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我去买《纽约时报》。引起人们去购买产品或服务的，是我们生活中合适的因素或事情，比如我们应该完成任务。当我们意识到有任务要完成时，就会留意、寻找并购买能够帮助我们完成这些任务的产品。我的理论就是论述因果机制：是什么引起消费者去购买产品的。

那国毅：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您的“颠覆式创新”讲的是什么和为什么，您的“待办任务理论”讲的是怎样做。是吗？

克里斯滕森：是的。非常正确。

那国毅：最后一个问题，是格局商学的创始院长邢志清先生所提出的：一个公司需要具备怎样的因素才能改变世界？他在寻找这些因素。他想改变世界。

克里斯滕森：嗯，我觉得颠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许多创新能够帮助公司变得更好，但我并不觉得这类创新能够改变世界。但是颠覆式创新，让产品变得人人买得起、买得到是能够改变世界的。我觉得他问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那国毅：非常感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最后，我们来个合照吧。采访结束了，非常成功。那边的年轻女士，对哈佛大学校门上的铭文很感兴趣，“进来是为了增长知识，离开是为了服务社会”（Eter to grow i wisdom.depart to serve thy coutry ad thy kid.）它是什么意思呢？她请您解释一下。

克里斯滕森：这代表着哈佛大学试图用知识改变世界。因为人们到哈佛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世界。起我去买《纽约时报》。引起人们去购买产品或服务的，是我们生活中合适的因素或事情，比如我们应该完成任务。当我们意识到有任务要完成时，就会留意、寻找并购买能够帮助我们完成这些任务的产品。我的理论就是论述因果机制：是什么引起消费者去购买产品的。

那国毅：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您的“颠覆式创新”讲的是什么和为什么，您的“待办任务理论”讲的是怎样做。是吗？

克里斯滕森：是的。非常正确。

那国毅：最后一个问题，是格局商学的创始院长邢志清先生所提出的：一个公司需要具备怎样的因素才能改变世界？他在寻找这些因素。他想改变世界。

克里斯滕森：嗯，我觉得颠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许多创新能够帮助公司变得更好，但我并不觉得这类创新能够改变世界。但是颠覆式创新，让产品变得人人买得起、买得到是能够改变世界的。我觉得他问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那国毅：非常感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最后，我们来个合照吧。采访结束了，非常成功。那边的年轻女士，对哈佛大学校门上的铭文很感兴趣，“进来是为了增长知识，离开是为了服务社会”（Eter to grow i wisdom.depart to serve thy coutry ad thy kid.）它是什么意思呢？她请您解释一下。

克里斯滕森：这代表着哈佛大学试图用知识改变世界。因为人们到哈佛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世界。那国毅：我明白了，他们学习知识或技能，毕业后，或者教书，或者做其他工作来改变世界。

克里斯滕森：对的。

我的随想　创新鼻祖熊彼特1950年1月3日，在他离开这个世界的前5天，对前来看望他的老师阿道夫·德鲁克（彼得·德鲁克的父亲）和彼得·德鲁克说：“一个人如果不能改变人们的生活，那他就什么也没能改变。”2002年，当有记者问彼得·德鲁克，您百年之后想被后人所记起的是什么？彼得·德鲁克答道：“那就是我帮助一些人实现了他们的目标。”感谢我的恩师彼得·德鲁克，他帮助我实现了我的人生目标。“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这是乔布斯留给我们的豪言壮语。2016年11月中旬，在前往哈佛商学院之前，我走进我们创始院长邢志清先生的办公室，我问他最想问克里斯滕森教授什么问题。邢院长神情凝重地说：“一个公司需要具备怎样的因素，才能改变世界？”克里斯滕森教授通过潜心研究“颠覆式创新”理论来影响数以万计的企业家，让他们生产和销售大量物美价廉的产品，当颠覆式创新在全球普遍实现时，普罗大众也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进而改变世界。我认为颠覆式创新的伟大意义在于，颠覆式创新是从贫穷国家变成富有国家的法宝；颠覆式创新是人们实现美好生活的路径。克里斯滕森在他的新书《繁荣的悖论：创新怎样使国家摆脱贫困》（The Prosperity Paradox：How Iovatio Ca Lift Natios Out of Poverty）中，用大量的篇幅讲解颠覆式创新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可以从他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人性的光芒。他留给我们最后的忠告是：“别担心你能取得多大成就，想想你能帮助多少人那国毅：我明白了，他们学习知识或技能，毕业后，或者教书，或者做其他工作来改变世界。

克里斯滕森：对的。

我的随想　创新鼻祖熊彼特1950年1月3日，在他离开这个世界的前5天，对前来看望他的老师阿道夫·德鲁克（彼得·德鲁克的父亲）和彼得·德鲁克说：“一个人如果不能改变人们的生活，那他就什么也没能改变。”2002年，当有记者问彼得·德鲁克，您百年之后想被后人所记起的是什么？彼得·德鲁克答道：“那就是我帮助一些人实现了他们的目标。”感谢我的恩师彼得·德鲁克，他帮助我实现了我的人生目标。“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这是乔布斯留给我们的豪言壮语。2016年11月中旬，在前往哈佛商学院之前，我走进我们创始院长邢志清先生的办公室，我问他最想问克里斯滕森教授什么问题。邢院长神情凝重地说：“一个公司需要具备怎样的因素，才能改变世界？”克里斯滕森教授通过潜心研究“颠覆式创新”理论来影响数以万计的企业家，让他们生产和销售大量物美价廉的产品，当颠覆式创新在全球普遍实现时，普罗大众也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进而改变世界。我认为颠覆式创新的伟大意义在于，颠覆式创新是从贫穷国家变成富有国家的法宝；颠覆式创新是人们实现美好生活的路径。克里斯滕森在他的新书《繁荣的悖论：创新怎样使国家摆脱贫困》（The Prosperity Paradox：How Iovatio Ca Lift Natios Out of Poverty）中，用大量的篇幅讲解颠覆式创新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可以从他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人性的光芒。他留给我们最后的忠告是：“别担心你能取得多大成就，想想你能帮助多少人变得更美好吧。”他走了，但他的思想将永存。

