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却政府各部“纵向的”不稳定，还增加了国家地方公共服务部门“横向的”协调配合问题。大区长和省长的职权受到削弱，失去了监管权和地方行政首脑的地位，不能再直接对地方行政区进行合法管理，而必须通过面对面与重要的民选代表共同商议，来进行决策管理(15)。毫无疑问，从1980年代开始，省长和大区长们逐渐衰落，地方政府不再与内政部保持几乎排他的关系，而是与所谓的“各行业部”开展更多交流。地方分权导致内政部的行政体系被重新定义。各行业部的纵向的、国家的逻辑与省长和大区长行动的横向的、地方的逻辑展开较量，而后者的权力也重新遭受质疑。在1986年12月5日的通告中，法国总理雅克·希拉克提醒各行业部“在发布和执行指令时经常无视大区长和省长的专属职责”。1990年代初，内政部发现在地方通过谈判达成的调整方案存在许多问题。1985年起，内政部部长皮埃尔·若克斯便希望通过扩展大区长和省长们的行动余地来减少中央对他们的消极影响。他将省政府支出纳入国家预算，以使其免于协商谈判与讨价还价。从1989年起，新任内政部部长菲利普·马尔尚从前任手中接过改革接力棒，他言明权力下放缺乏连贯严密的指导剧目，地方分权政策因此进入第二阶段。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依赖关系增强，对预算局的财政预算(16)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情况越来越复杂，二者之间的权力相互转移，使得中央政府越来越依赖于地方政府，中(17)央政府不免在财政方面受到地方政府相关决定的影响。如果预算局以地方分权导致政府预算增加为由，积极致力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但政府预算与地方政府的预算之间的依赖性仍然很强，并给预算局造成诸多麻烦。首先，地方行政管理的预算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在除却政府各部“纵向的”不稳定，还增加了国家地方公共服务部门“横向的”协调配合问题。大区长和省长的职权受到削弱，失去了监管权和地方行政首脑的地位，不能再直接对地方行政区进行合法管理，而必须通过面对面与重要的民选代表共同商议，来进行决策管理(15)。毫无疑问，从1980年代开始，省长和大区长们逐渐衰落，地方政府不再与内政部保持几乎排他的关系，而是与所谓的“各行业部”开展更多交流。地方分权导致内政部的行政体系被重新定义。各行业部的纵向的、国家的逻辑与省长和大区长行动的横向的、地方的逻辑展开较量，而后者的权力也重新遭受质疑。在1986年12月5日的通告中，法国总理雅克·希拉克提醒各行业部“在发布和执行指令时经常无视大区长和省长的专属职责”。1990年代初，内政部发现在地方通过谈判达成的调整方案存在许多问题。1985年起，内政部部长皮埃尔·若克斯便希望通过扩展大区长和省长们的行动余地来减少中央对他们的消极影响。他将省政府支出纳入国家预算，以使其免于协商谈判与讨价还价。从1989年起，新任内政部部长菲利普·马尔尚从前任手中接过改革接力棒，他言明权力下放缺乏连贯严密的指导剧目，地方分权政策因此进入第二阶段。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依赖关系增强，对预算局的财政预算(16)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情况越来越复杂，二者之间的权力相互转移，使得中央政府越来越依赖于地方政府，中(17)央政府不免在财政方面受到地方政府相关决定的影响。如果预算局以地方分权导致政府预算增加为由，积极致力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但政府预算与地方政府的预算之间的依赖性仍然很强，并给预算局造成诸多麻烦。首先，地方行政管理的预算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在1980年代，地方公共行政管理方面的强制性征税从1972年的10.5%增至1983年的11.9%，再到1992年的14.5%，而中央政府方面的征税则从48.6%减至34.9%。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预算的联系更加紧密了：后者的财政来源一方面主要基于当地直接税收（1987年占财政资源的33.97%到1993年占财政资源的35%），另一方面来源于政府预算（1987年占28.5%，到1993年占30.8%，即1993年的2 360亿法郎(18)）。