使管理权。但是，如果不能够再基于个人财产权之上，那么这种权力又能够依托于何种基础呢？

个人财产权不再作为社会权力的基础，这是我们时代最主要的制度变化。它已经带来了一系列惊人的后果。

首先，公司发展成了由自身的当权者行使权力的自治性社会实无论美国还是德国，这两个国家都曾经有过实际上没有任何所有者的公司——即使从法律上讲也没有。在大萧条之前，德国有些碳酸钾公司都由相同的管理层经营，并且公司间相互交叉持股，不再存在什么外部持股股东。在美国，一些“金字塔形持股公司”，尤其是英萨尔公用事业王国的子公司们，通过结合使用“表决权信托公司”、公司间相互交叉持股和公司间相互融通资金等方法，达到了相同的目的。不过，尽管没有所有者，这些公司同样运转良好，置于“正式选举”的董事们管理之下，董事们轮流“任命”行政官员，因此他们无疑可以说个个都拥有了巨额财产。可谁又能说他们是这些财产的所有者呢？或者说，这些公司难道不是其自身的所有者吗？这样一来，18、19世纪的财产理论和公司法理论所基于的那些假设，即一切财产都必须物有其主，公司内部的社会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源于个人财产权，到底还所剩几何呢？

公司已经成为一种自治性的社会实体——比如说，它今天已和一个城市或其他任何政治实体没有什么不同。在一个有机性的自治社会实体中，不存在什么财产权力，因为它总是被想象为一种独立并且先于其成员的存在。有的只是对这种实体的权力：要求权以及内部的管理权。实际上如今的持股股东只拥有要求权，管理层则行使管理权。但是，如果不能够再基于个人财产权之上，那么这种权力又能够依托于何种基础呢？

个人财产权不再作为社会权力的基础，这是我们时代最主要的制度变化。它已经带来了一系列惊人的后果。

首先，公司发展成了由自身的当权者行使权力的自治性社会实体。正统的资本主义不仅将财产作为合法性权力的基础，而且还认定财产本身就是社会权力。它们不承认财产和社会权力能够分离的可能性，也无法认可社会权力居然能够独立于财产，财产居然会丧失社会权力。正统的资本主义者从财产是社会建构的基础这一公理出发，认可如下观点，财产所有权必然决定着社会以及社会权力的性质和结构。

不过，所有权在今天已不再是社会建构性权力，财产的拥有形式已不再能决定权力掌控者是谁。权力向政府手中的集中和极权主义政治体制，与财产的国有化并没有丝毫关系。

德国纳粹在财产领域没有做什么法律变更。然而，他们有效地摧毁了个人的进取精神、个人的社会权力和“自由企业”制度。任何熟悉纳粹制度的人都不会坚持认为它能够从任何字面政治意义上被看作“资本主义”。但是，它却在法律推定上保留了私有财产和利润——正是因为这些制度在工业体系内部来讲毫无政治重要性。保留它们比毁掉它们更容易，何况即使毁掉它们也并不能增加国家机器的绝对控制效率。

自世界大战开始以来，所有交战国都从纳粹处学到了至关重要的一点：财产其实在政治上本无轻重，重要的是控制，它当前已经与财产权分离并独立于财产权。绝对政治控制可以说是现代战时经济的本质。而且，虽然它使得财产权失去了政治上的意义并不再存在，但这并不会也不需变更或毁掉财产。

对未来而言，这意味着基本的政治问题将集中于控制而非像过去体。正统的资本主义不仅将财产作为合法性权力的基础，而且还认定财产本身就是社会权力。它们不承认财产和社会权力能够分离的可能性，也无法认可社会权力居然能够独立于财产，财产居然会丧失社会权力。正统的资本主义者从财产是社会建构的基础这一公理出发，认可如下观点，财产所有权必然决定着社会以及社会权力的性质和结构。

不过，所有权在今天已不再是社会建构性权力，财产的拥有形式已不再能决定权力掌控者是谁。权力向政府手中的集中和极权主义政治体制，与财产的国有化并没有丝毫关系。

德国纳粹在财产领域没有做什么法律变更。然而，他们有效地摧毁了个人的进取精神、个人的社会权力和“自由企业”制度。任何熟悉纳粹制度的人都不会坚持认为它能够从任何字面政治意义上被看作“资本主义”。但是，它却在法律推定上保留了私有财产和利润——正是因为这些制度在工业体系内部来讲毫无政治重要性。保留它们比毁掉它们更容易，何况即使毁掉它们也并不能增加国家机器的绝对控制效率。

自世界大战开始以来，所有交战国都从纳粹处学到了至关重要的一点：财产其实在政治上本无轻重，重要的是控制，它当前已经与财产权分离并独立于财产权。绝对政治控制可以说是现代战时经济的本质。而且，虽然它使得财产权失去了政治上的意义并不再存在，但这并不会也不需变更或毁掉财产。