管理的终极之善是改变他人的生活。这是我一生的座右铭，与大家共勉。

（2020年）变得更美好吧。”他走了，但他的思想将永存。

管理的终极之善是改变他人的生活。这是我一生的座右铭，与大家共勉。

（2020年）  第4章 

德鲁克在中国

走近德鲁克

管理没有任何的秘密武器可用，也没有任何的捷径可走。前两天，一位美国教授给我们讲课，最后的结束语引用的是美国原国务卿鲍威尔将军的话——“成功没有秘密而言，这是良好的准备、艰苦的工作和在失败中学习的结果。”

德鲁克论企业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我把整个报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德鲁克先生的生平，第二部分介绍他在管理学方面的一些建树。

德鲁克的生平

德鲁克的英文名Drucker在荷兰语中是“印刷者”的意思。现年92岁的德鲁克先生能告诉我们什么？他所说的和他所做的是一样的，德鲁克对我最大的影响，并不在于他讲的管理，而是他用自己的人生来诠释管理。中国有一句古语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正言行。当你在大师的面前，他走得那么正、那么执着，  第4章 

德鲁克在中国

走近德鲁克

管理没有任何的秘密武器可用，也没有任何的捷径可走。前两天，一位美国教授给我们讲课，最后的结束语引用的是美国原国务卿鲍威尔将军的话——“成功没有秘密而言，这是良好的准备、艰苦的工作和在失败中学习的结果。”

德鲁克论企业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我把整个报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德鲁克先生的生平，第二部分介绍他在管理学方面的一些建树。

德鲁克的生平

德鲁克的英文名Drucker在荷兰语中是“印刷者”的意思。现年92岁的德鲁克先生能告诉我们什么？他所说的和他所做的是一样的，德鲁克对我最大的影响，并不在于他讲的管理，而是他用自己的人生来诠释管理。中国有一句古语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正言行。当你在大师的面前，他走得那么正、那么执着，你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他已经写了31本书。第一本书是写于1939年的《经济人的末日》，然后是《工业人的未来》。直到今天，他仍然在辛勤地耕耘。我在去美国之前，听许多人说，德鲁克所讲的东西是工业时代的事情，今天21世纪e时代，他的东西已经过时了。因为当时我没有研究，所以只能保持沉默，但在今天，我可以在这里理直气壮地大声说，德鲁克先生一直在辛勤地耕耘，他知悉整个时代的脉搏。美国《大西洋周刊》最近发表了一篇他的文章，题目是《电子商务能实现吗？》。他对于现在整个经济、整个事态走势的描述都非常有前瞻性。

1909年11月19日德鲁克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父亲阿道夫·德鲁克是当时政府的财务官员，同时也是一位经济学教授。谈到他的父亲，人们不能不提到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我们知道经济学两大派，一个是凯恩斯学派，另一个是熊彼特学派。熊彼特是彼得·德鲁克父亲的学生，也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并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他的名声如日中天。1950年1月3日，阿道夫·德鲁克和彼得·德鲁克驾车去哈佛大学看望他，当时他们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对话。时过30多年之后，阿道夫又问起同样的问题。“你想在将来被人们记得的是什么？”熊彼特说这个问题在今天对我仍然非常重要。他说：“阿道夫，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我们的著作、论文、学术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什么最重要？除非能改变他人的生活。”这句话给彼得·德鲁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以熊彼特为榜样，就是要改变他人的生活。2000年，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是在凌晨3点时读到的这一段精彩的对话，当时我在旁边写下了自己的感慨：“管理的终极之善是改变他人的生活。”这跟德鲁克的管理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德鲁克先生说，你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他已经写了31本书。第一本书是写于1939年的《经济人的末日》，然后是《工业人的未来》。直到今天，他仍然在辛勤地耕耘。我在去美国之前，听许多人说，德鲁克所讲的东西是工业时代的事情，今天21世纪e时代，他的东西已经过时了。因为当时我没有研究，所以只能保持沉默，但在今天，我可以在这里理直气壮地大声说，德鲁克先生一直在辛勤地耕耘，他知悉整个时代的脉搏。美国《大西洋周刊》最近发表了一篇他的文章，题目是《电子商务能实现吗？》。他对于现在整个经济、整个事态走势的描述都非常有前瞻性。

1909年11月19日德鲁克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父亲阿道夫·德鲁克是当时政府的财务官员，同时也是一位经济学教授。谈到他的父亲，人们不能不提到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我们知道经济学两大派，一个是凯恩斯学派，另一个是熊彼特学派。熊彼特是彼得·德鲁克父亲的学生，也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并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他的名声如日中天。1950年1月3日，阿道夫·德鲁克和彼得·德鲁克驾车去哈佛大学看望他，当时他们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对话。时过30多年之后，阿道夫又问起同样的问题。“你想在将来被人们记得的是什么？”熊彼特说这个问题在今天对我仍然非常重要。他说：“阿道夫，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我们的著作、论文、学术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什么最重要？除非能改变他人的生活。”这句话给彼得·德鲁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以熊彼特为榜样，就是要改变他人的生活。2000年，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是在凌晨3点时读到的这一段精彩的对话，当时我在旁边写下了自己的感慨：“管理的终极之善是改变他人的生活。”这跟德鲁克的管理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德鲁克先生说，