二者之间的联系还在于，中央政府决定让地方政府对地方减税（比如，为了刺激企业的投资落厂），使得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补贴”增加。因为中央政府武断地减少地方行政机关的税收收入，增加了对地方政府的补贴，以便抵消对地方政府日益增加的征税（1993年总共征税8.8%，而政府总共补贴25%）。这些数字简明而又清楚地反映出这两个“经济体”之间相互渗透的关系。通过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种种契约关系，后者在设备、交通、环境、政策实行、社会政策、城市(19)政策以及地方大学建立等方面不断介入到前者中去。1990年代初，公共财政危机的爆发以及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第104条“入会标准”而建立的对欧洲联盟各成员的公共行政赤字的限制规定，使得这种紧密的财政相互依赖性变得更为明显。地方政府的自由自主原则造成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减弱，后者从而更加依赖前者。

1991年至1993年期间的财政状况，加重了这种因地方分权而造成的相互联系的负面影响，也为改革的必要性做了辩护。地方分权的影响使得行政改革的税收得以发展。这不仅对内部行政管理，也对工作效率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许多部门的自主改革，作为重新恢复政府秩序的手段，行政改革开始整合各个部门，并逐渐恢复公共组织准则。对于内政部来说，“国家改革”就是一种重组地方行政的计划，1980年代，地方公共行政管理方面的强制性征税从1972年的10.5%增至1983年的11.9%，再到1992年的14.5%，而中央政府方面的征税则从48.6%减至34.9%。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预算的联系更加紧密了：后者的财政来源一方面主要基于当地直接税收（1987年占财政资源的33.97%到1993年占财政资源的35%），另一方面来源于政府预算（1987年占28.5%，到1993年占30.8%，即1993年的2 360亿法郎(18)）。二者之间的联系还在于，中央政府决定让地方政府对地方减税（比如，为了刺激企业的投资落厂），使得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补贴”增加。因为中央政府武断地减少地方行政机关的税收收入，增加了对地方政府的补贴，以便抵消对地方政府日益增加的征税（1993年总共征税8.8%，而政府总共补贴25%）。这些数字简明而又清楚地反映出这两个“经济体”之间相互渗透的关系。通过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种种契约关系，后者在设备、交通、环境、政策实行、社会政策、城市(19)政策以及地方大学建立等方面不断介入到前者中去。1990年代初，公共财政危机的爆发以及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第104条“入会标准”而建立的对欧洲联盟各成员的公共行政赤字的限制规定，使得这种紧密的财政相互依赖性变得更为明显。地方政府的自由自主原则造成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减弱，后者从而更加依赖前者。

1991年至1993年期间的财政状况，加重了这种因地方分权而造成的相互联系的负面影响，也为改革的必要性做了辩护。地方分权的影响使得行政改革的税收得以发展。这不仅对内部行政管理，也对工作效率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许多部门的自主改革，作为重新恢复政府秩序的手段，行政改革开始整合各个部门，并逐渐恢复公共组织准则。对于内政部来说，“国家改革”就是一种重组地方行政的计划，是一种重新调整因地方分权政策而造成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不协调关系的方式。

