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性管理剧目的所有典型配方。

“我来不是为了跟你们说国家没完没了的改革，我感兴趣和关心的是行政的现代化。（……）但是，让行政现代化并不是要造成混乱，也不是要扰乱其本身的地位。这是历史的结果，是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权利的诉求。公共职能法规无论是字面上还是在其精神内核，都不妨碍工作方法和管理技术的现代化。（……）我并不赞成斧头政策。我不相信盲目的、统一的，甚至纯粹减少数字的裁员会有好的效果。只是削减岗位，而不改变工作的方便，不考虑组织，不重新考虑任务，长期来看是行不通的。（……）更好的国家意味着质量上要更好（……）提高质量不是通过政令来实现的。改变是从基层而不是顶端开始的。是从地方开始而不是从巴黎开始的。（……）我有信心。我了解公务员们的热情、承诺和动员能力，因为他们被赋予了主动权和问责手段。(39)为此只有一个要求：参与。”

稍晚至1988年4月，公共职能部建议总理追加一份关于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现代化的通告，以宣布加强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的(40)职能权限。1988年4月，负责领导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下属第一分局的副局长从上司那里得到命令：创建专门管理现代化事务的第三分局并担任分局领导。这是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的第三个下属机构，负责现代化相关事务。起初尚处于萌芽阶段的第三分局，旨在发掘现代管理方法。后来发展成为罗卡尔公共服务复兴政策的开路先锋，并确立了公共职能部的中心地位。从一届政府到另一届政府，来源相同的、可供使用的专门知识被充分调动并得到巩固。从1986年验性管理剧目的所有典型配方。

“我来不是为了跟你们说国家没完没了的改革，我感兴趣和关心的是行政的现代化。（……）但是，让行政现代化并不是要造成混乱，也不是要扰乱其本身的地位。这是历史的结果，是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权利的诉求。公共职能法规无论是字面上还是在其精神内核，都不妨碍工作方法和管理技术的现代化。（……）我并不赞成斧头政策。我不相信盲目的、统一的，甚至纯粹减少数字的裁员会有好的效果。只是削减岗位，而不改变工作的方便，不考虑组织，不重新考虑任务，长期来看是行不通的。（……）更好的国家意味着质量上要更好（……）提高质量不是通过政令来实现的。改变是从基层而不是顶端开始的。是从地方开始而不是从巴黎开始的。（……）我有信心。我了解公务员们的热情、承诺和动员能力，因为他们被赋予了主动权和问责手段。(39)为此只有一个要求：参与。”

稍晚至1988年4月，公共职能部建议总理追加一份关于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现代化的通告，以宣布加强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的(40)职能权限。1988年4月，负责领导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下属第一分局的副局长从上司那里得到命令：创建专门管理现代化事务的第三分局并担任分局领导。这是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的第三个下属机构，负责现代化相关事务。起初尚处于萌芽阶段的第三分局，旨在发掘现代管理方法。后来发展成为罗卡尔公共服务复兴政策的开路先锋，并确立了公共职能部的中心地位。从一届政府到另一届政府，来源相同的、可供使用的专门知识被充分调动并得到巩固。从1986年到1988年，质量和创新政策为现代化剧目提供了养分，使得它在智力层面、行政层面以及政治层面都具有可行性。这一政策证实了以实验性和参与性方式调动的管理知识的成功，以及公共职能部在法国行政管理知识传播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第三节　现代化的制度化：公共服务复兴（1988—

1991）

1989年2月23日，米歇尔·罗卡尔总理通过长篇通告启动名为“公共服务复兴”的行政改革政策。在众多高官的眼中，1989年至1991年间所采取的行动堪称现代化进程中的范式，甚至成为国家行政学院(41)在教授如何起草规章制度文本时所援引的范例。不懈的宣传工作营造出十分有利的背景，公共服务复兴也因此被视为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大型行政改革。公共服务复兴章程被重新写入改革构型当中，与此前的政治挪用相比，它似乎更具有路径依赖性，也正因为如此才最终形成了现代化管理剧目。公共服务复兴通过整合剧目的不同组成部分完美地实现了自身的制度化：对行政合理化的关切，在不改变原有规则的前提下引入了管理工具以及公职人员的参与原则。因此，米歇尔·罗卡尔不会自动认可在他之前的政策。他所投资的改革剧目，在总理的合法化进程框架中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们将依次考量这一进程的两个维度：与此前的表述在三个层次上的关联（改革的内容、公共服务协会在总理办公室内部所扮演的角色、以公共职能部为中心的改革辅助机构）；改革与权力行使条件以及领导地位确立条件的关联。