对未来而言，这意味着基本的政治问题将集中于控制而非像过去那样集中于财产。环顾当代经济和政治思想，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也不再谈论“私有财产制度”，而是谈论“自由企业”和“个人进取精神”。

唯一堪称深入透彻又能引人入胜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当属约瑟夫·熊彼特教授的理论，他既不试图为财产正名，也不试图将财产看作社会结构中的建构权，更不认为财产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动力。熊彼特集中关注的是个人进取精神，他认为胆识过人的企业家，才能充分体现资本主义制度正当性，也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引擎动力。资本起到的不过是非常次要的作用。在熊彼特看来，如果没有了胆识过人的企业家，资本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生产性，不过是一种管理的附庸而已。熊彼特教授努力为资本对利润的要求权寻求具有说服力的正当理由。可以猜想的是，熊彼特教授将认为，超出服务费的任何报偿的增加都不具有正当性，都应该作为“剩余价值”理所当然地归管理层所有。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将强调重点从财产转移到了控制。他们认为，在那些不能放弃旧的口号并且国有化仍被视为重要目标的国家，其所欲求的目标也仍不过是对国有化的控制。因此，英国工党在20世纪30年代对“银行国有化”的诉求，该主张后来成为其官方政策——以前一直是对铁路或钢厂的国有化，这其实不过是一种控制国有化的[3]诉求而已。银行虽然不生产商品，却控制着它们的生产和分配。

这并不意味着私有财产将会在未来社会中消失。恰恰相反，个人财产将得到保留，而且，对个人财产的抨击也很可能会终止。正如宗教一旦被祛除其作为对西方社会的建构权的特性以后，宗教信仰自由反而成了得到普遍认可一样，个人财产如果能够不再带有政治权力或那样集中于财产。环顾当代经济和政治思想，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也不再谈论“私有财产制度”，而是谈论“自由企业”和“个人进取精神”。

唯一堪称深入透彻又能引人入胜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当属约瑟夫·熊彼特教授的理论，他既不试图为财产正名，也不试图将财产看作社会结构中的建构权，更不认为财产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动力。熊彼特集中关注的是个人进取精神，他认为胆识过人的企业家，才能充分体现资本主义制度正当性，也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引擎动力。资本起到的不过是非常次要的作用。在熊彼特看来，如果没有了胆识过人的企业家，资本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生产性，不过是一种管理的附庸而已。熊彼特教授努力为资本对利润的要求权寻求具有说服力的正当理由。可以猜想的是，熊彼特教授将认为，超出服务费的任何报偿的增加都不具有正当性，都应该作为“剩余价值”理所当然地归管理层所有。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将强调重点从财产转移到了控制。他们认为，在那些不能放弃旧的口号并且国有化仍被视为重要目标的国家，其所欲求的目标也仍不过是对国有化的控制。因此，英国工党在20世纪30年代对“银行国有化”的诉求，该主张后来成为其官方政策——以前一直是对铁路或钢厂的国有化，这其实不过是一种控制国有化的[3]诉求而已。银行虽然不生产商品，却控制着它们的生产和分配。

这并不意味着私有财产将会在未来社会中消失。恰恰相反，个人财产将得到保留，而且，对个人财产的抨击也很可能会终止。正如宗教一旦被祛除其作为对西方社会的建构权的特性以后，宗教信仰自由反而成了得到普遍认可一样，个人财产如果能够不再带有政治权力或控制，也将会得到普遍认可并被普遍赋予。如果大家都能够理解到，拥有一幢房子，这不过就如同一个人究竟是浸礼会教友还是长老会教友一样几乎不具有什么政治含义，那么也就根本不会有人要反对拥有个人财产了，政府也就能够将提倡个人拥有私人财产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事而进行了。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最终的并且是最重要的结论已经呼之欲出了，那就是：当前的管理层权力乃是一种不具有合法性的权力。它根本不是基于社会普遍认可的合法性权力基础的基本原则。它也超脱于这种原则的控制或限制之外。而且，它也不向任何人负责。个人财产作为一种合法性社会和政治权力基础的基本原则曾被社会广泛认可。各种对管理层的限制、控制及其所担负的责任，曾是个人持股股东们为共同行使其各自的个人财产权而设置或强加的。西方社会现在仍愿意接受个人财产权作为合法性权力基础的恰当资格。但是，当今的管理层权力却是独立并且超然于持股股东的控制之外，不向持股股东负责。而且也没有其他的基本原则来取代个人财产权，充当管理层所实际掌控权力的合法性基础。