1980年代初，三个主要动因（公共账户的财务状况恶化、欧洲一体化进程以及地方政府的自主权逐渐扩大）相互交杂，在财政、制度以及政治方面造成重重限制，严重影响到行政体系、横向部（预算部、公共职能部和内政部）以及行政改革政策的组织，以至于公共服务复兴和国家现代化的口号难以落实。这三个动因联合产生了若干影响，加强了法国国家的依赖关系：欧洲一体化导致了财政、政策乃至制度依赖，而国家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也更加纠缠。由于自身的控制权和主导地位受到威胁，预算部、公共职能部和内政部这三个中央部开始采取捍卫权力的行动，并对工作方式进行反思。1990年代，三个部被迫通过行政改革来维护自身权威。对于这三个部而言，其共同的挑战便是实行新规则、运用新手段，从而加强政府的控制力，促进政府一体化的进程。这些相互依赖的关系，促使一些政治管理精英和专家对国家的“现代化危机”或者说是“政府危机”进行整治。这些机制的同步展开，说明“国家事务”中行政管理内部存在问题。也正是这两个机制（中央行政机关的竞争以及对危机的全面整治），是我们需要仔细研究的对象。

(1)　关于中期演变的总体分析，参见亚历山大·希内，《预算秩序》，第1—68页。(2)　当债务利率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时“雪球效应”便会出现，而这会导致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中所占比例持续增长。(3)　亚历山大·希内，《预算秩序》，第87—89页。(4)　帕特里克·阿蒂斯，《公共赤字：理论与实践》，巴黎，载《经济学报》，是一种重新调整因地方分权政策而造成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不协调关系的方式。

1980年代初，三个主要动因（公共账户的财务状况恶化、欧洲一体化进程以及地方政府的自主权逐渐扩大）相互交杂，在财政、制度以及政治方面造成重重限制，严重影响到行政体系、横向部（预算部、公共职能部和内政部）以及行政改革政策的组织，以至于公共服务复兴和国家现代化的口号难以落实。这三个动因联合产生了若干影响，加强了法国国家的依赖关系：欧洲一体化导致了财政、政策乃至制度依赖，而国家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也更加纠缠。由于自身的控制权和主导地位受到威胁，预算部、公共职能部和内政部这三个中央部开始采取捍卫权力的行动，并对工作方式进行反思。1990年代，三个部被迫通过行政改革来维护自身权威。对于这三个部而言，其共同的挑战便是实行新规则、运用新手段，从而加强政府的控制力，促进政府一体化的进程。这些相互依赖的关系，促使一些政治管理精英和专家对国家的“现代化危机”或者说是“政府危机”进行整治。这些机制的同步展开，说明“国家事务”中行政管理内部存在问题。也正是这两个机制（中央行政机关的竞争以及对危机的全面整治），是我们需要仔细研究的对象。

(1)　关于中期演变的总体分析，参见亚历山大·希内，《预算秩序》，第1—68页。(2)　当债务利率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时“雪球效应”便会出现，而这会导致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中所占比例持续增长。(3)　亚历山大·希内，《预算秩序》，第87—89页。(4)　帕特里克·阿蒂斯，《公共赤字：理论与实践》，巴黎，载《经济学报》，1996年，第53页。(5)　《国家现代化与竞争力》，载《法国雇主委员会杂志》第534期，1991年11—12月，第19—23页。(6)　参见亨利·奥贝尔多夫，《欧洲联盟和欧洲共同体对法国行政制度的影响》，载《公法杂志》第1期，1995年，第25—49页；罗伯特·哈姆森，《国家行政部门的欧洲化：法国和荷兰的比较研究》，载《国家政策与行政学报》第12卷第1期，1999年，第81—113页。(7)　外交部法律事务局局长M.皮索谢的报告。(8)　《单一欧洲法案》旨在推动1992年12月31日前完成内部大市场的构建，打造“商品、资本、劳务、人员可以摆脱国界限制实现自由流通的空间”。(9)　“委任书”，载乔瑟琳娜·德·克洛萨德，《使法国行政管理适应欧洲要求：致国务部长、公共职能与行政改革部部长和欧洲事务部部长的报告》，巴黎，法国文献局，1991年。(10)　参见亨利·奥贝尔多夫，《法国行政面临着共同体建设的挑战》，载皮埃尔·穆勒主编，《法国行政深陷危机？》