通告的内容完全记载在现代化的管理剧目当中，通告本身自成体到1988年，质量和创新政策为现代化剧目提供了养分，使得它在智力层面、行政层面以及政治层面都具有可行性。这一政策证实了以实验性和参与性方式调动的管理知识的成功，以及公共职能部在法国行政管理知识传播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第三节　现代化的制度化：公共服务复兴（1988—

1991）

1989年2月23日，米歇尔·罗卡尔总理通过长篇通告启动名为“公共服务复兴”的行政改革政策。在众多高官的眼中，1989年至1991年间所采取的行动堪称现代化进程中的范式，甚至成为国家行政学院(41)在教授如何起草规章制度文本时所援引的范例。不懈的宣传工作营造出十分有利的背景，公共服务复兴也因此被视为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大型行政改革。公共服务复兴章程被重新写入改革构型当中，与此前的政治挪用相比，它似乎更具有路径依赖性，也正因为如此才最终形成了现代化管理剧目。公共服务复兴通过整合剧目的不同组成部分完美地实现了自身的制度化：对行政合理化的关切，在不改变原有规则的前提下引入了管理工具以及公职人员的参与原则。因此，米歇尔·罗卡尔不会自动认可在他之前的政策。他所投资的改革剧目，在总理的合法化进程框架中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们将依次考量这一进程的两个维度：与此前的表述在三个层次上的关联（改革的内容、公共服务协会在总理办公室内部所扮演的角色、以公共职能部为中心的改革辅助机构）；改革与权力行使条件以及领导地位确立条件的关联。

通告的内容完全记载在现代化的管理剧目当中，通告本身自成体系。公共服务复兴首先通过若干个举措将公务员及其劳动关系的更新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调整薪酬表格的使用方式，提升行政部门人力资源潜力以及着力发展培训（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培训）。在公共服务用户与公务员之间建立起之于国家的对称立场：“公务员的期望与（……）公民的期望合在一起，就是要求对国家的运行来一次深度的复兴。因此，要重新审查劳动关系，如其中的决策和管理模式。”通告称，公务员和公共服务用户都是国家的“调节器”。国家被定义为剩下来的东西，“在这个公务员的专业素养极大提高的时代(42)里，它已失去意义”，是“程序上的枷锁”，是与行为、倡议、责任、个人（可以是公务员，也可以是公共服务用户）相对立的等级规则。解决方法就在问题的表述中：使规则更加灵活，为公务员的参与和自主性提供有利条件，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价值。依靠公务员的支持是首位的（主要体现在加强继续教育和社会对话，“因为公共服务复兴需要公务员及其工会组织的支持”）。通告标题的选择就是向公务员发出的一个信号：“复兴”预示着一个借鉴过去、回归最初精神的国家的到来。与之相关的“公共服务”概念，以模糊和笼统的方式描述结果（向用户提供服务），但更重要的是描述整个机构（公职部门和公共企业），以尽可能多地涉及公职人员。在改革计划的后续行动中，公共服务协会的建议得到广泛采纳，还被纳入罗卡尔认同的传统主题当中。多年来，“罗卡尔派”渗透到了社会党内部或身边(43)的斗争中，他们先是摆出批评的姿态，制造有关国家机器的辩论，(44)随后又发表演说，将米歇尔·罗卡尔之辈高级官员的正统性与1980年代新概念（例如，国家调节器、国家瞭望手）的使用相提并论。面对这个官僚风气盛行、开销毫无节制的国家，尽管如此做法还远远算不上新自由主义批评，却至少是在捍卫如下理念：国家（无论政治推系。公共服务复兴首先通过若干个举措将公务员及其劳动关系的更新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调整薪酬表格的使用方式，提升行政部门人力资源潜力以及着力发展培训（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培训）。在公共服务用户与公务员之间建立起之于国家的对称立场：“公务员的期望与（……）公民的期望合在一起，就是要求对国家的运行来一次深度的复兴。因此，要重新审查劳动关系，如其中的决策和管理模式。”通告称，公务员和公共服务用户都是国家的“调节器”。国家被定义为剩下来的东西，“在这个公务员的专业素养极大提高的时代(42)里，它已失去意义”，是“程序上的枷锁”，是与行为、倡议、责任、个人（可以是公务员，也可以是公共服务用户）相对立的等级规则。解决方法就在问题的表述中：使规则更加灵活，为公务员的参与和自主性提供有利条件，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价值。依靠公务员的支持是首位的（主要体现在加强继续教育和社会对话，“因为公共服务复兴需要公务员及其工会组织的支持”）。通告标题的选择就是向公务员发出的一个信号：“复兴”预示着一个借鉴过去、回归最初精神的国家的到来。与之相关的“公共服务”概念，以模糊和笼统的方式描述结果（向用户提供服务），但更重要的是描述整个机构（公职部门和公共企业），以尽可能多地涉及公职人员。在改革计划的后续行动中，公共服务协会的建议得到广泛采纳，还被纳入罗卡尔认同的传统主题当中。多年来，“罗卡尔派”渗透到了社会党内部或身边(43)的斗争中，他们先是摆出批评的姿态，制造有关国家机器的辩论，(44)随后又发表演说，将米歇尔·罗卡尔之辈高级官员的正统性与1980年代新概念（例如，国家调节器、国家瞭望手）的使用相提并论。面对这个官僚风气盛行、开销毫无节制的国家，尽管如此做法还远远算不上新自由主义批评，却至少是在捍卫如下理念：国家（无论政治推动角色还是行政角色）从此被视为受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限制的参与者，无论是在资源方面还是在执行能力方面都十分有限。尽管国家仍保留着干预者的角色，需要通过自身能力和投资确保未来，但它必须根据合同约定与其他参与者配合行事：“少一点规章，多一点谈判；少一点法律，多一些合同；少一些监督，多一些责任；这就是所追求(45)的现代化与连带责任之间的平衡。”