总体来说，我们的工业经济已经被一分为二：一个是由各种车间、工厂、机器以及经理和工人组成的“实体”经济，另一个是由有价证券、法律资格和空洞的所有者权力组成的“符号”经济。“实体”经济被组织成“持续经营”——这是一个重要但意义含糊的术语，由美国的司法机构生造出来，指那种实际与财产权的法律制度并不相符合的东西。“持续经营”被当作外在于持股股东的财产权并凌驾于持股股东财产权之上的存在，而且被认为不受市场波动和市场景气的影控制，也将会得到普遍认可并被普遍赋予。如果大家都能够理解到，拥有一幢房子，这不过就如同一个人究竟是浸礼会教友还是长老会教友一样几乎不具有什么政治含义，那么也就根本不会有人要反对拥有个人财产了，政府也就能够将提倡个人拥有私人财产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事而进行了。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最终的并且是最重要的结论已经呼之欲出了，那就是：当前的管理层权力乃是一种不具有合法性的权力。它根本不是基于社会普遍认可的合法性权力基础的基本原则。它也超脱于这种原则的控制或限制之外。而且，它也不向任何人负责。个人财产作为一种合法性社会和政治权力基础的基本原则曾被社会广泛认可。各种对管理层的限制、控制及其所担负的责任，曾是个人持股股东们为共同行使其各自的个人财产权而设置或强加的。西方社会现在仍愿意接受个人财产权作为合法性权力基础的恰当资格。但是，当今的管理层权力却是独立并且超然于持股股东的控制之外，不向持股股东负责。而且也没有其他的基本原则来取代个人财产权，充当管理层所实际掌控权力的合法性基础。

总体来说，我们的工业经济已经被一分为二：一个是由各种车间、工厂、机器以及经理和工人组成的“实体”经济，另一个是由有价证券、法律资格和空洞的所有者权力组成的“符号”经济。“实体”经济被组织成“持续经营”——这是一个重要但意义含糊的术语，由美国的司法机构生造出来，指那种实际与财产权的法律制度并不相符合的东西。“持续经营”被当作外在于持股股东的财产权并凌驾于持股股东财产权之上的存在，而且被认为不受市场波动和市场景气的影响。今天，这样的经济政策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只要是基于“持续经营”必须得到维持和强化这一假设，即使付出抛弃持股股东和市场价格体系二者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另一方面，“符号”经济是属于市场的，其中奉行的仍然是19世纪关于财产地位的假设。

但是，只有在“实体”经济里才存在社会权力和控制。“符号”经济只提供财富，但财富本身已不再被赋予社会权力。“实体”经济中的规则制定者可能会不得不满足于一份不错的收入，但他们可能永远发不了大财。然而他们，而且只有他们，却大权在握。不过，他们的权力并不依托财产权和所有者身份的符号。只是在法律拟制中，“实体”经济仍然依赖于“符号”并受“符号”支配。实际上，“符号”经济已经成为“实体”经济的无能为力的附庸——如果两者之间还有某种联系的话。

希望在这里我没有被误解为是在对现代管理层大肆抨击。恰恰相反的是，笔者认为，当今美国大公司的专业管理层，其效率、诚信、能力以及敬业精神可以说都是历史上的统治者所不曾达到过的。他们手中所掌控的权力之所以属于他们，不是源于篡得，而是源于持股股东对其权力和职责的自愿放弃。就笔者所认识的大多数公司行政官员而言，他们虽然占据着不受控制也不用向谁负责的社会权力的位置，但并不感到开心，因为他们得到这一位置并不是自己寻求来的，而是被推到了这一位置上去的。

这种敏锐的不安感的一个明显迹象，表现在他们总是不断尝试着为自己所用以“服务”的权力寻找合法性的基础。开展一场将管理层的服务对象从持股股东的财产权转向社区以作为经营管理规则的基础响。今天，这样的经济政策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只要是基于“持续经营”必须得到维持和强化这一假设，即使付出抛弃持股股东和市场价格体系二者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另一方面，“符号”经济是属于市场的，其中奉行的仍然是19世纪关于财产地位的假设。

但是，只有在“实体”经济里才存在社会权力和控制。“符号”经济只提供财富，但财富本身已不再被赋予社会权力。“实体”经济中的规则制定者可能会不得不满足于一份不错的收入，但他们可能永远发不了大财。然而他们，而且只有他们，却大权在握。不过，他们的权力并不依托财产权和所有者身份的符号。只是在法律拟制中，“实体”经济仍然依赖于“符号”并受“符号”支配。实际上，“符号”经济已经成为“实体”经济的无能为力的附庸——如果两者之间还有某种联系的话。

希望在这里我没有被误解为是在对现代管理层大肆抨击。恰恰相反的是，笔者认为，当今美国大公司的专业管理层，其效率、诚信、能力以及敬业精神可以说都是历史上的统治者所不曾达到过的。他们手中所掌控的权力之所以属于他们，不是源于篡得，而是源于持股股东对其权力和职责的自愿放弃。就笔者所认识的大多数公司行政官员而言，他们虽然占据着不受控制也不用向谁负责的社会权力的位置，但并不感到开心，因为他们得到这一位置并不是自己寻求来的，而是被推到了这一位置上去的。

这种敏锐的不安感的一个明显迹象，表现在他们总是不断尝试着为自己所用以“服务”的权力寻找合法性的基础。开展一场将管理层的服务对象从持股股东的财产权转向社区以作为经营管理规则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