，巴黎，拉马丹出版社，1992年，第140—143页。(11)　欧盟委员会最初计划起草指令，来“向各成员国提供法院中所用法律要素的共同概念”：公共行政、公权力以及参与公权力执行。然而由于各国之间未能一致同意，委员会最终决定向每个成员国发送通告。参见亨利·奥贝尔多夫，《法国行政面临着共同体建设的挑战》，第144页。(12)　弗里茨·沙尔普夫，《欧洲福利国家政治经济中的消极融入和积极融入》，载G.马克斯、弗里茨·沙尔普夫等人，《欧洲联盟的治理》，伦敦，塞奇出版社，1996年，第15—39页。(13)　帕特里斯·杜兰、让-克洛德·汤尼格，《国家与领土公共管理》，载《法国政治学杂志》第46卷第2期，1996年，第580—623页。1996年，第53页。(5)　《国家现代化与竞争力》，载《法国雇主委员会杂志》第534期，1991年11—12月，第19—23页。(6)　参见亨利·奥贝尔多夫，《欧洲联盟和欧洲共同体对法国行政制度的影响》，载《公法杂志》第1期，1995年，第25—49页；罗伯特·哈姆森，《国家行政部门的欧洲化：法国和荷兰的比较研究》，载《国家政策与行政学报》第12卷第1期，1999年，第81—113页。(7)　外交部法律事务局局长M.皮索谢的报告。(8)　《单一欧洲法案》旨在推动1992年12月31日前完成内部大市场的构建，打造“商品、资本、劳务、人员可以摆脱国界限制实现自由流通的空间”。(9)　“委任书”，载乔瑟琳娜·德·克洛萨德，《使法国行政管理适应欧洲要求：致国务部长、公共职能与行政改革部部长和欧洲事务部部长的报告》，巴黎，法国文献局，1991年。(10)　参见亨利·奥贝尔多夫，《法国行政面临着共同体建设的挑战》，载皮埃尔·穆勒主编，《法国行政深陷危机？》，巴黎，拉马丹出版社，1992年，第140—143页。(11)　欧盟委员会最初计划起草指令，来“向各成员国提供法院中所用法律要素的共同概念”：公共行政、公权力以及参与公权力执行。然而由于各国之间未能一致同意，委员会最终决定向每个成员国发送通告。参见亨利·奥贝尔多夫，《法国行政面临着共同体建设的挑战》，第144页。(12)　弗里茨·沙尔普夫，《欧洲福利国家政治经济中的消极融入和积极融入》，载G.马克斯、弗里茨·沙尔普夫等人，《欧洲联盟的治理》，伦敦，塞奇出版社，1996年，第15—39页。(13)　帕特里斯·杜兰、让-克洛德·汤尼格，《国家与领土公共管理》，载《法国政治学杂志》第46卷第2期，1996年，第580—623页。(14)　同上，第591页。(15)　帕特里克·勒·利德克，《法国重启地方分权：从管理话语到现实政策》，载《政策与公共管理》第3期，2005年，第101—125页。(16)　对此我们可以参见帕特里克·勒·利德克的博士论文，《共和国市长》之第六章《复数国家》，第544页。(17)　通过国家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契约，地方政府从此在设备、交通、就业政策、社会政策、城市政策以及地方性的教育建设方面都可以介入。(18)　《国家与地方政府财政关系工作组报告》，审计法院，1994年5月25日，第8—9页。(19)　事实上，由国家实现的公共投资部分已经由1970年底的三分之二变成如今的四分之一。地方政府成为主要的投资者，也因此获得更多的谈判权。地方分权改革推行以来，随着紧缩政策的落实，起初反对改革的预算局看到了改革带来的财政效益：国家可以借此鼓励地方政府自行承担自己的财政支出。(14)　同上，第591页。(15)　帕特里克·勒·利德克，《法国重启地方分权：从管理话语到现实政策》，载《政策与公共管理》第3期，2005年，第101—125页。(16)　对此我们可以参见帕特里克·勒·利德克的博士论文，《共和国市长》之第六章《复数国家》，第544页。(17)　通过国家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契约，地方政府从此在设备、交通、就业政策、社会政策、城市政策以及地方性的教育建设方面都可以介入。(18)　《国家与地方政府财政关系工作组报告》，审计法院，1994年5月25日，第8—9页。(19)　事实上，由国家实现的公共投资部分已经由1970年底的三分之二变成如今的四分之一。地方政府成为主要的投资者，也因此获得更多的谈判权。地方分权改革推行以来，随着紧缩政策的落实，起初反对改革的预算局看到了改革带来的财政效益：国家可以借此鼓励地方政府自行承担自己的财政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