这种有关“国家效率”的论调，提议建立公共政策评估体系，在行政中引入管理工具：实施公务员人数预测管理、创建责任中心以减轻监管和控制的压力、经费打包、管理监督和成本核算试验、加强现代管理方法培训。对计划和长期预测功能加以革新，是出于“公共政策评估”的迫切需要，获得了预测局前官员米歇尔·罗卡尔的赞成。具体地说，公共服务复兴计划通过创建科学评估委员会来建立起公共(46)政策评估机制，委员会交由政治学教授让·勒卡领导。通过开展“全国性”简政行动便于公民接触公共服务，通告在很大程度上着眼于在行政中普及现代管理方法。它提出了两个互相重叠的、互为补充的工具：责任中心（管理方向）和服务计划（参与方向）。许多办公厅、司局等国家组织与直接上级部门以及负责预算与公共职能的部门签署为期三年的合同，因而成为“责任中心”，行动步骤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投入预期目标中，一方面发掘在管理上更加灵活的手段（事后监督、为经费年度结转提供便利、运作经费整体打包、返还部分社会效益给参与到这些工作中的公务员）。理论上说，要给服务计划下定义，就应该在责任中心的设立之前。也就是说，设立责任中心应该在公务员集体思考如何定义任务、服务目标以及使用方法、预期结果之后。服务计划是一次开放性的尝试，很大程度上受到质量检验工作组动角色还是行政角色）从此被视为受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限制的参与者，无论是在资源方面还是在执行能力方面都十分有限。尽管国家仍保留着干预者的角色，需要通过自身能力和投资确保未来，但它必须根据合同约定与其他参与者配合行事：“少一点规章，多一点谈判；少一点法律，多一些合同；少一些监督，多一些责任；这就是所追求(45)的现代化与连带责任之间的平衡。”

这种有关“国家效率”的论调，提议建立公共政策评估体系，在行政中引入管理工具：实施公务员人数预测管理、创建责任中心以减轻监管和控制的压力、经费打包、管理监督和成本核算试验、加强现代管理方法培训。对计划和长期预测功能加以革新，是出于“公共政策评估”的迫切需要，获得了预测局前官员米歇尔·罗卡尔的赞成。具体地说，公共服务复兴计划通过创建科学评估委员会来建立起公共(46)政策评估机制，委员会交由政治学教授让·勒卡领导。通过开展“全国性”简政行动便于公民接触公共服务，通告在很大程度上着眼于在行政中普及现代管理方法。它提出了两个互相重叠的、互为补充的工具：责任中心（管理方向）和服务计划（参与方向）。许多办公厅、司局等国家组织与直接上级部门以及负责预算与公共职能的部门签署为期三年的合同，因而成为“责任中心”，行动步骤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投入预期目标中，一方面发掘在管理上更加灵活的手段（事后监督、为经费年度结转提供便利、运作经费整体打包、返还部分社会效益给参与到这些工作中的公务员）。理论上说，要给服务计划下定义，就应该在责任中心的设立之前。也就是说，设立责任中心应该在公务员集体思考如何定义任务、服务目标以及使用方法、预期结果之后。服务计划是一次开放性的尝试，很大程度上受到质量检验工作组的思想影响。这两个工具将管理和参与这两个步骤联系在一起。建设责任中心并不是强制性的，而是依赖于公务员的自愿。这一体系呈分(47)散状，与现代化管理改革的特征保持了一致：靠公务员和服务来支撑，在参与、实验和权力广泛下放的调动性框架内，引进管理的工具。这对质量圈（服务计划）和责任中心直接的管理行为（责任中心直接来源于公共管理）进行了概括。因此，公共服务的复兴是公共职能领域第一次大规模的尝试，也是一个实验性的政策。这一方案首先创建了一个旨在分享经验的运作网络：公共服务的复兴增加了政府会议的次数，尤其促成了1990年在外省28城和巴黎举办的“会谈”。改革表现出的指导思想肯定了这一方向。指导思想构成了一种管理的艺术，不强调任何政治与管理之间构成要素上的区别，不再调查和质疑国家的任务。“公共服务复兴计划”重新提出并圆满完成了有工具的、有参与度的现代化：在政治上没有突出“做决定的”中心表现的唯意志论，相反，对国家框架以及从根基开始推动的创新举措表现出了敬意。

改革在现代化改革中的存在，体现在对总理及其团队依赖的网络的研究上，也体现在行政对改革的支持的选择上。就像利昂内尔·沙(48)迪所说，公共服务协会对官员有明显的影响，而这正是他们在总理办公室内部处理行政改革上的问题。同为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的伊冯·罗贝尔（公共服务协会创始人）、西尔维·弗朗索瓦（自1981年起先后就任于多个部的办公厅、公共服务协会创始人）、伯努瓦·舍旺什（预算局高级官员）、热尔曼·费雷克（公共职能顾问、劳动部高级顾问）组建了团队，但都有着相似的社会特征。这些特征体现了“位置效益”在制订改革时的重要性。这些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的高级官员不属于什么大型团队，但属于高级公务员的团体。他们通过行政改革维的思想影响。这两个工具将管理和参与这两个步骤联系在一起。建设责任中心并不是强制性的，而是依赖于公务员的自愿。这一体系呈分(47)散状，与现代化管理改革的特征保持了一致：靠公务员和服务来支撑，在参与、实验和权力广泛下放的调动性框架内，引进管理的工具。这对质量圈（服务计划）和责任中心直接的管理行为（责任中心直接来源于公共管理）进行了概括。因此，公共服务的复兴是公共职能领域第一次大规模的尝试，也是一个实验性的政策。这一方案首先创建了一个旨在分享经验的运作网络：公共服务的复兴增加了政府会议的次数，尤其促成了1990年在外省28城和巴黎举办的“会谈”。改革表现出的指导思想肯定了这一方向。指导思想构成了一种管理的艺术，不强调任何政治与管理之间构成要素上的区别，不再调查和质疑国家的任务。“公共服务复兴计划”重新提出并圆满完成了有工具的、有参与度的现代化：在政治上没有突出“做决定的”中心表现的唯意志论，相反，对国家框架以及从根基开始推动的创新举措表现出了敬意。

改革在现代化改革中的存在，体现在对总理及其团队依赖的网络的研究上，也体现在行政对改革的支持的选择上。就像利昂内尔·沙(48)迪所说，公共服务协会对官员有明显的影响，而这正是他们在总理办公室内部处理行政改革上的问题。同为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的伊冯·罗贝尔（公共服务协会创始人）、西尔维·弗朗索瓦（自1981年起先后就任于多个部的办公厅、公共服务协会创始人）、伯努瓦·舍旺什（预算局高级官员）、热尔曼·费雷克（公共职能顾问、劳动部高级顾问）组建了团队，但都有着相似的社会特征。这些特征体现了“位置效益”在制订改革时的重要性。这些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的高级官员不属于什么大型团队，但属于高级公务员的团体。他们通过行政改革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